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龙|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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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长租公寓频爆雷伤害低收入人群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毅报导)近来,大陆长租公寓频频爆雷,而租住长租公寓的基本都是低收入人群,这对他们伤害极大。有评论人士认为,长租公寓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旁氏骗局,中共监管部门监管严重失职。 据财新网12月4日消息,截至2020年9月,大陆长租公寓爆雷的企业共计26家,部分头部长租公寓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蛋壳、青客、乐伽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根据已上市的蛋壳、青客两家公司公开财务数据,这两家长租公寓已技术性破产(入不敷出);自如、相寓两家强行要求房东降价或赔偿巨额装修费却不给租客降价,自如目前涉及的法律诉讼近900件。 报导引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主要影响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首先,头部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大学生和白领,每年租客群体约为236万人;其次,中低端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农民工群体,当前农民工群体约为2.4亿人,租住长租公寓的比例按5%保守估算,达到1,200万人;再有,长租公寓拖欠工资主要对象为保洁、维修人员,属于城市打工者,拖欠装修工程款涉及农民工工资。所以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蔡真把长租公寓频繁爆雷的原因归为:滥用租金贷;高风险经营模式,主要采取两个手段“高进低出”和“长收短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长租公寓当前模式漏洞进行诈骗。 但是,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却认为长租公寓频频爆雷是中共监管机构不作为造成的。 王剑表示长租公寓频爆雷说明这种商业模式是不可行的,已经经营成了一个旁氏骗局,成了一个融资手段。 王剑进一步解释说,公司从房东那里收来房子,装修以后租给客户,高进低出,中间利润很少,甚至赔钱,公司就要不断的扩大经营规模,填窟窿,等到窟窿填不上时,公司就会卷钱跑路,这和P2P的模式一模一样。 王剑认为,中共当局应该早介入,进行监管,应该有政策出来,现实是当局根本不管,当局无能,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 据陆媒消息,12月3日凌晨3点,广州天河广场一名蛋壳公寓租客将租住的房子用火点着后,从18高层跳楼自杀。 跳楼租户的室友称,他们的房东上个星期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单,称因为没有收到蛋壳的房租,所以要求租客一个星期内搬走,期限就在这两天。 这名室友称,他们很多人都交了1年的房租,而跳楼的租户刚毕业还没工作,贷款缴了一年的房租,原本还说计划回老家打工还钱。但没想到选择了轻生。 责任编辑:梁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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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朝着她的方向。人群里忽然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弦子,你要加油啊!”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是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一位警察凑近人群中的学生,“想单纯地聊聊天。”警服上套了一件黑色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小事?他问他们。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正式开庭。受理案件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拒绝公开庭审。 庭审场外的丹棱街,聚集着前来声援的人群。四位没有提前约定的朋友在这里相遇,认出彼此后,他们紧紧拥抱。 柳皓在中午十二点半到,王靖雯在凌晨十二点半离开。他们一起记录下庭审场外的12小时:在标语的海洋中,一波又一波外卖送到。戴着猪头面具的男性,把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买断了货。此外,还有糖葫芦、鸭脖、奶茶、汉堡……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回家后,她的心砰砰跳,一夜难眠。 我们记录下他们的见闻。  1 标语的海洋 12月2日,中午十二点半,气温刚刚超过零度。丹棱街1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北门外,还没有聚集起引人注目的人群。许美静、柳皓和其他三个陌生的女孩站在北门入口外,他们相互询问,“你也是来支持弦子的吗?” 得到彼此肯定的答复,几个人开始继续交谈,有人表明身份,说自己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说自己专门从杭州赶来,往返2500多公里。 其中一个女孩举着手机,对准法院北门的入口,像是在录像。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警察,“你们有联系(当事人)吗?”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回答他。许美静反问他:“我们不能站在这儿吗?” “疫情期间不允许聚集。”警察解释说。 几个人戴上口罩。几分钟过去,北门外依旧没什么动静,他们陆续走到了法院南门。 法院现场平面示意图 南门外是通惠寺街的一段,长度不到一百五十米,路宽大约五米,十几棵高大的悬铃木落去了大半的叶子。路的一边是法院南门和安检口,另一边开着几家律师事务所,一两家餐厅和茶馆。 这时候,路边还只有零星几个人。两个外国记者背着设备低声交谈。一个中国摄影师对着法院大门匆匆拍了几张,然后双手插兜来回走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十分钟过去,路边陆续站了三四十个人。一个年轻男人捧着鲜花站在法院南门边,他的身边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安静地排着队。 和他们几米之隔的马路对面,一个高瘦的白人记者架好了摄像机开始拍摄。几分钟后,一个警察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记者证,三脚架也随之收起。 警察在拍摄外国记者的证件 其他人依旧安静地站在马路两边,交谈声很轻,断断续续,一两句话随着白雾迅速消失在寒冷的空气里。 路人经过这里,被短暂地吸引目光,有人留下半个句子,“噢,那个朱军的案子”,然后走开。 柳皓站在稀松的人群间,举起手机去拍照。旁边的中年男记者问他是哪家媒体,他说,“我是附近的学生”。 不止他,很多学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有人带着相机,有人买了鲜花。还有人来自本地的社群和NGO。人们带着自制的手幅和招贴,相互张望。 图说 柳皓往路口看去,从人群里看到了博里,“你也来了!”许美静拥上来,三个人紧紧拥抱。 人群渐渐壮大,现场的一家媒体开始采访。博里和许美静站在记者的镜头前,各自举着标语:“打破黑箱”、“性骚扰可耻”。因为寒冷,她们的手指开始泛红。 被问到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期待时,许美静说,今天能不能在司法上取得进步,她不知道,但就像弦子说的,要“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疑问”。 交谈间,她们身后近百人聚集了起来,呼喊声开始从人群中传来,“我们和你(弦子)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图源:Andy Wong/AP/達志影像 几十张手幅和标语被举起来,各色的纸张写满平静的话语或是愤怒的控诉,被一一举过头顶,朝向一个方向­。 现场声援者 这是下午一点左右,弦子穿过人群来到队伍的末尾,人们迅速围过去。举着标语和招贴的声援者们站在她的身后和左侧,另一边则是自媒体和职业记者们的镜头。 弦子站在人群里,瘦小的身影,双肩包的背带滑到了手臂两侧,让人很想去帮她把背带扶起。几根白发从她的头顶散下来。看到眼前来声援自己的人们,她很快红了眼眶。 图说 人群里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激动地说:“弦子,你要加油啊!” 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她继续跟大家说着话,一卷招贴从弦子前方的人群中抛过来,她伸手接住了它,打开来,白纸上两个大字:必胜。 现场声援者 弦子把“必胜”的招贴拿在身前,再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全是哭腔,语气又依然坚韧:“感谢大家今天赶到这里……我特别担心今天做得不好。”因为情绪激动,她说得断断续续。 周围不断传来鼓励的声音,“弦子不哭”、“你已经很棒了”、“弦子加油**”**…… 弦子继续说道,“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很看重我的这个案子,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我们能够进行的诉讼很少,不管是赢还是输,其实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就算这个案子没有取得最终的司法意义上的胜利,但是能够让很多人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案子去推动司法向前走……让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些顺利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谢谢大家!” 她深深鞠躬。人群为她鼓掌。 图源:Kiva 与此同时,在人群西侧三十米外的路口,两个外卖员在此相遇,一男一女,停下车朝着法院门口张望了两眼。女外卖员问,“这是在做什么?” 男外卖员抬手指向人群:“我看(有人)举的什么‘相信女性’的牌子,现在女性都是非几百万(身家)的不嫁,你说还怎么让人相信女性?” 图说  说完,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  2 警戒线拉起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弦子进入法院。 随后,博里和其他人被要求离开马路站上人行横道,再撤下手里的标语。人群安静地按照指挥移动,但是没有人把手里的标语放下来。警察过来的时候,博里就跟大家一起虚掩一下,等他们的目光一离开,标语便又纷纷升起来。博里说,“这是中国孩子最擅长的假装听话。” 安静的等待没过多久,人群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那位几十分钟前查阅证件的外国记者,正被五六个警察围住,拖向派出所的方向。途中有警察试图拿走他的设备,理由是要核查他的身份和资质。 博里和身边几个陌生的姐妹确认眼神后,快速追到了派出所门口,人群中响起“不要推他!”“便衣亮出身份”“不要干扰正常采访”的声音。 进入派出所,博里和其他人要求在大厅等结果,但是被“出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理解一下”这样的话语以及肢体语言的驱逐一步步逼退回了派出所外,人群全部停留在警戒线后。 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女孩坚定地留在大厅,不说话,只是昂着头流眼泪。一群警察围住她,表示要告知她的大学辅导员,并上手准备推拉。博里和其他人试图上前去阻拦,并一遍遍大喊:“不要碰她!不要碰她!”她们最终还是被带到了警戒线后。 图源:黑羊公社 那位女生退下来后止不住地颤抖哭泣,博里和另位三个女生一直站在她旁边,递纸,拍肩,安静地陪伴。 外国记者出来的时候,博里和几个女生正在被警察核查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联系方式。他们声称只是正常程序,公民有义务接受检查。但博里心里害怕,几个人在登记时要么尽量写得潦草,要么抖得拿不住笔,“给假的怕现场被抓,给真的怕上学受影响。” 她们要求警察现场核查然后把写了身份信息的纸张归还,最终警察以网络不好为由,把纸张带回了所里。 下午四点的人群比中午稀疏了不少,但仍然有七八十人在等待着。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王靖雯到了现场。 前一夜她彻底失眠。没带电脑、没带相机,她带着混沌的心情前往现场。 警戒线拉在马路的一侧,蓝白色的条纹在风里微微抖动。“你能感受到人群中微妙的不安全感、微妙的怀疑。”王靖雯回忆。 图说 17:13,与声援者一街之隔的法院安检厅。人行道边已经拉起警戒线。 现场没有人集中地举起标语了,有人零星地举起标语,和它们匆匆合影,然后放下。 傍晚之后,有人主动找了过来,博里一眼认出,是白天和她们起冲突的警察。 他说:“就是想单纯地聊聊天。” 他在警服外套上了一件黑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他问博里她们是什么组织,要这么坚持在法院外等弦子?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她们近乎无关的“小民事”? 她们说,弦子出来的时候看到她的朋友们都在,心里能舒服一点,就这么简单。 聊天持续了一会儿,那位警察没能被她们说服,依然认为眼前这些人一定都相互认识,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来的。 他离开去值班的时候,博里和身边的人对他说,希望他今晚能早点回家,多穿衣服。  3 外卖“乌托邦” 从中午弦子进入法庭之后,室外的天气一点一点变得更加难捱,博里跺着失去知觉的脚,跟周围人紧紧围在一起。 一个带着猪脸面具的大哥走过来,递给她们几个暖宝宝。他戴着粉色猪脸面具,笑称自己是“猪军”。 戴红袖章的“猪军”大哥,他说自己的任务是“保护大家”图源:微博@昔央 博里中午就注意到“猪军”大哥了,被面具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什么偏激分子。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忙里忙外,安抚警察和人群双方的情绪,法院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都被他卖断货了。 慢慢地,人群里有人自发地购买并分发暖宝宝和巧克力。大家“姐妹姐妹”地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博里搓着暖宝宝取暖,觉得又充满了力量。 图说 有声援者和记者走过来,问博里:“你们是不是弦子亲近的好朋友?怎么一直冲在前面?”博里和三个女孩回答:“我们不是,只是远方的朋友。” 来得相对晚些的王靖雯试图和周围人搭话。一个形单影只的外国女生用中文告诉她,自己在微博上看到消息,下班后赶了过来。 她也注意到人群中显眼的“猪军”和另一个男人在交谈,聊“如何爱国”,语气平静。 和“猪军”对谈的男人,王靖雯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 夜更深了,寒气袭人。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一个外卖小哥驶进人群:“谁是弦子?” 大家都有些错愕,外卖小哥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谁是弦子?” 一个女孩试探地回答:“我们都是。” 图说 这份外卖是五十杯奶茶。在这一单之后,更多的外卖陆陆续续到来,暖宝宝、炸鸡、烧烤、关东煮……现场和其他天南地北的朋友不断在外卖平台下单,送来的品类越来越多。不同的订单,上都写着同一个收货人:弦子的朋友们。 点给“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外卖的单据 图源:现场声援者 每一次外卖小哥来到人群大喊“谁是弦子的朋友”时,人群同声相应,“我们都是”。博里感受到一种“汹涌的善意”。人们轻松下来,开始分发外卖,聊天。 王靖雯拿到一串糖葫芦,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咖啡因让她的心脏怦怦跳。 博里把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这四个小时描述为“乌托邦”。下了班的上班族从周围赶来,学生下了课从新东方的教室过来,还有人从宿舍扛了一箱厚衣服过来,热心地分给大家。 热闹之间,有人建议把暖宝宝和食物分给现场执勤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也有人呼吁线上的朋友们不要再点外卖了,避免造成浪费。 人群熙熙攘攘,一位橙衣大叔一直在其中忙碌,他从江西赶来,一晚上都在组织分发物资、收拾垃圾。 来自江西的橙衣大叔  4 “弦子出来了” 23:52,在新一天到来之前,人群里传来了弦子的消息。有安保人员打着手势报信,“人快出来了,记住,你们不可以打标语。” 人们从各自的方向缓缓地挪向警戒线,相机对准那条长长的、被凝望了许久的玻璃回廊。安保人员不断地穿行在这条连接法院大楼和安检厅的回廊,里面的人也隔着被凝视的玻璃,向街对面看过来。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一波波怀疑曾升起又下落:弦子会不会已经在安保安排下从别的出口离开?弦子会不会被安置在法院里,被要求等人群散去再离开? 但人们最终等到了弦子。安保把弦子和她的律师、证人们拱卫起来,另有一行人跟在后面。他们走得很急,一行人簇着弦子、律师和证人们往出口走去——王靖雯和博里,还有更多的声援者,路灯下黑压压的一片,在弦子的右手边。 弦子一行人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走出法院安检厅 “弦子,我们在这边!”一个男声在高喊。 王靖雯在手机镜头里找到了穿着驼色大衣、被长围巾包裹着的弦子,瘦小,单薄,背包带溜到肩上,就像她十一个小时前站在这里时一样。 弦子转过身,一行人来到人群间。在黑色的暗影里,长枪短炮凑过来,有一个男人喊,“打个光!”闪光灯打到她个半个身子,人群外围的声援者们才得以看到她。 人们往前涌,一切带有摄像头的设备被支得更高。很多人用手机自发地录像。 被相机和手机镜头包围的弦子 图源:现场摄影师 在王靖雯录下的视频里,黑压压的人群与树影连在一起,一束光在弦子身上飘摇,一会打到上半身,一会打在腿上,有时直射在她头上,她那张小小的泛白的脸才被人们看到。 一束光歪歪地打在弦子腿上 图源:现场摄影师 视频有些模糊,但声音清晰地传来,人群里错落的声音在呼喊着“好样的”,“谢谢你”,“辛苦了”…… 弦子找到人群沉默的空档开口:“我们今天的庭审结果是休庭,我们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同时申请了人民陪审员,我们会再次申请公开审理以及要求朱军本人到庭。由于本案非公开审理,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全部。” 民事案件里法官回避的话主要有以上几个情形 她有些咳嗽,在用力地扩大声量。在开庭前,因为紧张,她的肠胃炎发作。庭审超过十个小时,她只吃了一条巧克力。 在一波一波克制又热切的呼喊中,弦子似乎找到了一点底气,也略微松弛了一些。她眉头拧了拧,像个受了委屈又终于找到怀抱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个公众关注的案件,所以我们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要求休庭,要求三位法官回避。” 离开前,弦子面向人群,奋力喊出这一天的最后一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人群慢慢散去,几个警察注视着人们离场。零点二十分左右,王靖雯准备离开了,有警察对她说,“快打车回去吧,孩子。” 出租车载着王靖雯往北三环开去。车窗外,茫茫夜空的中间,圆月悬空,透彻明亮。 图说 5他们的话 许美静: 弦子的案子从发布庭审信息到第一次开庭休庭的这段时间,我流了很多很多次眼泪。每次让我忍不住流泪的都是共同体的力量。、所有说自己与弦子同在的人,无论是在法院的现场,还是天南海北,“弦子的朋友们”这样的认同在给每个人勇气。 我知道自己是这样易感,这样忍不住哭,但我也欣然接受这一点,我知道正是柔软、敏感的女性力量让这一切发生得这样有序、温暖而充满力量,这是我们脆弱之处,亦是我们用以创造奇迹的东西。 柳皓: 白天去了庭审场外,标语和口号,百十个镜头和弦子的白发,风吹得人脑门发疼,手指冻僵,人们站在她周围呼喊,喘息,那一刻巨大的振动像是对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教育。又或者,是身份政治和女性力量带给人的成就感,但其实成就了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那是一些抽象的爱,把人包裹,我泪流不止。这是我私人的感受,焦躁了一整天,希望回到平静里,又不舍得回去,也值得一生铭记。 博里: 大家“姐妹姐妹”的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我一边搓着暖宝宝取暖一边在手机上开着课题组的组会,眼前的法院是历史,耳机里的性教育是未来,身边是与我同样渴望改变的年轻人在抱团取暖,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力量。 王靖雯: 我的朋友说,不要在意那些老去的一切。 我说,向着沉沦的一切开战。 “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路障将不再起作用。当沉默和羞耻消失时,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的嘴被捂住、身体被进入,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 *文中未标明图源的照片由博里、许美静、王靖雯、柳皓拍摄。 口述来源丨柳皓 博里 王靖雯 许美静 撰稿丨陈皮 编辑丨罗方丹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多诺瓦 排版丨龙建敏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The post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appeared first on...

青海省三官员同日落马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12月5日,中共青海省纪监委网站称,该省三名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人分别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肖玉海,青海省防空办公室前党组成员丁琳,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牛志刚。 肖玉海于2003年至今,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丁琳于2004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任防空办前副主任、公司党委委员,现已退休;牛志刚于2012年3月至2014年11月,历任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贸易部部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此前,青海省官场有多人被查。 9月25日,上任不久的中共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被免职。 7月22日,中共青海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贾小刚被调查。此前,贾小刚曾是中共最高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副厅长,调职青海省仅一年零四个月。在贾小刚落马前,青海省司法系统也有官员落马。2018年5月,青海省司法厅前厅长王胜德因受贿罪二审改判五年。 此外,在该省曾任主要职务的江派大员——青海省前司法厅厅长苏荣、青海省前副省长蒋洁敏、青海省前省委常委毛小兵均落马。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也是江派,且与令计划私交很深。 文国栋、强卫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发迹,均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组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列为追查对象。 责任编辑:洪昀

就在昨天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康明大哥打电话,问他在做什么。他有些闷闷不乐地说,去了当地的政府部门,索要“光荣之家”的牌子。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正在开团部会议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整个山体垮了下来,全部人员被埋。那时,康明只有两岁零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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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坑道被挖开,包括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在内的114人全部窒息而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悬挂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烈士家属的一份荣耀,从2018年7月开始实施。但两年多来,康明大哥一直没有接到领取光荣牌的电话,不得不亲自上门去领取。

昨天,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951年初出生的康明,即将迎来自己的古稀之年。

15岁那年,他参加红卫兵去北京串联时,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战友,对方说,坑道被挖开时,他的父亲躺在床上,旁边墙上的作战地图一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

被困在坑道的团长,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着出去了,穿好军装,扣好风纪扣,盖上被子,躺到床上,然后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慢慢睡去。

这个场景,让康明泪流满面。他想,等将来有机会,要去找到父亲的安葬地,接他回家。但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逝去的生命,即使他是为国捐躯,即使他是一个团长。

直到退休那年,康明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地。现在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康明用谷歌地图,在三八线北侧,父亲当年牺牲的大概位置,一点点放大去看,有一天,他忽然看到有五个白色的连在一起的物体,后面有一个大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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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委托朝鲜的朋友去到现场拍回照片,真是父亲的墓地。之后,每到清明,他和妈妈就打开电脑,对着屏幕遥祭。

遗憾的是,父亲安葬的地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退休后,他每年都要去朝鲜,把省吃俭用的钱换了礼品,送给当地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希望能带着他去父亲的坟前磕一个头,但至今都没有如愿。

两年前,我去康明大哥的家里采访他,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康明大哥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看着这个场景,我一时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烈士团长的儿子的家。

康明大哥说,为了打听父亲的信息,他曾找到刚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傅全有,对方听说他是康致中的儿子,立马见面。在刚刚入朝作战时,傅全有是他父亲的部下。

我有些打趣地对康明大哥说,如果你父亲没有牺牲的话,你也是红二代了。康明大哥听了这话,笑得有些尴尬。

同样没能成为红二代的还有河南的苗务才。2010年,已逾花甲的他来朝鲜,同样因为父亲埋葬在朝鲜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他向着埋葬父亲的方向,放声大哭:“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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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母亲一个交待,他在安葬有毛岸英烈士的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抓了一罐土,带到母亲的病床前,骗母亲说这就是父亲坟前的土,已处于昏迷中的母亲竟然有了知觉,把手使劲伸进罐子里,抓着泥土不放。

一将终成,万骨无还。

同样为了寻找父辈的忠骨,康明遇到了邓其平,后者的父亲邓仕均在抗战时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也是一个团长。他的父亲牺牲在韩国境内,埋骨的地方早已是一片田地。

在两位团长后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代们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自发而起的群体,开始用行动来告慰父辈的鲜血与生命。当年,他们的父亲为国而战,如今,他们带领父亲部下的后代们,为家而战。

寻找埋骨之地,前往墓地祭拜,或者带把土回家。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保卫国家的热血不再,亲情的脉络,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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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前,康明每年都要前往朝鲜,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他去了长津湖,去了黄草岭,当年战斗无比惨烈的地方。他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他和众多烈士后代们一起,帮助几百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康明带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女儿,去牺牲地祭拜她的父亲。她的父亲高连喜是一位副团长,至今尸骨无还。

在很多墓碑上,他看到这样的记载:XXX等以下几百人。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康明找到一名牺牲在朝鲜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官方公布的244名阵亡团职干部名单里。

朝鲜老秃山的志愿军墓地,也未出现在官方的名单里。

对于朝鲜战争有197653名志愿军牺牲的官方数字,康明确信这是不准确的。

一个让这些烈士后代们倍感失望的是,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却没有这些烈士的。按照规定,只有在2020年元旦后还在世的老兵,才可以领到这枚纪念章。

是的,在现实中,也只有活着的人,可以参加授勋仪式。这,就是战争。

但是这些后代们并没有抱怨,他们提议,各自出钱,定制一批纪念章,自己发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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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失去父亲的这个群体,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为了省钱,他们在网上多次比价,最终核定:纪念章15.5元,带子1元,盒子5.1元,共计每套21.6元。

和国家发放的纪念章不一样的是,他们在章的背面,刻上父辈的名字。

有一天,我在他们的微信群里看到这一幕时,异常心酸。我告诉他们,这个纪念勋章的钱,由龙越基金会来出。因为勋章,不能是自己掏钱买来发给自己的。

包括在悬挂光荣牌时,我曾给主管部门提过建议,不应该打电话通知让退役军人或者烈属来领取,而应该敲锣打鼓给送到家里,现场悬挂。

荣耀,一定需要用仪式来彰显。

2013年6月,康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主持人陈晓楠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父亲的墓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康明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咱们回家吧!

两天后,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在未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送还在韩国发现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

他们也有亲属,他们的亲人也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朴槿惠说。

康明猜测,这个临时增加的外交礼包,或许是因为对方的人看了这个节目。

也正因此,康明对韩国的态度有了一些好感。曾经,那是父亲的敌人。

一个月后,康明和苗务才一起去了韩国。他们的父辈虽然安葬在朝鲜,但是隔着三八线南侧的铁丝网,就可以看见父辈的墓地,那是被允许到达的离父辈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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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曾有一个担心,他拿着盖满朝鲜签证的护照去办理韩国签证时,会不会被拒签,结果出其意外地顺利。

更让他意外的是,在三八线南侧,附近站岗的韩国军人,在看到他隔着铁丝网朝着父亲的安息之地祭拜时,突然站直了身子。

从那后,康明大哥每年都要去韩国。为了省钱,他带着帐篷,晚上就住在野外,吃饭都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年近古稀的他,不会一句外语,却在韩国一住就是上月。

2019年夏天,康明和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去韩国,约我一起前往。我在韩国的朋友俊杰接待了我们。俊杰是一位中国通,在中国做生意多年。

俊杰(下图左)特别热情,帮我们安排食宿,还每天开车带着我们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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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在车上聊起父辈英勇的事迹时,慷慨激昂,激动万分。就在这时,俊杰一脚刹车,满脸愤怒地看着我们,然后大声说,你们的父辈都是英雄,你们是保家卫国,那么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400万人,算什么?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后来的几天,争吵越来越多。当志愿军烈士后代说到朝鲜时,俊杰会刻意纠正,那是北韩;当后代们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俊杰会说那叫韩战。而这些后代们,有时候也会故意用“南朝鲜”来代替韩国。

最激烈的一天,是俊杰带我们去韩国的显忠院,就是韩国的国家公墓。到了门口,这些后代们不愿意下车,直言不讳地说,这里面埋葬的人,可能就打死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可能去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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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我作为中间人,十分棘手。

旅程的最后,是去三八线附近的一个战场,在那里,韩国的军人正在帮助寻找中国志愿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在一个山坡上,全是韩国年轻的军人。看到这一幕,曾经当过兵的康明,突然举起了右手,向他们敬礼。其他的后代,做了同样的动作。

韩国军人寻找遗骸现场。

“韩国军人帮助寻找的,都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曾经互为敌人,韩国军人能放下历史的仇恨,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康明说。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俊杰说,为了让烈士们的遗骸回家,我愿意无偿来帮助你们。

冲突的双方,基于人性,终于站在了一起

因为父辈共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烈士后代们,走到了一起。而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也是因为父辈共同的经历,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微信群名是:180之子。

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180师,几乎全部成为美军的俘虏。

这个群体,相比烈士后代们来说,低调许多,战俘的身份,让他们父辈受尽苦难,而难以言说的屈辱,延至后代。烈士后代们聚到一起,是为父辈的荣光而努力,而他们走到一起,是为了让公众对父辈多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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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林模丛曾经就是180师的战俘。

两年多前,我在昆明采访他时,我能深刻地感受,他一生都没能走出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他和特务做斗争,终于回到了大陆,却开始了噩梦般的岁月。在这期间出生的儿子,患上了自闭症,不敢和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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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有国家的纪念活动,他们是无法参与的。这些做过战俘的人,也有自己的节日,每年4月8日,他们会齐聚四川大学,纪念在这一天牺牲的战友林学逋。

林学逋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在180师担任英语翻译。被捕后,面对特务的诱惑和屈打,他坚决不从,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务用刺刀把他的心脏挑了出来。

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林学逋死得很惨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能去四川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屈战俘林学逋,如同他们的精神明灯。

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个村子里,有两个战俘,后来,一个选择去了台湾,一个坚决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的,受尽磨难和屈辱。到了上世纪80个代末,县里的统战部突然派专车接大陆的战俘到县宾馆吃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去了才发现,台湾的战俘回乡探亲,统战部高接远迎,让他去作陪。

其实,还有一个群体,比战俘更为隐蔽。

真真是一位志愿军的女儿,直到2015年,父亲重病住院时,才告诉她,她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

1953年7月,朝韩停战,志愿军陆续撤离,但有部队官兵被留下来,帮助遍地焦墟的朝鲜恢复建设。就在此时,真真的父亲和一位名叫妃臻的朝鲜女人好上了。真真的爸爸解释说,当时,连年的战争让朝鲜的男人急剧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当时政府默许女人和志愿军结婚生子。

真真和哥哥就是这样在朝鲜出生的。真真出生3个月后,爸爸的部队要撤回中国了,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按照朝鲜规定,如果有一个孩子,只能留在朝鲜,不能带走,如果有儿有女,就只能带走女儿。

1956年10月,爸爸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真真,坐上了回国的火车。真真的朝鲜妈妈,抱着一岁的哥哥,追着火车,边跑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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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一列列从朝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演了太多这样的生离死别,许多个家庭活生生被拆散,从此一生再未相见

甚至有朝鲜妇女卧轨阻止火车开走;还有的志愿者官兵,为了把儿子带走,把他打扮成女孩,塞在炮弹箱里。

“真真,你一定要去朝鲜找到你妈妈和哥哥,妈妈叫妃臻,在新安洲,我对不起他们……”爸爸临终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对真真说。

几乎每年,真真都要去次朝鲜,她感觉像回家一样,却至今无法找到家人。

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混血儿女,至今都没有找到妈妈。而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当天,电影《金刚川》上映,据公开的信息,这部战争大戏,从筹拍到上映,只有3个月时间。

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念活动,达到历史的高点。而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个体来说,他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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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帮康明去父亲的墓前祭拜,如果能帮真真找到亲生母亲,如果能让每一个牺牲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这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最好的纪念;对每一个士兵的纪念,就是对整个战争的纪念

如果能在授勋的时候,给那些战俘一枚勋章,告诉他们,被俘是万不得已,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人性的方式,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士兵,放下包袱,更为勇敢。

追溯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一部电影,应该是2016年上映的《我的战争》,电影的宣传片比电影更为出名:一帮老艺术家去韩国旅游,导游姐姐问,这是大家第一次来韩国吧?老艺术家们一脸骄傲地笑着说,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用护照,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这种毫无人性的表现方式,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

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对这次战争来一次反思和复盘,我们不能用歌颂英雄的方式,来掩盖我们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直面伤痛,在历史中吸引教训,这是对战争更好的纪念。

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在位于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门口,我随机采访了几位本地的游客,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应该放下历史,珍爱和平。

即使在纪念馆里,也看不到任何对敌国的仇视。

纪念馆外最著名的雕塑,是《兄弟缘》,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哥哥与朝鲜的弟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中国有类似的手足之战,如果我们也能用这样柔软的方式,来期待两岸的统一,那该是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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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如果能将这场战争的称谓,表述为相对比较温和的朝鲜战争,而不是有着明显立场,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和国际社会去共同纪念这场战争。

只要我们还没有放下仇恨,战争就还没有结束。仇恨教育,是祸国之源。内心充满戾气的人,一定会和这个世界的文明,越来越远

真正的胜利者,一定是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格局,就像美国内战后,胜利的北方会厚葬战败的南方士兵,并且让他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像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胜利的同盟国会邀请曾经的敌人德国参加。

如果在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时,我们能邀请美国和韩国参加,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还欠韩国一个公开的感谢,是他们在帮我们寻找志愿军遗骸,并且送他们回家。

今年的志愿军遗骸回家时,我看到主办方精心策划的一个画面,中韩工作人员戴的口罩,上面有着中国和韩国的国旗。因为人性,曾经的敌人,终于站到了一起。

2019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参观时,特意去看了关于朝鲜战争的这段展览,澳大利亚曾和美国一起,参与了这场战争。全场的描述,没有出现对中国任何的仇视和敌意。

参观结束后,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围在大厅中央的一块石碑前,默默地祈祷。石碑上,写着: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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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长租公寓频爆雷伤害低收入人群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毅报导)近来,大陆长租公寓频频爆雷,而租住长租公寓的基本都是低收入人群,这对他们伤害极大。有评论人士认为,长租公寓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旁氏骗局,中共监管部门监管严重失职。 据财新网12月4日消息,截至2020年9月,大陆长租公寓爆雷的企业共计26家,部分头部长租公寓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蛋壳、青客、乐伽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根据已上市的蛋壳、青客两家公司公开财务数据,这两家长租公寓已技术性破产(入不敷出);自如、相寓两家强行要求房东降价或赔偿巨额装修费却不给租客降价,自如目前涉及的法律诉讼近900件。 报导引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主要影响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首先,头部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大学生和白领,每年租客群体约为236万人;其次,中低端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农民工群体,当前农民工群体约为2.4亿人,租住长租公寓的比例按5%保守估算,达到1,200万人;再有,长租公寓拖欠工资主要对象为保洁、维修人员,属于城市打工者,拖欠装修工程款涉及农民工工资。所以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蔡真把长租公寓频繁爆雷的原因归为:滥用租金贷;高风险经营模式,主要采取两个手段“高进低出”和“长收短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长租公寓当前模式漏洞进行诈骗。 但是,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却认为长租公寓频频爆雷是中共监管机构不作为造成的。 王剑表示长租公寓频爆雷说明这种商业模式是不可行的,已经经营成了一个旁氏骗局,成了一个融资手段。 王剑进一步解释说,公司从房东那里收来房子,装修以后租给客户,高进低出,中间利润很少,甚至赔钱,公司就要不断的扩大经营规模,填窟窿,等到窟窿填不上时,公司就会卷钱跑路,这和P2P的模式一模一样。 王剑认为,中共当局应该早介入,进行监管,应该有政策出来,现实是当局根本不管,当局无能,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 据陆媒消息,12月3日凌晨3点,广州天河广场一名蛋壳公寓租客将租住的房子用火点着后,从18高层跳楼自杀。 跳楼租户的室友称,他们的房东上个星期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单,称因为没有收到蛋壳的房租,所以要求租客一个星期内搬走,期限就在这两天。 这名室友称,他们很多人都交了1年的房租,而跳楼的租户刚毕业还没工作,贷款缴了一年的房租,原本还说计划回老家打工还钱。但没想到选择了轻生。 责任编辑:梁梓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每个人都朝着她的方向。人群里忽然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弦子,你要加油啊!”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是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一位警察凑近人群中的学生,“想单纯地聊聊天。”警服上套了一件黑色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小事?他问他们。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正式开庭。受理案件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拒绝公开庭审。 庭审场外的丹棱街,聚集着前来声援的人群。四位没有提前约定的朋友在这里相遇,认出彼此后,他们紧紧拥抱。 柳皓在中午十二点半到,王靖雯在凌晨十二点半离开。他们一起记录下庭审场外的12小时:在标语的海洋中,一波又一波外卖送到。戴着猪头面具的男性,把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买断了货。此外,还有糖葫芦、鸭脖、奶茶、汉堡……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回家后,她的心砰砰跳,一夜难眠。 我们记录下他们的见闻。  1 标语的海洋 12月2日,中午十二点半,气温刚刚超过零度。丹棱街1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北门外,还没有聚集起引人注目的人群。许美静、柳皓和其他三个陌生的女孩站在北门入口外,他们相互询问,“你也是来支持弦子的吗?” 得到彼此肯定的答复,几个人开始继续交谈,有人表明身份,说自己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说自己专门从杭州赶来,往返2500多公里。 其中一个女孩举着手机,对准法院北门的入口,像是在录像。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警察,“你们有联系(当事人)吗?”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回答他。许美静反问他:“我们不能站在这儿吗?” “疫情期间不允许聚集。”警察解释说。 几个人戴上口罩。几分钟过去,北门外依旧没什么动静,他们陆续走到了法院南门。 法院现场平面示意图 南门外是通惠寺街的一段,长度不到一百五十米,路宽大约五米,十几棵高大的悬铃木落去了大半的叶子。路的一边是法院南门和安检口,另一边开着几家律师事务所,一两家餐厅和茶馆。 这时候,路边还只有零星几个人。两个外国记者背着设备低声交谈。一个中国摄影师对着法院大门匆匆拍了几张,然后双手插兜来回走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十分钟过去,路边陆续站了三四十个人。一个年轻男人捧着鲜花站在法院南门边,他的身边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安静地排着队。 和他们几米之隔的马路对面,一个高瘦的白人记者架好了摄像机开始拍摄。几分钟后,一个警察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记者证,三脚架也随之收起。 警察在拍摄外国记者的证件 其他人依旧安静地站在马路两边,交谈声很轻,断断续续,一两句话随着白雾迅速消失在寒冷的空气里。 路人经过这里,被短暂地吸引目光,有人留下半个句子,“噢,那个朱军的案子”,然后走开。 柳皓站在稀松的人群间,举起手机去拍照。旁边的中年男记者问他是哪家媒体,他说,“我是附近的学生”。 不止他,很多学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有人带着相机,有人买了鲜花。还有人来自本地的社群和NGO。人们带着自制的手幅和招贴,相互张望。 图说 柳皓往路口看去,从人群里看到了博里,“你也来了!”许美静拥上来,三个人紧紧拥抱。 人群渐渐壮大,现场的一家媒体开始采访。博里和许美静站在记者的镜头前,各自举着标语:“打破黑箱”、“性骚扰可耻”。因为寒冷,她们的手指开始泛红。 被问到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期待时,许美静说,今天能不能在司法上取得进步,她不知道,但就像弦子说的,要“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疑问”。 交谈间,她们身后近百人聚集了起来,呼喊声开始从人群中传来,“我们和你(弦子)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图源:Andy Wong/AP/達志影像 几十张手幅和标语被举起来,各色的纸张写满平静的话语或是愤怒的控诉,被一一举过头顶,朝向一个方向­。 现场声援者 这是下午一点左右,弦子穿过人群来到队伍的末尾,人们迅速围过去。举着标语和招贴的声援者们站在她的身后和左侧,另一边则是自媒体和职业记者们的镜头。 弦子站在人群里,瘦小的身影,双肩包的背带滑到了手臂两侧,让人很想去帮她把背带扶起。几根白发从她的头顶散下来。看到眼前来声援自己的人们,她很快红了眼眶。 图说 人群里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激动地说:“弦子,你要加油啊!” 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她继续跟大家说着话,一卷招贴从弦子前方的人群中抛过来,她伸手接住了它,打开来,白纸上两个大字:必胜。 现场声援者 弦子把“必胜”的招贴拿在身前,再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全是哭腔,语气又依然坚韧:“感谢大家今天赶到这里……我特别担心今天做得不好。”因为情绪激动,她说得断断续续。 周围不断传来鼓励的声音,“弦子不哭”、“你已经很棒了”、“弦子加油**”**…… 弦子继续说道,“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很看重我的这个案子,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我们能够进行的诉讼很少,不管是赢还是输,其实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就算这个案子没有取得最终的司法意义上的胜利,但是能够让很多人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案子去推动司法向前走……让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些顺利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谢谢大家!” 她深深鞠躬。人群为她鼓掌。 图源:Kiva 与此同时,在人群西侧三十米外的路口,两个外卖员在此相遇,一男一女,停下车朝着法院门口张望了两眼。女外卖员问,“这是在做什么?” 男外卖员抬手指向人群:“我看(有人)举的什么‘相信女性’的牌子,现在女性都是非几百万(身家)的不嫁,你说还怎么让人相信女性?” 图说  说完,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  2 警戒线拉起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弦子进入法院。 随后,博里和其他人被要求离开马路站上人行横道,再撤下手里的标语。人群安静地按照指挥移动,但是没有人把手里的标语放下来。警察过来的时候,博里就跟大家一起虚掩一下,等他们的目光一离开,标语便又纷纷升起来。博里说,“这是中国孩子最擅长的假装听话。” 安静的等待没过多久,人群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那位几十分钟前查阅证件的外国记者,正被五六个警察围住,拖向派出所的方向。途中有警察试图拿走他的设备,理由是要核查他的身份和资质。 博里和身边几个陌生的姐妹确认眼神后,快速追到了派出所门口,人群中响起“不要推他!”“便衣亮出身份”“不要干扰正常采访”的声音。 进入派出所,博里和其他人要求在大厅等结果,但是被“出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理解一下”这样的话语以及肢体语言的驱逐一步步逼退回了派出所外,人群全部停留在警戒线后。 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女孩坚定地留在大厅,不说话,只是昂着头流眼泪。一群警察围住她,表示要告知她的大学辅导员,并上手准备推拉。博里和其他人试图上前去阻拦,并一遍遍大喊:“不要碰她!不要碰她!”她们最终还是被带到了警戒线后。 图源:黑羊公社 那位女生退下来后止不住地颤抖哭泣,博里和另位三个女生一直站在她旁边,递纸,拍肩,安静地陪伴。 外国记者出来的时候,博里和几个女生正在被警察核查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联系方式。他们声称只是正常程序,公民有义务接受检查。但博里心里害怕,几个人在登记时要么尽量写得潦草,要么抖得拿不住笔,“给假的怕现场被抓,给真的怕上学受影响。” 她们要求警察现场核查然后把写了身份信息的纸张归还,最终警察以网络不好为由,把纸张带回了所里。 下午四点的人群比中午稀疏了不少,但仍然有七八十人在等待着。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王靖雯到了现场。 前一夜她彻底失眠。没带电脑、没带相机,她带着混沌的心情前往现场。 警戒线拉在马路的一侧,蓝白色的条纹在风里微微抖动。“你能感受到人群中微妙的不安全感、微妙的怀疑。”王靖雯回忆。 图说 17:13,与声援者一街之隔的法院安检厅。人行道边已经拉起警戒线。 现场没有人集中地举起标语了,有人零星地举起标语,和它们匆匆合影,然后放下。 傍晚之后,有人主动找了过来,博里一眼认出,是白天和她们起冲突的警察。 他说:“就是想单纯地聊聊天。” 他在警服外套上了一件黑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他问博里她们是什么组织,要这么坚持在法院外等弦子?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她们近乎无关的“小民事”? 她们说,弦子出来的时候看到她的朋友们都在,心里能舒服一点,就这么简单。 聊天持续了一会儿,那位警察没能被她们说服,依然认为眼前这些人一定都相互认识,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来的。 他离开去值班的时候,博里和身边的人对他说,希望他今晚能早点回家,多穿衣服。  3 外卖“乌托邦” 从中午弦子进入法庭之后,室外的天气一点一点变得更加难捱,博里跺着失去知觉的脚,跟周围人紧紧围在一起。 一个带着猪脸面具的大哥走过来,递给她们几个暖宝宝。他戴着粉色猪脸面具,笑称自己是“猪军”。 戴红袖章的“猪军”大哥,他说自己的任务是“保护大家”图源:微博@昔央 博里中午就注意到“猪军”大哥了,被面具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什么偏激分子。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忙里忙外,安抚警察和人群双方的情绪,法院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都被他卖断货了。 慢慢地,人群里有人自发地购买并分发暖宝宝和巧克力。大家“姐妹姐妹”地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博里搓着暖宝宝取暖,觉得又充满了力量。 图说 有声援者和记者走过来,问博里:“你们是不是弦子亲近的好朋友?怎么一直冲在前面?”博里和三个女孩回答:“我们不是,只是远方的朋友。” 来得相对晚些的王靖雯试图和周围人搭话。一个形单影只的外国女生用中文告诉她,自己在微博上看到消息,下班后赶了过来。 她也注意到人群中显眼的“猪军”和另一个男人在交谈,聊“如何爱国”,语气平静。 和“猪军”对谈的男人,王靖雯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 夜更深了,寒气袭人。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一个外卖小哥驶进人群:“谁是弦子?” 大家都有些错愕,外卖小哥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谁是弦子?” 一个女孩试探地回答:“我们都是。” 图说 这份外卖是五十杯奶茶。在这一单之后,更多的外卖陆陆续续到来,暖宝宝、炸鸡、烧烤、关东煮……现场和其他天南地北的朋友不断在外卖平台下单,送来的品类越来越多。不同的订单,上都写着同一个收货人:弦子的朋友们。 点给“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外卖的单据 图源:现场声援者 每一次外卖小哥来到人群大喊“谁是弦子的朋友”时,人群同声相应,“我们都是”。博里感受到一种“汹涌的善意”。人们轻松下来,开始分发外卖,聊天。 王靖雯拿到一串糖葫芦,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咖啡因让她的心脏怦怦跳。 博里把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这四个小时描述为“乌托邦”。下了班的上班族从周围赶来,学生下了课从新东方的教室过来,还有人从宿舍扛了一箱厚衣服过来,热心地分给大家。 热闹之间,有人建议把暖宝宝和食物分给现场执勤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也有人呼吁线上的朋友们不要再点外卖了,避免造成浪费。 人群熙熙攘攘,一位橙衣大叔一直在其中忙碌,他从江西赶来,一晚上都在组织分发物资、收拾垃圾。 来自江西的橙衣大叔  4 “弦子出来了” 23:52,在新一天到来之前,人群里传来了弦子的消息。有安保人员打着手势报信,“人快出来了,记住,你们不可以打标语。” 人们从各自的方向缓缓地挪向警戒线,相机对准那条长长的、被凝望了许久的玻璃回廊。安保人员不断地穿行在这条连接法院大楼和安检厅的回廊,里面的人也隔着被凝视的玻璃,向街对面看过来。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一波波怀疑曾升起又下落:弦子会不会已经在安保安排下从别的出口离开?弦子会不会被安置在法院里,被要求等人群散去再离开? 但人们最终等到了弦子。安保把弦子和她的律师、证人们拱卫起来,另有一行人跟在后面。他们走得很急,一行人簇着弦子、律师和证人们往出口走去——王靖雯和博里,还有更多的声援者,路灯下黑压压的一片,在弦子的右手边。 弦子一行人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走出法院安检厅 “弦子,我们在这边!”一个男声在高喊。 王靖雯在手机镜头里找到了穿着驼色大衣、被长围巾包裹着的弦子,瘦小,单薄,背包带溜到肩上,就像她十一个小时前站在这里时一样。 弦子转过身,一行人来到人群间。在黑色的暗影里,长枪短炮凑过来,有一个男人喊,“打个光!”闪光灯打到她个半个身子,人群外围的声援者们才得以看到她。 人们往前涌,一切带有摄像头的设备被支得更高。很多人用手机自发地录像。 被相机和手机镜头包围的弦子 图源:现场摄影师 在王靖雯录下的视频里,黑压压的人群与树影连在一起,一束光在弦子身上飘摇,一会打到上半身,一会打在腿上,有时直射在她头上,她那张小小的泛白的脸才被人们看到。 一束光歪歪地打在弦子腿上 图源:现场摄影师 视频有些模糊,但声音清晰地传来,人群里错落的声音在呼喊着“好样的”,“谢谢你”,“辛苦了”…… 弦子找到人群沉默的空档开口:“我们今天的庭审结果是休庭,我们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同时申请了人民陪审员,我们会再次申请公开审理以及要求朱军本人到庭。由于本案非公开审理,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全部。” 民事案件里法官回避的话主要有以上几个情形 她有些咳嗽,在用力地扩大声量。在开庭前,因为紧张,她的肠胃炎发作。庭审超过十个小时,她只吃了一条巧克力。 在一波一波克制又热切的呼喊中,弦子似乎找到了一点底气,也略微松弛了一些。她眉头拧了拧,像个受了委屈又终于找到怀抱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个公众关注的案件,所以我们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要求休庭,要求三位法官回避。” 离开前,弦子面向人群,奋力喊出这一天的最后一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人群慢慢散去,几个警察注视着人们离场。零点二十分左右,王靖雯准备离开了,有警察对她说,“快打车回去吧,孩子。” 出租车载着王靖雯往北三环开去。车窗外,茫茫夜空的中间,圆月悬空,透彻明亮。 图说 5他们的话 许美静: 弦子的案子从发布庭审信息到第一次开庭休庭的这段时间,我流了很多很多次眼泪。每次让我忍不住流泪的都是共同体的力量。、所有说自己与弦子同在的人,无论是在法院的现场,还是天南海北,“弦子的朋友们”这样的认同在给每个人勇气。 我知道自己是这样易感,这样忍不住哭,但我也欣然接受这一点,我知道正是柔软、敏感的女性力量让这一切发生得这样有序、温暖而充满力量,这是我们脆弱之处,亦是我们用以创造奇迹的东西。 柳皓: 白天去了庭审场外,标语和口号,百十个镜头和弦子的白发,风吹得人脑门发疼,手指冻僵,人们站在她周围呼喊,喘息,那一刻巨大的振动像是对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教育。又或者,是身份政治和女性力量带给人的成就感,但其实成就了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那是一些抽象的爱,把人包裹,我泪流不止。这是我私人的感受,焦躁了一整天,希望回到平静里,又不舍得回去,也值得一生铭记。 博里: 大家“姐妹姐妹”的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我一边搓着暖宝宝取暖一边在手机上开着课题组的组会,眼前的法院是历史,耳机里的性教育是未来,身边是与我同样渴望改变的年轻人在抱团取暖,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力量。 王靖雯: 我的朋友说,不要在意那些老去的一切。 我说,向着沉沦的一切开战。 “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路障将不再起作用。当沉默和羞耻消失时,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的嘴被捂住、身体被进入,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 *文中未标明图源的照片由博里、许美静、王靖雯、柳皓拍摄。 口述来源丨柳皓 博里 王靖雯 许美静 撰稿丨陈皮 编辑丨罗方丹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多诺瓦 排版丨龙建敏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The post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青海省三官员同日落马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12月5日,中共青海省纪监委网站称,该省三名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人分别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肖玉海,青海省防空办公室前党组成员丁琳,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牛志刚。 肖玉海于2003年至今,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丁琳于2004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任防空办前副主任、公司党委委员,现已退休;牛志刚于2012年3月至2014年11月,历任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贸易部部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此前,青海省官场有多人被查。 9月25日,上任不久的中共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被免职。 7月22日,中共青海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贾小刚被调查。此前,贾小刚曾是中共最高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副厅长,调职青海省仅一年零四个月。在贾小刚落马前,青海省司法系统也有官员落马。2018年5月,青海省司法厅前厅长王胜德因受贿罪二审改判五年。 此外,在该省曾任主要职务的江派大员——青海省前司法厅厅长苏荣、青海省前副省长蒋洁敏、青海省前省委常委毛小兵均落马。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也是江派,且与令计划私交很深。 文国栋、强卫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发迹,均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组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列为追查对象。 责任编辑:洪昀

中共打压升级 温州教师被迫签不信教承诺书 | 宗教自由 | 浙江教师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有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台披露,近日,浙江温州要求教师签署“不信教承诺书”,中国(中共)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再次升级。 近日,浙江温州的一些教师收到了一份题为《教师不信教承诺书》的表格。该表格要求填表人填写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参加工作时间、职务及所在学校,并在四条所谓的“公开承诺事项”下签字和写下填表日期。在这些事项中,包含有诸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加强无神论教育学习,不信教,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不在任何场所宣扬和传播宗教”、“不宣扬封建迷信,不搞封建迷信活动”等内容。此外,该表格中还包含有“学校审定意见”一栏,该栏中的内容需要得到学校盖章。 根据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照片,该知情者所在的小学在日前召集教师开会时,要求“全体教师领取《教师不信教承诺书》一式两份,会上填写,一份自留,一份会议结束后上交”。中共党员教师则被要求“领取《共产党员不信教承诺书》一式三份,会上填写,一份自留,两份会议结束后上交。”所有表格的填写日期,则被“统一为2020年11月30日”。 浙江拥有庞大的基督教信仰群体,其中又以温州著称。据《基督邮报》(The Christian Post)中文版在2015年的报导,温州市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基督徒(见《中国浙江1200多个教会十字架被强行拆除》,《基督邮报》中文版,2015年8月5日)。2014年,中共在浙江发起“强拆十字架运动”,温州的教会受害尤其惨重,温州三江教堂被拆事件更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在此之后,中共一直对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各地教会持续实施限制、迫害。 现居美国伊利诺伊州、曾在温州教会工作多年的张崇助牧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共要求温州教师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的行为,反映了中共数年来的一种政策延续。 他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不是今天刚刚开始施行的。其实在2014年开始拆十字架之后,就有学校的学生、教师以及公务人员收到这个‘不信教承诺书’。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是信基督教的,那么就有可能对他们的工作、升学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曾在浙江教会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创办人刘贻牧师则表示,早在2010年,中国就有消息披露教育部内部发文,禁止聘用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担任教师。刘贻牧师还说:“浙江温州的基督徒众多,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基督徒。浙江温州政府要求学校教师承诺不信仰宗教,这也根本违反中共政府自己颁布的宪法,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来自上海、现居美国的基督徒黄先生则从江浙沪区域的宗教传统出发,表达了他对中共在温州禁止教师信教的看法。他说:“吴越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上,都在东亚的宗教版图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共产党执政之后,对吴越的宗教人士和信徒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共产党的这个新政策延续了它在其控制区内,一贯迫害包括基督徒在内各宗教信徒的暴政本色。如果说党员不可信教尚且属于共产党内部的组织纪律,那么教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得信教就完全是胡搞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责任编辑:刘毅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常玮平律师及他父亲(来自维权网)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的父亲常拴明本周一(11月30日)透过微博表示,已见到儿子,但其异常言谈让他担心,常玮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也饱受威胁。 常玮平自10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于上周三(11月25日)安排其父常拴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玮平突然放声嘶吼:“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让常父忧心,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 而常父本周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和周遭友人现在不仅遭警方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噤声,常玮平妻子任职之医院高层也对她施压。而常家所委任的四位律师皆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饶,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现在是赤裸裸地“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 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成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迫害已成常态。 他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在实际上来说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说,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 常父:常玮平交待后事? 据常拴明周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上周三于宝鸡市高新分局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常玮平。在不到10分钟的会见时间里,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玮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语速很慢…如同背诵一样。” 常父说,当时,常玮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来常玮平从室内吼破喉咙地喊“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常拴明写道:“这是在交待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我瞬间崩溃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不会放弃!” 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拴明已多次发文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玮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扰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 根据常拴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源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天,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拴明痛斥宝鸡市高新分局“把法律当厕纸。” 家属委托律师屡遭阻饶 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在宝鸡市停留四天,但期间不仅无法会见到常玮平,回到湖北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进学和付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见申请后,也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 知情人士说,常玮平妻子在深圳一所医院任职,本周医院高层也出面向常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噤声,不能接受媒体访问,也不能再对常玮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友人也数度遭国保踹门威胁。 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仅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也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 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抓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像“流水式生产”般地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也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 恐惧和绝望 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玮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噤声的目的。他说,常玮平在会后的失控呐喊恐代表他已处于恐惧和绝望中。 他说:“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玮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多少次的话、把官方的话用常玮平的口说出来,告诉他家属。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子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我相信,他(常玮平)完全处于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说这话,其实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 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局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 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恪守。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诬陷、镇压、依法也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玮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成被统治、控制着,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了。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 陈建刚研判,常玮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玮平今年1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 少数爱滋公益律师 现年36岁的常玮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起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爱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也曾受中国媒体报导表彰过。 常玮平于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三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无法顺利找到律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友人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 不过,今年1月中旬,他却突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十天,直到1月23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也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 据常玮平在Youtube频道所录制之“趣宝日常”系列视频自承,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周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也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压力,也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干扰。 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讲,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 自承遭酷刑对待 在他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做出重大声明,公布自己于今年1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了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段视频让他再度于10月22日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 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高新刑警大队谘询,值班员警转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来现场了解,电话里、网上回覆不了”。另外,美国之音也数度致电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和广州司法局李姓科长,并分别留下简讯和电邮,但均未获回覆。 常玮平无故遭羁押的案件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瑞士日内瓦律师公会于10月底发表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五项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证据,须立即释放常玮平。二、确保常玮平能不受限制地接触家人及自选的律师。三、确保常玮平在被拘禁期间,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须恪守其所保障的权利。四、确保常玮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正审判,特别是要尊重法治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五、保障常玮平及所有中国的律师,于现在及未来,在履行其専业职务及进行合法维护人权的活动时,均不受滋扰、恐吓及报复。 国际的关注和声援 另外,包含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也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 而六名中国爱滋社群的代表也于11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 公开信写道:他(常玮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子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让用人单位也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 据提供发布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自保难,连亲朋友人都遭牵连报复。在此氛围下,中国已经少有人敢实名声援遭迫害的公民或人权斗士,而这样的寒蝉效应不仅在中国境内已成形,更延伸至欧美的海外华人,让他们也跟着越来越噤声,因为担心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会遭到报复。 杨占青向美国之音表示:“不管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不敢发声,这种迹象很恐怖,遍及到全球了。” 人在美国的杨占青也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环境甚感悲观。 他说,爱滋病患在中国遭受双重的人身和就业歧视,愿意帮助他们的公益律师本来就少,因为出任辩护律师后,尤其要面临多重的风险,包括社会的道德眼光、诉讼本身的困难,还极有可能得罪他们所挑战的国企等大型事业单位,甚至遭地方势力报复等。 因此,杨占青高度赞扬常玮平愿意为这些弱势族群维权的勇气和正义感,也相信他知法守法的原则,他呼吁警方停止对常玮平的打击报复。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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