【异闻观止】重庆尚康汇 | 继被母校除名之后,汉奸余茂春又被家庭踢出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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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邓超减肥要她作陪 孙俪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大纪元2020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又淳报导)大陆明星夫妇邓超孙俪常在微博搞笑斗嘴秀恩爱。29日,孙俪晒出邓超参加某颁奖活动的照片,并透露邓超此前因为太胖,要她陪着一起减肥,让本来很瘦的她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被安排担任主持人的邓超,在28日的活动中以一身白色西装帅气登场,眼尖的网友感到很惊讶,因为邓超似乎与平常很不一样,仔细一看,原来是邓超瘦了许多。 孙俪29日在微博晒出邓超的照片时解释:“邓超之前太胖了他要减肥,他要我帮助他。原本已经很瘦的我为了鼓励他,也跟着一起减肥。他瘦了5公斤,我瘦了2公斤。”并甜蜜自嘲:“我觉得我好可怜……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呢?” 稍早前录制综艺节目的邓超,脸部发福十分明显,连头上戴的帽子都显得有点小了,引来许多网友猜测节目组伙食太好。而孙俪29日在微博贴出两张对比照,明显看出邓超瘦了不少,许多网友感慨,邓超瘦身的背后,孙俪功不可没,同时好奇孙俪让邓超想瘦就瘦究竟有什么秘笈。 被邓超称为“养生达人”的孙俪,曾分享自己一天的午餐照。照片中有两碗食物:一小碗黑米饭,一碗青菜蛋花汤。极其清淡朴实的菜色,让网友非常惊讶,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孙俪的好身材当然也不是一天练成的。她不只在饮食上重视养生、日常生活相当自律,而且在运动健身上毫不松懈。她平时勤练瑜珈、上健身房,即便产后也没放松对自己身材的要求。而在紧张拍戏时,她总会充分运用时间锻练身体,早晨刷牙时会习惯性地将腿放在洗漱台上,边刷牙边压腿。 此次,面对孙俪对邓超发问“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网友纷纷留言“因为爱情”,并笑说“你更瘦就可以吃更多蛋糕了”。 责任编辑:韩玉

吉林大学生曝食堂饭菜质量差 遭餐厅主任呛声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有学生在微信群中吐槽四餐厅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异物,四年来菜谱从来不变。对此,四餐厅主任在群中声称,学生父母是让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让他们来欣赏美食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回复纷纷表达不满。 据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吉林大学学生在微信群中表示,四餐厅的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橡皮筋、塑料绳等异物。有图片显示,学生在米粉内吃出了头发,在炒菜里吃到了橡皮筋、塑料绳。 有网民曝光了学校餐厅服务交流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在群中,学生吐槽四餐厅的菜谱四年来从来不变,都吃腻了。对于学生的不满,餐厅主任只回了四个字——吃饱就行。 群内学生就其言论进行调侃,该餐厅主任称:“我想你的父母是让你好好学习来的,并不是让你欣赏美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这样的答复令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反问:“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吃好呢?” 11月27日,吉林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他们会改善饭菜质量。 此事也在网上引起民众热议。他们表示:“餐厅主任的父母教他上班是来敷衍了事,被指出来还呛别人的?” “那父母也没说要去学校吃皮筋和塑料绳啊。” “父母花钱也不是让孩子买猪食吃。” “一般来说搞餐饮的通常都情商过人,这位餐厅主任反呛消费者,是因为他有垄断权,所以压根不在乎学生的意见。” “管餐厅的都是关系户,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吧!” 责任编辑:徐亦扬

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
在清朝末年时期,有很多想要拯救腐朽的清朝的爱国人士,他们都被派去国外留学了。学成之后再回来,一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那时也是中国第一次将学生派去国外留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拯救处在危险境地的祖国。
但是,还是有一些出国留学的学生是没有回来的,他们选择继续留在国外。余茂春,就是当年被派到国外留学的其中一人,为了可以继续留在美国,选择了为美国白宫工作。
余茂春的这个行为,让我们国人都理解不了。余茂春作为一个公派留学生,是国家花钱让他去留学的,但他却没有为国家考虑,他的行为也是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学者,就这样成了美国的反华智囊。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一个村但凡出一个大学生,而且是还出了国。那可是光宗耀祖,祠堂有名的事情。
但这一个“大教授”、“大专家”,却因“知识太多”被家族族谱给拉黑了。
9月6日,在安徽寿县,不少老人聚在一起,准备将他们县的“名人”踢出族谱。
在此之前,余茂春的母校重庆市永川中学,已将他从刻有高考状元名字的石碑上凿除。
引发他们如此愤慨的举动,就是现代大汉奸——余茂春。
余茂春,祖籍安徽,在重庆长大,是重庆市永川区(当时的永川地区)的高考状元。
曾就读于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美国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的杨生茂教授,被国家花钱公派到美国留学。
可到了美国后,他就变了。
他相信迷信了里根的话:“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
觉得生他养他的中国,丑陋得不得了,而美国才是他的归宿。
后来,他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成为了声名远播的“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他的家族都觉得与有荣焉,老家安徽寿县也将他奉为名人;他的母校重庆永川中学,将他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留着纪念。
古有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之说。
按道理,作为华人,当了美国教授应该积极地为中美文化友好交流做贡献才是,但余茂春却“另辟蹊径”。
他竟然觉得,美国对中国太友好了,应该往死里整。因此一再地呼吁美国政府,要对华强硬。
刚开始,前几任的总统没理他,可等到了特朗普这个炸弹上台,两人突然就“一见如故”起来。
因为臭味相投,主张对华强硬的余茂春被美国反华先锋蓬佩奥看上,当成制裁中国的“国宝”。
美国制定的恶毒对华政策,很多就是出自余茂春之手。制裁破坏香港,否认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关闭中国在美的领事馆,都是他出的主意。
他曾得意洋洋地对记者说:“教导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既是荣幸又是特权”。
说白了,就是觉得当汉奸还很光荣。
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货色,有点智力的人都心知肚明。
一直以来,美国都召集了一大班所谓的智囊团,豢养着很多余茂春这样的、专门研究如何针对他们自己祖国的人,把他们当成“伪军”用。
不少海外华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他也心知肚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汉奸!
可笑的是,余茂春为了说明自己不是汉奸,还考起了古。说他的祖先是在元帝国末年为躲避朱元璋的屠杀,才从铁姓改成的余姓,和中国人的祖先根本不是一个人。
所以参与制定的针对中国的阴谋诡计,都是天经地义的……
突然就成了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人,不知道铁木真会不会从棺材板里跳出来给他一刀。
六亲不认,助纣为虐,背叛家国,数典忘祖。无耻之极!
其实,余茂春这样的人,就是想在美国混个一官半职而已。嘴上说什么为了美国的利益,但众所周知,美国一旦对中国发起战争,同样受苦也有美国人民。
作为华人,把自己一辈子在美打拼的成就,最后聚焦在用那点小聪明专与中国和14亿中国人的利益为敌上。
汉奸之名当之无愧。
综合自: 世界华人周刊、知乎、网络推文等
综合编辑:尚康汇 · 大大の问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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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

无锡村民房屋被偷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 强拆 | 暴力强拆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从今年8月开始,大量村民的合法房屋被偷拆、强拆,无任何公告手续,无补偿安置。社区和街道互推责任,无人承认偷拆房屋,村民无处说理。 人在医院 房屋被偷拆了 11月24日,居住尤渡村251号的吴建文还在医院住院,房屋就被偷拆了,他的妻子也在医院陪他,因天冷那天刚好回家拿衣服,看见大批穿迷彩服的人在拆房,还在问:“这么多人又要强拆谁家了?”没想到拆的是她家。 她刚进家门就给拆迁的人拖出来了,皮夹子放在冰箱上没拿,要求拿一下不准,银行卡、身份证、钞票都在里边。她哭得不行。 吴建文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人还在医院里把家里房子拆掉了,什么手续都没有。拆房征地要做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找我们协商,没得谈。” “9月30日,街道还带人来我家量土地坪数,我不让量,他们就把我押在门口。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了精神刺激,从那时我就不舒服住进医院了。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你的死活。 “大概是村里来拆的,但是都不认识。报了警,但是警员当时不会来的,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到我家只要10分钟,按道理15分至20分就要来了,他要过了半小时,房子拆掉了才会来的。来了也说是政府行为就走了。 “从8月开始就在拆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拆?我村总共有近300户,拆了200多户了。我看不对劲,他想怎样就怎样的,再下去我肯定要吃亏的。所以,我就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吴建文旁边栋的房屋也同一天被拆,是尤洪兴的家,据尤洪兴儿媳说,村书记约好25号去谈,但24号就被夷为平地了。 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受访者提供)吴建文还在住院,家就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 二栋房被强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吴胜法位于尤渡里235号的房屋,8月7日被强拆后,11月18日下午,位于尤渡里389号的房屋也被拆了。温馨的家夷为平地,让全家十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吴胜法妻子告诉大纪元记者,“第一栋房强拆根本没跟我们谈,一点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发什么。” “那天街道拆迁办领导带着100多人强拆我们房子,当时我们都在家,强行把我们押出来,东西都压在里面。 “第二栋房是11月18日来拆的,这次有来谈过二次,但没谈拢,我想应该还会再来谈的,没有,过了3天就来把房子拆掉了。 “他们9月30日,几十个人穿着迷彩服冲到我家里,把我打一顿,那天我女儿没上班请家在家,我孙女读幼儿园感冒也在家,吃过饭她母女俩躺在床上,这时我在楼上听到有敲门声音,还没走到楼下,他们已经撬开门冲进来了。 “我说,你们冲进我家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们不说话,四五个人过来就把我抬到房间里摔在地板上,我女儿和小孩看了吓哭了。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到我家门上贴一张纸,说我家是危房。我的房子是别墅房,他说是危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广宁街道的章,我就到街道去问他们,为什么说我家是危房?他说,你家就是危房。 “过几天街道来找我们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给他讲了我们家具体的困难和需求。我丈夫说,我们家这么多人,一定要安置好我们的。 “他说,不是看人安排的,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你们要,就从老房子弄一套过来。这次还没谈好。过二天就来把我们房子拆掉了。现在是权大于法,没办法呀! “房子都被强拆了,那天我们全家都到街道里去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了好多保安、保防来强行把我拉到拆迁办。后来听他们说,现在先安排你们去115101住,我去一看,都是毛坯房,一样东西都没有,只有大门有门,里面房间、卫浴都没有门,里面全是灰。 “27日,我们实在没地方住,到社区去,社区又叫我们到街道去,街道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家有二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7岁,一个老母亲80多岁,怎么生活啊,我们现在住在外面,没理可讲啊! “我到社区,社区说没拆我们房子,要我们去找街道,街道要我们找社区。来的都是穿迷彩服的,还带着电击棍,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来拆的。” 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 无锡市锡山区的陶国芬,目前已经搜集无锡地区村民被非法强拆、强征的资料近百笔,准备在网上投诉无锡市委书记黄钦。她表示,“无锡市在黄钦和市长杜小刚的领导下,无锡市的强拆工作做得是炉火纯青、无所不用其极。” 陶国芬还表示,“广益街道书记邓曙军、尤渡村书记马建,无视法律,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巧立名目、造假、横行不法、违法行政强行抢夺百姓财产,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土匪城市还差不多吧!” 责任编辑:高静 #

中共确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引关注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中共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近日称,当局敲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外界认为,这项计划可能再挑起雅鲁藏布江流域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因为这关系到3个国家的用水问题,其中包括印度。分析认为,当前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共此举会令印度更加敌视中共。 据《中国能源报》报导,晏志勇近日出席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时称,中共当局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 中央社报导,晏志勇还强调“实施”二字,证实这项开发案已敲定。晏志勇并称这是一项“国家安全工程”,包含水资源及中国的国土安全等。 晏志勇表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能源,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瓩。其中,下游的“大拐弯地区”在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汇集近7000万瓩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超过3个三峡电站。 他并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近6000万瓩水电开发后,每年可提供近3000亿度低碳电力;水电站运作后,也可为西藏自治区带来人民币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 晏志勇还称,这是一项“国际合作”工程,将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更加畅通。 据公开资料,雅鲁藏布江由中国西藏向南,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最后在孟加拉湾入海。流经印度时,这条江叫布拉马普特拉河;由印度再流到孟加拉时,则叫贾木纳河。也就是一条河关系到3个国家的用水问题,中共在上游兴修水利,势必引起下游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关注。 2014年11月,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藏木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接着又计划在雅鲁藏布江新建至少3座水电站,引起印度的不满。 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称,许多环保人士表示,藏木水电站可能会严重影响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环境,印度也担心该项目会造成阿萨姆地区水位下降。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印度流经喜马拉雅山麓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有主权争议)和阿萨姆平原,是沿岸数亿居民饮用水和灌溉之源。 港媒《明报》报导说,几年后的当下,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又确定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如此大的水电项目,肯定也会令印度更加敌视中共。中国南海研究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南亚问题专家彭念表示,不仅如此,还会引起国际关注,“负面影响肯定大于正面”。 彭念表示,中印在高层对话中断的情况下,要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很难。印度在下游,在水资源上无法反制中国(中共),但可能在其他方面会“变本加厉”。 责任编辑: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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