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Scholar | 王明珂: 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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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长租公寓频爆雷伤害低收入人群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毅报导)近来,大陆长租公寓频频爆雷,而租住长租公寓的基本都是低收入人群,这对他们伤害极大。有评论人士认为,长租公寓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旁氏骗局,中共监管部门监管严重失职。 据财新网12月4日消息,截至2020年9月,大陆长租公寓爆雷的企业共计26家,部分头部长租公寓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蛋壳、青客、乐伽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根据已上市的蛋壳、青客两家公司公开财务数据,这两家长租公寓已技术性破产(入不敷出);自如、相寓两家强行要求房东降价或赔偿巨额装修费却不给租客降价,自如目前涉及的法律诉讼近900件。 报导引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主要影响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首先,头部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大学生和白领,每年租客群体约为236万人;其次,中低端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农民工群体,当前农民工群体约为2.4亿人,租住长租公寓的比例按5%保守估算,达到1,200万人;再有,长租公寓拖欠工资主要对象为保洁、维修人员,属于城市打工者,拖欠装修工程款涉及农民工工资。所以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蔡真把长租公寓频繁爆雷的原因归为:滥用租金贷;高风险经营模式,主要采取两个手段“高进低出”和“长收短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长租公寓当前模式漏洞进行诈骗。 但是,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却认为长租公寓频频爆雷是中共监管机构不作为造成的。 王剑表示长租公寓频爆雷说明这种商业模式是不可行的,已经经营成了一个旁氏骗局,成了一个融资手段。 王剑进一步解释说,公司从房东那里收来房子,装修以后租给客户,高进低出,中间利润很少,甚至赔钱,公司就要不断的扩大经营规模,填窟窿,等到窟窿填不上时,公司就会卷钱跑路,这和P2P的模式一模一样。 王剑认为,中共当局应该早介入,进行监管,应该有政策出来,现实是当局根本不管,当局无能,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 据陆媒消息,12月3日凌晨3点,广州天河广场一名蛋壳公寓租客将租住的房子用火点着后,从18高层跳楼自杀。 跳楼租户的室友称,他们的房东上个星期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单,称因为没有收到蛋壳的房租,所以要求租客一个星期内搬走,期限就在这两天。 这名室友称,他们很多人都交了1年的房租,而跳楼的租户刚毕业还没工作,贷款缴了一年的房租,原本还说计划回老家打工还钱。但没想到选择了轻生。 责任编辑:梁梓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每个人都朝着她的方向。人群里忽然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弦子,你要加油啊!”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是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一位警察凑近人群中的学生,“想单纯地聊聊天。”警服上套了一件黑色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小事?他问他们。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正式开庭。受理案件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拒绝公开庭审。 庭审场外的丹棱街,聚集着前来声援的人群。四位没有提前约定的朋友在这里相遇,认出彼此后,他们紧紧拥抱。 柳皓在中午十二点半到,王靖雯在凌晨十二点半离开。他们一起记录下庭审场外的12小时:在标语的海洋中,一波又一波外卖送到。戴着猪头面具的男性,把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买断了货。此外,还有糖葫芦、鸭脖、奶茶、汉堡……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回家后,她的心砰砰跳,一夜难眠。 我们记录下他们的见闻。  1 标语的海洋 12月2日,中午十二点半,气温刚刚超过零度。丹棱街1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北门外,还没有聚集起引人注目的人群。许美静、柳皓和其他三个陌生的女孩站在北门入口外,他们相互询问,“你也是来支持弦子的吗?” 得到彼此肯定的答复,几个人开始继续交谈,有人表明身份,说自己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说自己专门从杭州赶来,往返2500多公里。 其中一个女孩举着手机,对准法院北门的入口,像是在录像。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警察,“你们有联系(当事人)吗?”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回答他。许美静反问他:“我们不能站在这儿吗?” “疫情期间不允许聚集。”警察解释说。 几个人戴上口罩。几分钟过去,北门外依旧没什么动静,他们陆续走到了法院南门。 法院现场平面示意图 南门外是通惠寺街的一段,长度不到一百五十米,路宽大约五米,十几棵高大的悬铃木落去了大半的叶子。路的一边是法院南门和安检口,另一边开着几家律师事务所,一两家餐厅和茶馆。 这时候,路边还只有零星几个人。两个外国记者背着设备低声交谈。一个中国摄影师对着法院大门匆匆拍了几张,然后双手插兜来回走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十分钟过去,路边陆续站了三四十个人。一个年轻男人捧着鲜花站在法院南门边,他的身边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安静地排着队。 和他们几米之隔的马路对面,一个高瘦的白人记者架好了摄像机开始拍摄。几分钟后,一个警察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记者证,三脚架也随之收起。 警察在拍摄外国记者的证件 其他人依旧安静地站在马路两边,交谈声很轻,断断续续,一两句话随着白雾迅速消失在寒冷的空气里。 路人经过这里,被短暂地吸引目光,有人留下半个句子,“噢,那个朱军的案子”,然后走开。 柳皓站在稀松的人群间,举起手机去拍照。旁边的中年男记者问他是哪家媒体,他说,“我是附近的学生”。 不止他,很多学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有人带着相机,有人买了鲜花。还有人来自本地的社群和NGO。人们带着自制的手幅和招贴,相互张望。 图说 柳皓往路口看去,从人群里看到了博里,“你也来了!”许美静拥上来,三个人紧紧拥抱。 人群渐渐壮大,现场的一家媒体开始采访。博里和许美静站在记者的镜头前,各自举着标语:“打破黑箱”、“性骚扰可耻”。因为寒冷,她们的手指开始泛红。 被问到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期待时,许美静说,今天能不能在司法上取得进步,她不知道,但就像弦子说的,要“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疑问”。 交谈间,她们身后近百人聚集了起来,呼喊声开始从人群中传来,“我们和你(弦子)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图源:Andy Wong/AP/達志影像 几十张手幅和标语被举起来,各色的纸张写满平静的话语或是愤怒的控诉,被一一举过头顶,朝向一个方向­。 现场声援者 这是下午一点左右,弦子穿过人群来到队伍的末尾,人们迅速围过去。举着标语和招贴的声援者们站在她的身后和左侧,另一边则是自媒体和职业记者们的镜头。 弦子站在人群里,瘦小的身影,双肩包的背带滑到了手臂两侧,让人很想去帮她把背带扶起。几根白发从她的头顶散下来。看到眼前来声援自己的人们,她很快红了眼眶。 图说 人群里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激动地说:“弦子,你要加油啊!” 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她继续跟大家说着话,一卷招贴从弦子前方的人群中抛过来,她伸手接住了它,打开来,白纸上两个大字:必胜。 现场声援者 弦子把“必胜”的招贴拿在身前,再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全是哭腔,语气又依然坚韧:“感谢大家今天赶到这里……我特别担心今天做得不好。”因为情绪激动,她说得断断续续。 周围不断传来鼓励的声音,“弦子不哭”、“你已经很棒了”、“弦子加油**”**…… 弦子继续说道,“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很看重我的这个案子,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我们能够进行的诉讼很少,不管是赢还是输,其实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就算这个案子没有取得最终的司法意义上的胜利,但是能够让很多人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案子去推动司法向前走……让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些顺利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谢谢大家!” 她深深鞠躬。人群为她鼓掌。 图源:Kiva 与此同时,在人群西侧三十米外的路口,两个外卖员在此相遇,一男一女,停下车朝着法院门口张望了两眼。女外卖员问,“这是在做什么?” 男外卖员抬手指向人群:“我看(有人)举的什么‘相信女性’的牌子,现在女性都是非几百万(身家)的不嫁,你说还怎么让人相信女性?” 图说  说完,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  2 警戒线拉起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弦子进入法院。 随后,博里和其他人被要求离开马路站上人行横道,再撤下手里的标语。人群安静地按照指挥移动,但是没有人把手里的标语放下来。警察过来的时候,博里就跟大家一起虚掩一下,等他们的目光一离开,标语便又纷纷升起来。博里说,“这是中国孩子最擅长的假装听话。” 安静的等待没过多久,人群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那位几十分钟前查阅证件的外国记者,正被五六个警察围住,拖向派出所的方向。途中有警察试图拿走他的设备,理由是要核查他的身份和资质。 博里和身边几个陌生的姐妹确认眼神后,快速追到了派出所门口,人群中响起“不要推他!”“便衣亮出身份”“不要干扰正常采访”的声音。 进入派出所,博里和其他人要求在大厅等结果,但是被“出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理解一下”这样的话语以及肢体语言的驱逐一步步逼退回了派出所外,人群全部停留在警戒线后。 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女孩坚定地留在大厅,不说话,只是昂着头流眼泪。一群警察围住她,表示要告知她的大学辅导员,并上手准备推拉。博里和其他人试图上前去阻拦,并一遍遍大喊:“不要碰她!不要碰她!”她们最终还是被带到了警戒线后。 图源:黑羊公社 那位女生退下来后止不住地颤抖哭泣,博里和另位三个女生一直站在她旁边,递纸,拍肩,安静地陪伴。 外国记者出来的时候,博里和几个女生正在被警察核查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联系方式。他们声称只是正常程序,公民有义务接受检查。但博里心里害怕,几个人在登记时要么尽量写得潦草,要么抖得拿不住笔,“给假的怕现场被抓,给真的怕上学受影响。” 她们要求警察现场核查然后把写了身份信息的纸张归还,最终警察以网络不好为由,把纸张带回了所里。 下午四点的人群比中午稀疏了不少,但仍然有七八十人在等待着。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王靖雯到了现场。 前一夜她彻底失眠。没带电脑、没带相机,她带着混沌的心情前往现场。 警戒线拉在马路的一侧,蓝白色的条纹在风里微微抖动。“你能感受到人群中微妙的不安全感、微妙的怀疑。”王靖雯回忆。 图说 17:13,与声援者一街之隔的法院安检厅。人行道边已经拉起警戒线。 现场没有人集中地举起标语了,有人零星地举起标语,和它们匆匆合影,然后放下。 傍晚之后,有人主动找了过来,博里一眼认出,是白天和她们起冲突的警察。 他说:“就是想单纯地聊聊天。” 他在警服外套上了一件黑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他问博里她们是什么组织,要这么坚持在法院外等弦子?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她们近乎无关的“小民事”? 她们说,弦子出来的时候看到她的朋友们都在,心里能舒服一点,就这么简单。 聊天持续了一会儿,那位警察没能被她们说服,依然认为眼前这些人一定都相互认识,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来的。 他离开去值班的时候,博里和身边的人对他说,希望他今晚能早点回家,多穿衣服。  3 外卖“乌托邦” 从中午弦子进入法庭之后,室外的天气一点一点变得更加难捱,博里跺着失去知觉的脚,跟周围人紧紧围在一起。 一个带着猪脸面具的大哥走过来,递给她们几个暖宝宝。他戴着粉色猪脸面具,笑称自己是“猪军”。 戴红袖章的“猪军”大哥,他说自己的任务是“保护大家”图源:微博@昔央 博里中午就注意到“猪军”大哥了,被面具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什么偏激分子。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忙里忙外,安抚警察和人群双方的情绪,法院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都被他卖断货了。 慢慢地,人群里有人自发地购买并分发暖宝宝和巧克力。大家“姐妹姐妹”地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博里搓着暖宝宝取暖,觉得又充满了力量。 图说 有声援者和记者走过来,问博里:“你们是不是弦子亲近的好朋友?怎么一直冲在前面?”博里和三个女孩回答:“我们不是,只是远方的朋友。” 来得相对晚些的王靖雯试图和周围人搭话。一个形单影只的外国女生用中文告诉她,自己在微博上看到消息,下班后赶了过来。 她也注意到人群中显眼的“猪军”和另一个男人在交谈,聊“如何爱国”,语气平静。 和“猪军”对谈的男人,王靖雯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 夜更深了,寒气袭人。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一个外卖小哥驶进人群:“谁是弦子?” 大家都有些错愕,外卖小哥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谁是弦子?” 一个女孩试探地回答:“我们都是。” 图说 这份外卖是五十杯奶茶。在这一单之后,更多的外卖陆陆续续到来,暖宝宝、炸鸡、烧烤、关东煮……现场和其他天南地北的朋友不断在外卖平台下单,送来的品类越来越多。不同的订单,上都写着同一个收货人:弦子的朋友们。 点给“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外卖的单据 图源:现场声援者 每一次外卖小哥来到人群大喊“谁是弦子的朋友”时,人群同声相应,“我们都是”。博里感受到一种“汹涌的善意”。人们轻松下来,开始分发外卖,聊天。 王靖雯拿到一串糖葫芦,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咖啡因让她的心脏怦怦跳。 博里把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这四个小时描述为“乌托邦”。下了班的上班族从周围赶来,学生下了课从新东方的教室过来,还有人从宿舍扛了一箱厚衣服过来,热心地分给大家。 热闹之间,有人建议把暖宝宝和食物分给现场执勤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也有人呼吁线上的朋友们不要再点外卖了,避免造成浪费。 人群熙熙攘攘,一位橙衣大叔一直在其中忙碌,他从江西赶来,一晚上都在组织分发物资、收拾垃圾。 来自江西的橙衣大叔  4 “弦子出来了” 23:52,在新一天到来之前,人群里传来了弦子的消息。有安保人员打着手势报信,“人快出来了,记住,你们不可以打标语。” 人们从各自的方向缓缓地挪向警戒线,相机对准那条长长的、被凝望了许久的玻璃回廊。安保人员不断地穿行在这条连接法院大楼和安检厅的回廊,里面的人也隔着被凝视的玻璃,向街对面看过来。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一波波怀疑曾升起又下落:弦子会不会已经在安保安排下从别的出口离开?弦子会不会被安置在法院里,被要求等人群散去再离开? 但人们最终等到了弦子。安保把弦子和她的律师、证人们拱卫起来,另有一行人跟在后面。他们走得很急,一行人簇着弦子、律师和证人们往出口走去——王靖雯和博里,还有更多的声援者,路灯下黑压压的一片,在弦子的右手边。 弦子一行人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走出法院安检厅 “弦子,我们在这边!”一个男声在高喊。 王靖雯在手机镜头里找到了穿着驼色大衣、被长围巾包裹着的弦子,瘦小,单薄,背包带溜到肩上,就像她十一个小时前站在这里时一样。 弦子转过身,一行人来到人群间。在黑色的暗影里,长枪短炮凑过来,有一个男人喊,“打个光!”闪光灯打到她个半个身子,人群外围的声援者们才得以看到她。 人们往前涌,一切带有摄像头的设备被支得更高。很多人用手机自发地录像。 被相机和手机镜头包围的弦子 图源:现场摄影师 在王靖雯录下的视频里,黑压压的人群与树影连在一起,一束光在弦子身上飘摇,一会打到上半身,一会打在腿上,有时直射在她头上,她那张小小的泛白的脸才被人们看到。 一束光歪歪地打在弦子腿上 图源:现场摄影师 视频有些模糊,但声音清晰地传来,人群里错落的声音在呼喊着“好样的”,“谢谢你”,“辛苦了”…… 弦子找到人群沉默的空档开口:“我们今天的庭审结果是休庭,我们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同时申请了人民陪审员,我们会再次申请公开审理以及要求朱军本人到庭。由于本案非公开审理,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全部。” 民事案件里法官回避的话主要有以上几个情形 她有些咳嗽,在用力地扩大声量。在开庭前,因为紧张,她的肠胃炎发作。庭审超过十个小时,她只吃了一条巧克力。 在一波一波克制又热切的呼喊中,弦子似乎找到了一点底气,也略微松弛了一些。她眉头拧了拧,像个受了委屈又终于找到怀抱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个公众关注的案件,所以我们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要求休庭,要求三位法官回避。” 离开前,弦子面向人群,奋力喊出这一天的最后一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人群慢慢散去,几个警察注视着人们离场。零点二十分左右,王靖雯准备离开了,有警察对她说,“快打车回去吧,孩子。” 出租车载着王靖雯往北三环开去。车窗外,茫茫夜空的中间,圆月悬空,透彻明亮。 图说 5他们的话 许美静: 弦子的案子从发布庭审信息到第一次开庭休庭的这段时间,我流了很多很多次眼泪。每次让我忍不住流泪的都是共同体的力量。、所有说自己与弦子同在的人,无论是在法院的现场,还是天南海北,“弦子的朋友们”这样的认同在给每个人勇气。 我知道自己是这样易感,这样忍不住哭,但我也欣然接受这一点,我知道正是柔软、敏感的女性力量让这一切发生得这样有序、温暖而充满力量,这是我们脆弱之处,亦是我们用以创造奇迹的东西。 柳皓: 白天去了庭审场外,标语和口号,百十个镜头和弦子的白发,风吹得人脑门发疼,手指冻僵,人们站在她周围呼喊,喘息,那一刻巨大的振动像是对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教育。又或者,是身份政治和女性力量带给人的成就感,但其实成就了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那是一些抽象的爱,把人包裹,我泪流不止。这是我私人的感受,焦躁了一整天,希望回到平静里,又不舍得回去,也值得一生铭记。 博里: 大家“姐妹姐妹”的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我一边搓着暖宝宝取暖一边在手机上开着课题组的组会,眼前的法院是历史,耳机里的性教育是未来,身边是与我同样渴望改变的年轻人在抱团取暖,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力量。 王靖雯: 我的朋友说,不要在意那些老去的一切。 我说,向着沉沦的一切开战。 “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路障将不再起作用。当沉默和羞耻消失时,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的嘴被捂住、身体被进入,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 *文中未标明图源的照片由博里、许美静、王靖雯、柳皓拍摄。 口述来源丨柳皓 博里 王靖雯 许美静 撰稿丨陈皮 编辑丨罗方丹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多诺瓦 排版丨龙建敏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The post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appeared first on...

青海省三官员同日落马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12月5日,中共青海省纪监委网站称,该省三名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人分别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肖玉海,青海省防空办公室前党组成员丁琳,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牛志刚。 肖玉海于2003年至今,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丁琳于2004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任防空办前副主任、公司党委委员,现已退休;牛志刚于2012年3月至2014年11月,历任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贸易部部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此前,青海省官场有多人被查。 9月25日,上任不久的中共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被免职。 7月22日,中共青海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贾小刚被调查。此前,贾小刚曾是中共最高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副厅长,调职青海省仅一年零四个月。在贾小刚落马前,青海省司法系统也有官员落马。2018年5月,青海省司法厅前厅长王胜德因受贿罪二审改判五年。 此外,在该省曾任主要职务的江派大员——青海省前司法厅厅长苏荣、青海省前副省长蒋洁敏、青海省前省委常委毛小兵均落马。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也是江派,且与令计划私交很深。 文国栋、强卫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发迹,均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组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列为追查对象。 责任编辑:洪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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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左一)在川西巴底

文|王明珂,台湾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摘要:以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为例,分析人类面临重大危机时经常发生“猎巫”之集体暴力,比如人类社群认同、人们对内忧外患之猜疑与联想,以及更普遍的性别歧视等。启蒙运动以来之知识理性未能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在新冠肺炎对全球造成严重损害与恐惧的情况下,应对“猎巫危机”保持警惕,以防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全球化及人类跨界活动是“病毒”产生及广泛传播的温床;不只是带来疾疫的病毒,也使人们将跨越边界的“陌生人”视为入侵社群的“病毒”。新冠肺炎危机让全球化造成的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因而经此变动后全球化必然将被检讨,而如何完善各国或各地域人类生态应是关注焦点。

为了一项研究,近几年笔者经常翻阅一本15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1]。这是一本猎巫实务手册,由论证女巫存在及其邪恶本质的神学基础,到说明如何对女巫侦询、审判及处刑。在它广为流传的16、17世纪欧洲,对女巫及巫术的恐惧与憎恶,曾造成一二十万人(大多数为女人)被指为巫而遭到侦讯、凌虐,或终难逃死劫1。也因此,今日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反映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之迷信、愚昧与不宽容的最终代表作。相对于此的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它让人们摆脱上帝旨意的束缚,让人们相信依藉理性思维可以让这世界更美好,从此奠定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基础,并促成近代科学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最早由此受益的欧美国家,因而得以领导全球进入20世纪现代化世界之中。当然,学者们也将猎巫风潮在17世纪晚期的快速退却,归因于启蒙运动之科学理性思维所推动的人权概念及司法进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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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

笔者提及这一段欧洲“猎巫”之暗黑历史是因为,它的主要背景之一是黑死病流行及人们对此疫疾的集体恐惧,此与今日所面对的新冠肺炎横行的情况有些相似。在集体恐惧下,人们猜疑这些“毒”由何处来,以及该如何消灭它们。借着找寻及认定女巫来发现“毒”的源头,严刑拷问哪些女人参加群巫和魔鬼的夜间聚会以探索其传播途径及范围,最后经由审判及将女巫们烧死来消毒。无论如何,最终猎巫这一套“防疫抗灾”程序并没有克服黑死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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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巫进行严刑取证

然而,猎巫审判与最后的公开行刑有另一层意义,它们是一种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人们藉此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恐惧、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由此角度,许多研究欧洲近代初期猎巫风潮的学者都认为,在集体恐惧与焦虑下,人们猜疑并施暴于内部或身边敌人的“猎巫”(找寻替罪羊)行动从未消失3。近日因新冠肺炎而产生的许多人群间的恐惧与猜疑,以及各种政治、区域社群间的相互指责、攻讦与暴力,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因着新冠肺炎的暴发,在全球各国之间,都掀起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暴力。这是比病毒更值得关注的。

一、人类社群与“病毒”

所谓“启蒙运动”并未让人们脱离人类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族群、阶级、性别等人类社群区分,与因此产生对他者的偏见、歧视与暴力。在人类社群认同下,“病毒”常影射我群之外的人:富贵阶级认为穷人脏且带有病毒,男性认为女性有毒,在族群认同下人们更认为 “非我族类” 可能给本群体带来毒害。

对外界与他者之“毒”的嫌恶与恐惧,让社群成员更感觉内部的安全与温暖。新冠肺炎之暴发与全球传播,在全球许多地方,由小区到国家,人们的普遍反应便是封闭边界、隔绝流动。这看来是十分科学的防疫手段,但其实是人类十分原始的一种社群自保反应。这种社群自保,最近也反映在国内许多偏僻村落的封路行动上。事实上,不待恶性疾疫或其它外来灾难来袭,人类社群平常就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在此,人类社群泛指小至一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的人类群体。人类社群的封闭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内部“自己人”之间的团结与情感,以及大家对“外人”的防范与敌意,又如实质的空间边界如村界、国界,与透过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等之客观因素展演与主观品评所表现的“我们与他们不同”4。他们,尤其指的是与一社群紧邻的其它社群,甚至是我群内部或边缘的“非内部人亦非外人的他者”,如印度的回教徒、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因最接近而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最具威胁,也因常接触而纠纷多,让人感觉最可能由此让外界的“毒”进入社群内。最近在许多新闻报导中,都可见到或因争夺医疗资源,或因争论病源及防疫措施,而造成各国间或一国内各地域人群间的紧张与冲突。这些反映的便是此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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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人类的社群认同,人们对“病毒”的认知与恐惧经常错综复杂。对一人群来说,有近身的、能被人们直接感受的以及能被控制的毒,有远方的、常涉及人们主观想象的、难以预测及掌控的毒。人们更常将此两种毒联系在一起,猜疑内部的毒(内忧)与外界、远方庞大的恶毒势力(外患)相联结,因此,感觉外界黑暗势力已透过“内奸”侵入体内或身边。近一年来台湾、香港的局势变化,与一些欧美国家的介入,可能让部分台湾民众被视为内部之毒,是“亲共”的台湾人,他们被猜疑将外界之毒带入台湾。这样的内部之毒与外界之毒及其彼此联结,可以是十分真实确凿,也可以被虚构想象。所以,一个社群(应说是其中的统治阶层)常创造、想象及强调一些外患内忧,以巩固社群团结。

在过去欧洲与美洲的猎巫风潮中,宗教或俗世政权领袖警告群众,外部敌对势力(魔鬼)已透过内部敌人(女巫)渗透到社群内部,于是透过猎巫之反渗透行动,巩固人们在上帝之国中的凝聚5。今日世界许多政治群体领袖的作为与此并无不同,即建构外界庞大的恶毒势力,猜疑并施暴于与之勾结的内部敌人,以此凝聚一想象的共同体。在民众方面,动乱不安助长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这便如溺水的人恐慌地紧抱着浮木一样。因此,近日来,无论抵抗病毒的作为与成效如何,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及支持度都普遍升高。

二、族群、性别群体与“病毒”

最近,许多社会人群与国家对新冠肺炎的反应,由此产生的诸多现象与言论,也印证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防疫抗灾的问题。“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族群、文化、性别偏见的联想,因此,人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也与他们其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其中一种恐惧,一种在此之前早已在学术界被一再夸大的恐惧,便是西方世界之中国威胁论,或更带有种族、文化色彩的文明冲突论(4)。在这样的想象与恐惧下,新冠肺炎成为一种触媒,在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自视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有别的国家,皆发生华人被排斥、辱骂或遭肢体暴力的替罪羊现象。其原因仍是前面提及的,人们经常将“内部敌人”与“外界敌人”联结在一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华人,或说普通话的人,被人们想象为与外界敌对势力(中国)相勾结的内部敌人。在此想象下,人们平日对街坊邻居华人﹙内部敌人﹚的不满,常转移到对中国(远方庞大敌人)的嫌恶上。相反地,对中国的恐惧与嫌恶,也会转移为对身边“中国人”的猜疑与仇视。最近美国福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杰西·华特斯(Jesse Watters)在谈话节目中的侮辱中国言论,以及他在2016年对美国华人的侮辱性报导(5),反映的便是这种内外敌人相勾结的心理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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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猫晚上聚会,欧洲则有女巫夜宴,其中头上戴角的是魔鬼。受审的“女巫”在被严刑取证时,女巫夜宴是一个关键。

内外敌人相勾结的想象与恐惧,也反映在欧美的女巫传说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本地女巫会在晚上飞到某处,与魔鬼以及一大群女巫聚会。川西羌族也有类似的“毒药猫”传说:人们将疾疫与意外死亡怪罪于村中某一女人,这种女人被称为“毒药猫”[2]。同样地,在羌族传说中,寨子里的毒药猫女人会在晚上与外面一大群毒药猫聚会,吃人肉。这些传说也流露出人们对内部敌人与外界邪恶势力相勾结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初期欧美各地曾发生严重的猎女巫历史事件,而在羌族地区,说某人为毒药猫只是过去村寨民众间的闲言闲语,人们不会真正对这些女人施暴。

虽然如此,日常性的人际或人群间之猜疑与仇恨言语不能被忽视。如1692年美国麻州萨冷(Salem)等地猎巫事件的例子,由证人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来看,这些所谓“女巫”在被送上法庭前,多已长期被其邻人猜疑并闲言为巫了(6),这情况与过去羌族村寨中人们对“毒药猫”的闲言闲语并无不同。研究近代初期欧美猎巫风潮的历史学者们,常提及饥荒、战争、政治动乱与黑死病等等时代社会背景,触发此种集体暴力。这些见解毫无疑议,然而却忽略了以上因素只是社会集体暴力的触媒,对施暴者与受害者来说,一个或一些女人会被其邻人甚至亲人猜疑并指控为巫,其原因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敌对、猜疑与恐惧之中(7)。

这些传说以及历史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轻微的猜疑、歧视与仇恨言行,包括在幽默与言论自由遮掩下的轻佻讥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暗流。在人们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下,这样的暗流便容易激起为集体暴力之历史浪花,也就是被记载为“历史”的严重暴力事件。最近各国街头、地铁以及电视媒体、网络上的仇恨言论与霸凌行为已有激发现象,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加剧,这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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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被发往毒气室。照片中为来自喀尔巴阡山罗塞尼亚地区的匈牙利犹太人,他们大多来自别列戈沃犹太区(摄于1944年5月/6月,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藏)

人类理智与理性十分脆弱,对此启蒙运动也没有太多帮助。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Neil Postman),曾以一个耸动惊心的例子说明人类理性之脆弱:1920年代末的德国仍为世界理性的中心,有世界最顶尖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然而不到10年之间,1930年代中期的纳粹德国成为失去理性的野蛮世界[3]。二战之后汗牛充栋的对大屠杀(Holocaust)的研究与反思,也无益于增进人类理性,因此并不保证同样的事不再发生。最讽刺的例证便是,大屠杀受害者也可能在现实政治中扮演屠杀者角色。

将大规模屠杀暴力归罪于希特勒及纳粹党(8),或只注意大屠杀历史事件,都无法让人们对此有真正的认识与反思。集体暴力的源头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间,当灾难式的集体恐惧发生时,施暴者经常只是平凡人,而受害者则是他们的邻人。两本探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屠杀暴力的书,其书名正分别为《平凡人》(Ordinary Men)与《邻人》(Neighbors)。后一书,作者格罗士(T. Gross)描述的是1941年发生在德国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小镇Jedwabne的屠杀事件。该镇的波兰居民将镇上另一半的居民,他们的邻人,约1600位包括老弱妇孺的犹太人残忍杀害[4]。前一书,作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研究德国警备军101营(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一个在波兰执行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单位,他指出这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军警都只是十分平凡的人,没有特殊暴力的人格特质,没有特殊社会背景,但他们却能毫不手软地执行此任务[5]。这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及的,大规模猎巫暴力肇基于日常生活中对“女巫”的猜疑与闲言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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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Men by Christopher R. Browning及Neighbors by Jan T. Gross

西方的女巫传说与川西的毒药猫传说,另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被指控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对女性的歧视。最近许多医护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受到民众各种缘由与形式的暴力。可以由此思考: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文化现象是,女性从事医疗照顾(如护士、接生婆、临终照顾者)的人口比例远超过该行业中的男性。没有任何道理认为女性特别宜于这些行业。事实上,这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皆如此),人们认为疾病、死亡是危险与有毒的,因此常让女人(或鼓励她们)来从事这些行业。甚至在一些社会中,人们认为女性具有毒性,因而宜于处理一些与疾病、死亡有关的事务,以毒制毒。在传统中国的一些地方民间,人们相信女人属阴,因此可以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事务,此也是出于同一种性别偏见文化。南丁格尔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但南丁格尔如何成为护理人员牺牲奉献的符号则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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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

在欧洲猎巫风潮中,许多被指为巫而遭到凌虐处死的都是从事民俗医疗及照顾病人、婴儿的女性[6],反映的便是这种人类性别偏见与人们对疾疫、死亡恐惧之心理丛结。总之,女性并非特别宜于从事医疗照顾,这只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性别偏见在今日世界医疗体系中留下的狐狸尾巴。了解这一点,自然我们对女性护理人员应有更多的尊重与爱护,且应有更多男性投入此危险行业。

以上这些现象均显示,在许多方面近代科学理性与人本思潮并未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也说明为何许多后现代主义人文研究常聚焦于族群、性别、身份认同等议题,然而至今人们在这些方面的省悟与反思仍然是远远不足的。

新冠肺炎、SARS等病毒的产生及传播,似乎皆和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有关,因人类活动跨越边界,让与野生动物共处的病毒进到人类生态圈之中。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几次严重的传染病暴发,经常发生在大规模人口移动的跨界场景中,如14世纪蒙古西征为欧洲带来毁灭性的黑死病,又如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为美洲印地安人带来造成大量人口灭绝的传染病。此似乎表示,世界各地人类在其特定环境中,与其他人、生物(包括各种细菌)以及病毒,共同形成一地方性生态体系。人群的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带来异质生态体系间的接触,也常为人们带来一时难以与之同生共处的细菌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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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花感染而死的印第安人,天花在美洲原住民间造成的死亡率高达八至九成。

然而在今日全球化的场景下,我们应思考的不只是人口跨境流动带来的“陌生病毒”问题,而更应反思在此潮流下,人们与来自异国及异文化“陌生人群”相接触而产生对后者的敌意与暴力。在全球化的商品与人力流动下,许多人家中有了菲籍或印度尼西亚籍佣人,工厂中有了土耳其裔或巴基斯坦裔劳工,超市货架上亦出现许多东南亚及中东食品,与产自墨西哥及中国之物美价廉家电。然而此欣欣向荣的全球化场景,只是在此体系中获益的国家及其国内获益族群的美好体验。而至少另有一些人的体验则是,农人因全球化市场而难以决定该种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祖训成为空谈,农村人口流向都市而成为全球化工业生产链的底层劳工。工人及其他低收入职业族群,则因全球化劳动人力与资金之跨国流动,以及“知识产权”大比例地夺占商品价值,而让低薪成为劳动者(无论本国与外籍)无法脱逃的宿命。知识、职业与教育评鉴的全球化与市场化,似乎让北大、清华、台大、哈佛的学生家长们愈来愈富有;而事实却是家长愈来愈需要有钱才能让子女进入全球排名前列的名校以增强其职场竞争优势。更糟的是,全球化,特别是二战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口流动与财富重新分配,将社会中的种族与阶级区分合理化,因此让19世纪以来人类对种族主义与阶级社会的反思与革命成果化为乌有。此现象在全球化愈彻底的国家及城市中愈为明显;商业大楼中的银行经理及跨国企业主管、一般商家及白领工薪阶层、家中的雇佣、工厂与街头的体力劳工,皆在全球化下大致依种族、民族、国籍或地域人群区分而各安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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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其中一个最繁忙的商旅区——尖沙咀的市中心,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群,南亚、非洲、印度,商人、避难者、临时工,还有囊中羞涩的各国背包客。它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世界性聚居地,却更是一个会令香港人感到不屑或恐惧的地方。

全球化下的人群流动与网络讯息传播,拉近了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距离,同时也让人们感觉“陌生的”异类已逼近自己身边。恐惧常来自于“陌生感”,相反地,人们安于自己熟悉的世界。许多美国人习于每年一万上下的国内人口死于枪枝暴力,习于为了安全晚上不宜出门的生活,也习于接受因医疗与医疗保险体系缺失而大量民众死于流感等疾病之宿命,但对于身边的非洲裔、亚裔与中东裔邻人,则常感到陌生而心生恐惧与猜疑。在全球化下人们服膺一些所谓“普世性的”利益分配与公平正义原则,却愈来愈不能宽容,亦不愿了解身边外来者的 “陌生” 宗教观点、社会体系、人伦道德与人权价值。

人们对陌生事物与人群的无知或错误认知,以及因此不能理解与宽容,常因于社会大众普遍对传播媒体的依赖。近日美国政治讽刺电视节目《每日剧场》(The Daily Show)主持人Trevor Noah将美国媒体人物称新冠肺炎病毒不足惧的言论编辑成一短片,名为《向愚蠢病大流行的英雄们致意》(Saluting the Heroe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umbic)(9)。这对于今年4月初以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与死亡病例急速升高之现况来说,当然是相当讽刺。本文前面提及的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批评人们智力低落、理性脆弱的那篇文章,针对批评的便是电视媒体。他认为,电视媒体不仅提供娱乐,也将政治、宗教、教育、商业等娱乐化及肤浅化[3]。那时是1990年代,今日情况不但未有改变,且因网络媒体(如网络自媒体及社交平台等)的竞争,而让电视及报章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报导更捕风捉影、言论更具侵犯性及庸俗化。新冠肺炎在中国及全球传播以来,各种媒体上的假新闻、不负责任的意见(如前述Trevor Noah所搜集的美国电视媒体言论)与集体霸凌言论均明显暴增,反映的便是此种趋势。

无论如何,人类理性脆弱及智力堕落并不单纯由于电视及网络媒体让人们不愿深思问题,以及不能敏锐观察周遭世界。普斯特门盛赞电视出现前的18-19世纪美国之理性,他引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科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之说,称美国是一个让启蒙运动理想实现的“理性帝国”(the Empire of Reason)[7]。笔者认为,这有些言过其实。前面提及的美国殖民初期波士顿社会精英,身为神学家、科学家与舆论领袖的卡顿·马瑟,强力支持猎巫审判,便是启蒙运动并未能使人类全然脱离原始蒙昧的例子(10)。

近二三十年中国之崛起,无疑是以广大国土之自然资源、14亿人口之智慧与劳动力,以及强烈的经济动机,投入于全球化市场的分工体系之中。在近两年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之抵制;其理由是中国未能遵守这些先进国家设定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不仅违反智财权等保障先进国家在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中优厚利润之规则,更逐渐不能安于在此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基层位置。华为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以美国为首、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大家庭中,努力进入此大家庭核心的华为,成为其他核心家庭成员心目中的内部之毒,因而成为后者对崛起之中国“外界之毒”的恐惧与反感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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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1993年夏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中的观点,其主要论点为“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1996年,此文章又被拓展为一本专书,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图为该书1996年版封面。

是否华为与中国真的是全球化体系中的“病毒”?是否如同病毒会突变以与其宿主共存,华为与中国也终会有些改变以适应全球化市场?即便如此,笔者认为,此事并非如此单纯,亦难因此终结与全球化强权间的对立。如在前面提及的,人们对“病毒”有许多基于认同偏见的联想,此非生物现象而是人文现象。在一群体内愈和自身相似的“异类”,愈容易让人们觉得像是进入身体内的“病毒”,因此也愈让人们感到恐惧(11)。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美国本地出生华人说的流利英文常让他听得起鸡皮疙瘩,反映的便是此现象。再说,全球化市场及价值观,可说是另一种型态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自然涉及全球化强权之间的竞争与敌对。全球化不只涉及生产、贸易、消费、金融上的合作、竞争与垄断,也因人们跨界接触而激化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之争。文明冲突论将此简化为 “我们与他们” 的二元对立,因此,极易为全球带来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无论如何,美国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所称的全球化理想,“经由各国间的合作来促进繁荣及和平以创造一更好的世界”(12),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谎言而已。

三、全球化与区域性人类生态

近年来世界许多的变化,如全球金融危机、中东乱局与国际强权的介入、欧洲难民与移民问题、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近日因新冠肺炎造成国际流动封闭。这些全球化挫折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是,人们应关心及反思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态问题。不同于简单而刻板化的西方与非西方体制,或经济发展之先进与落后,人类生态指的是环境、生计、社会、文化的综合体。最近新冠肺炎之全球暴发,各个国家的防疫策略及其成败,经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样的“意外”实由于人们经常以医学水平、经济发展与整体国力来衡量一国的防疫成败,但事实证明环境特色、社会组织、文化习俗等等均为关键因素。这个新近的现实例子,正说明人类生态的重要性。全球各地因其环境及人们对其利用、开发有异,产生特定的社会体制与文化,如此形成不同的人类生态体系。无论如何,人类生态关注的是人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富足、安全、公平、和谐的社会体系之中。这是一种内省与反思的关怀,期望因此造成体系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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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海报,该片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企业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

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打乱了本地的人类生态体系。以中国来说,近数十年来飞跃的经济成长与物质建设,无疑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亦无可讳言的,在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许多体制、价值观与个人惯性行为似难以配合这样高速的经济成长,更因追求高效率的 “便宜行事” 文化而让体系内各层面发生落差及矛盾。人类生态学观点,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视为一个有彼此联动关系的整体,因而认为对此之关怀也应是整体性的。环境是否能负担及永续支持经济开发及其成果;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是否能遵循合理公平与一致的法则;在环境利用与经济产业之合作、竞争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及其制度是否能维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和谐及保障弱势者;以及什么样的文化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让上述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体系得以顺利运转。

近年来,全球贸易中因智财权及货物、原料封琐造成的国际冲突,以及新冠肺炎流行时各国在对抗疫情时之捉襟见肘,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种警讯,特别是全球化造成的许多问题此时皆暴露出来。疫情结束后,全球主要国家必然皆有重大政策改变,全球化策略将被检讨,而如何完善各国或各地域人类生态应是新的关注焦点。虽然如此,全球化仍然势不可挡,中国也将继续追求高经济成长,并在全球化场域与美国及西欧各国一较短长。然而如何“消化”过去的经济成就以完善一个稳定且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是值得大家深思及共谋的。在全球场域亦然;若让全球成为一个理想的整体人类生态体系尚远不可期,或并非全球化下大国相竞的终极目标,那么各国或各区域国家是否应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的人类生态体系,并尊重彼此的选择?

注释

1.关于欧洲近代初期猎巫风潮中的受难者人数,由于原始资料散佚以及有些作者的夸大描述,很难被确切估算。根据此研究领域权威学者们较新近的普遍意见是,在1450-1750年间各地法庭的猎巫审判案件大约在10万例左右﹙Robin Briggs之见),或不超过9万例﹙Brian P. Levack之见﹚,约4-5万人被处死。学者John Demos则认为此时期的欧洲猎巫审判案约有10-20万件,5-10万人被处死。由于许多迫害、虐杀未经正式审判或未留记录,因此上述数字可能仍低于实际受难的人数。参见Brian P. Levack,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third edition(London:Pearson Longman,2006);Robin Briggs,Witches and Neighbors: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New York:Penguin Books,1996),P8;John Demos,The Enemy Within:A Short History of Witch-hunting(New York:Penguin Books,2008),P37-39。

2.Brian P. Levack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一些近代初期欧洲猎巫狂潮退却的原因,如司法程序的进步、刑求取供被禁止、宗教氛围与人们对超自然领域看法的改变、去迷信化与机械唯物哲学(mechanical philosophy)、反抗教条与权威等等。他虽未提及启蒙运动,但这些都是启蒙运动的主副产品。参见Brian P. Levack,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P253-271。

3.如耶鲁大学历史教授John Demos,其简述欧美猎巫历史的书The Enemy Within,最后部分介绍18世纪以来发生在美国的一些由集体恐惧导致的“猎巫事件”,包括20世纪中叶在反共、恐共孕育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氛围下,许多人被控支持或庇护共产党而入狱。参见John Demos,The Enemy Within,241-292。

4.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应是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 by Richard Nice(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84)。

5.一个例子是,1692年著名的美国萨冷(Salem)猎巫审判结束后,次年,一位深涉这些案件的当地知名牧师、学者卡顿·马瑟﹙Cotton Mather﹚出版了《隐形世界中的诡奇》(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一书,为前一年的女巫审判之合理、合法与合乎神意作辩护。在这本著作中,他一再强调美洲大陆在殖民者来到之前是被撒旦控制的世界,印地安人是魔鬼的使徒,清教徒带来神的力量,驱退魔鬼,但魔鬼仍时时计划反扑。以此他提醒大家要团结一致才能得到安全。参见Cotton Mather,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Observations as Well Historical as Theological,upon the Nature,the Number,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Devils,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einer Smolinski(Printed in 1693;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Digital Commons@University of Nebraska)。Cotton Mather与其父Increase Mather皆为美国殖民初期的重要宗教、学术与社会领袖。Increase Mather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Cotton Mather为筹建耶鲁大学的重要人物,然而却因涉入猎巫案,让他一生事业及声名染上污点。

6.这是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引起之争议与讨论。其论点主要为,世界各大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动荡的主轴。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

7.杰西·华特斯最近因新冠肺炎而发的辱华言论,见Business Insider报导,David Choi,’They are a very hungry people’:Fox News host fuels racist tropes about Chinese over coronavirus outbreak(March 3,2020);见于https://www.businessinsider. com/fox-news-jesse-watters-chinese-demands-apology-racism-2020-32016。2016年杰西·华特斯在福斯新闻网(Fox News)The O’Reilly Factor节目中播出的唐人街访问,表面看来是探问华人对美国总统选举及对候选人特朗普的看法,但Jesse Watters尽其所能地在访问中突显华人听不懂英文,没有政治常识,并时时提及中国食物、龙、空手道、廉价中国货等,来表现西方社会对中国肤浅且轻浮的刻板印象。Jesse Watters的街头访问影片见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SxY UYH5x0-s&t=71s&list=WL&index=31。

8.在这些案例中被送上法庭的“女巫”,如麻州(Massachusetts)纽伯里镇(Newbury)被指控为巫的妇人伊莉萨白·摩斯(Elizabeth Morse),以及新罕普夏州(New Hampshire)南部汉普顿镇(Hampton)被指为巫的妇人尤尼斯·寇尔(Eunice Cole),在被送上法庭前已长期被本地人闲言为巫。相关资料见于David D. Hall ed.,Witch-Hunt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A Documentary History 1638-1693,second edition(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9);Bernard Rosenthal,Salem Story:Reading the Witch Trials of 1692(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 P. Demos,Entertaining Satan: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另外,在一些欧洲猎巫风潮的研究中,学者亦指出,许多女人在被送上法庭审讯前,经常在地方上已长期被人们猜疑及闲言为巫了。参见Brian P. Levack,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P146-148。

9.在此方面,我非常同意历史学者罗宾·贝格斯的论述,并欣赏其对亲近人群之“小社会”的关注。相关著作见Robin Briggs, Witches and Neighbors: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10.德国政治哲学家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曾指出,二次大战后德国政界与知识界的集体压抑与回避,人们将一切罪恶归于少数政治领导阶层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而回避探讨此中的个人罪行,也就是漠视支持或甚至参与纳粹政权屠杀罪行者的个人责任,他也质疑那种导致纳粹崛起的心态(mentality)是否已不在德国居主导地位。参见Eric Voegelin,Hitler and the Germans,translated,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etlev Clemens and Brendan Purcell(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9),P2-4。

11.大流行英文为Pandemic;影片制作者故意将之拼写为Pandumbic,暗指愚蠢(dumb)流行。该节目播出于今年4 月3日;影片见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NAh4uS4f78o.

12.卡顿·马瑟在其著作《隐形世界中的诡奇》中将印地安人视为魔鬼的使徒,而《理性帝国》作者历史学家科马格,亦因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对印地安人及非洲裔种族歧视内容而颇受争议。这些都说明,被认为的与自认为的启蒙运动理性继承者亦难以摆脱人类种种社群认同下的偏见。

13.芮内·吉哈德(RenéGirard),法国比较文学、史学与人类学者,以研究人类集体暴力、替罪羊机制(scapegoat mechanism)与宗教起源间之关系而著称于世。他曾提出monstrous doubles概念,此概念指的是,与自己十分相似的他者最让人感到恐惧不安,因而可能暴力相向。参见René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trans. by Patrick Gregor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

14.其原文为“The idea was to create a better world with countries seeking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to promote prosperity and peace”。引自该机构网页上的文章What is Globalization?见于https://www. piie. com/microsites/globalization/what-is-globalization.

参考文献

[1] Heinrich Kramer,James Sprenger.The Malleus Maleficarum of Heinrich Kramer and James Sprenger[M].trans.by Montague Summers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71.

[2]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四章[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Neil Postman.Future Schlock[M]// Neil Postman.Conscientious Objections: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162-174.

[4] Jan T Gross.Neighbors: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Poland [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

[5] Christopher R Browning.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M].New York:Harper Perennial,1998.

[6] Brian P Levack.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M].Longman Press ,2006:151.

[7] Henry Steele Commager.The Empire of Reason:How Europe Imagined and America Realized the Enlighten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文章原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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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长租公寓频爆雷伤害低收入人群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刘毅报导)近来,大陆长租公寓频频爆雷,而租住长租公寓的基本都是低收入人群,这对他们伤害极大。有评论人士认为,长租公寓的经营方式是典型的旁氏骗局,中共监管部门监管严重失职。 据财新网12月4日消息,截至2020年9月,大陆长租公寓爆雷的企业共计26家,部分头部长租公寓企业也面临巨大风险:蛋壳、青客、乐伽陷入资金链断裂危机,根据已上市的蛋壳、青客两家公司公开财务数据,这两家长租公寓已技术性破产(入不敷出);自如、相寓两家强行要求房东降价或赔偿巨额装修费却不给租客降价,自如目前涉及的法律诉讼近900件。 报导引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蔡真的分析表示,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主要影响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首先,头部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大学生和白领,每年租客群体约为236万人;其次,中低端长租公寓的主要客群为农民工群体,当前农民工群体约为2.4亿人,租住长租公寓的比例按5%保守估算,达到1,200万人;再有,长租公寓拖欠工资主要对象为保洁、维修人员,属于城市打工者,拖欠装修工程款涉及农民工工资。所以长租公寓的大面积倒闭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蔡真把长租公寓频繁爆雷的原因归为:滥用租金贷;高风险经营模式,主要采取两个手段“高进低出”和“长收短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长租公寓当前模式漏洞进行诈骗。 但是,财经评论人士王剑却认为长租公寓频频爆雷是中共监管机构不作为造成的。 王剑表示长租公寓频爆雷说明这种商业模式是不可行的,已经经营成了一个旁氏骗局,成了一个融资手段。 王剑进一步解释说,公司从房东那里收来房子,装修以后租给客户,高进低出,中间利润很少,甚至赔钱,公司就要不断的扩大经营规模,填窟窿,等到窟窿填不上时,公司就会卷钱跑路,这和P2P的模式一模一样。 王剑认为,中共当局应该早介入,进行监管,应该有政策出来,现实是当局根本不管,当局无能,根本不在意民众死活。 据陆媒消息,12月3日凌晨3点,广州天河广场一名蛋壳公寓租客将租住的房子用火点着后,从18高层跳楼自杀。 跳楼租户的室友称,他们的房东上个星期在门上贴了一张通知单,称因为没有收到蛋壳的房租,所以要求租客一个星期内搬走,期限就在这两天。 这名室友称,他们很多人都交了1年的房租,而跳楼的租户刚毕业还没工作,贷款缴了一年的房租,原本还说计划回老家打工还钱。但没想到选择了轻生。 责任编辑:梁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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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朝着她的方向。人群里忽然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弦子,你要加油啊!”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是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一位警察凑近人群中的学生,“想单纯地聊聊天。”警服上套了一件黑色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你们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小事?他问他们。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正式开庭。受理案件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拒绝公开庭审。 庭审场外的丹棱街,聚集着前来声援的人群。四位没有提前约定的朋友在这里相遇,认出彼此后,他们紧紧拥抱。 柳皓在中午十二点半到,王靖雯在凌晨十二点半离开。他们一起记录下庭审场外的12小时:在标语的海洋中,一波又一波外卖送到。戴着猪头面具的男性,把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买断了货。此外,还有糖葫芦、鸭脖、奶茶、汉堡……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回家后,她的心砰砰跳,一夜难眠。 我们记录下他们的见闻。  1 标语的海洋 12月2日,中午十二点半,气温刚刚超过零度。丹棱街1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北门外,还没有聚集起引人注目的人群。许美静、柳皓和其他三个陌生的女孩站在北门入口外,他们相互询问,“你也是来支持弦子的吗?” 得到彼此肯定的答复,几个人开始继续交谈,有人表明身份,说自己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也有人说自己专门从杭州赶来,往返2500多公里。 其中一个女孩举着手机,对准法院北门的入口,像是在录像。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警察,“你们有联系(当事人)吗?”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回答他。许美静反问他:“我们不能站在这儿吗?” “疫情期间不允许聚集。”警察解释说。 几个人戴上口罩。几分钟过去,北门外依旧没什么动静,他们陆续走到了法院南门。 法院现场平面示意图 南门外是通惠寺街的一段,长度不到一百五十米,路宽大约五米,十几棵高大的悬铃木落去了大半的叶子。路的一边是法院南门和安检口,另一边开着几家律师事务所,一两家餐厅和茶馆。 这时候,路边还只有零星几个人。两个外国记者背着设备低声交谈。一个中国摄影师对着法院大门匆匆拍了几张,然后双手插兜来回走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十分钟过去,路边陆续站了三四十个人。一个年轻男人捧着鲜花站在法院南门边,他的身边已经站了十几个人,安静地排着队。 和他们几米之隔的马路对面,一个高瘦的白人记者架好了摄像机开始拍摄。几分钟后,一个警察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对他说了些什么,然后用手机拍下了他的记者证,三脚架也随之收起。 警察在拍摄外国记者的证件 其他人依旧安静地站在马路两边,交谈声很轻,断断续续,一两句话随着白雾迅速消失在寒冷的空气里。 路人经过这里,被短暂地吸引目光,有人留下半个句子,“噢,那个朱军的案子”,然后走开。 柳皓站在稀松的人群间,举起手机去拍照。旁边的中年男记者问他是哪家媒体,他说,“我是附近的学生”。 不止他,很多学生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有人带着相机,有人买了鲜花。还有人来自本地的社群和NGO。人们带着自制的手幅和招贴,相互张望。 图说 柳皓往路口看去,从人群里看到了博里,“你也来了!”许美静拥上来,三个人紧紧拥抱。 人群渐渐壮大,现场的一家媒体开始采访。博里和许美静站在记者的镜头前,各自举着标语:“打破黑箱”、“性骚扰可耻”。因为寒冷,她们的手指开始泛红。 被问到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期待时,许美静说,今天能不能在司法上取得进步,她不知道,但就像弦子说的,要“在历史中留下一个疑问”。 交谈间,她们身后近百人聚集了起来,呼喊声开始从人群中传来,“我们和你(弦子)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图源:Andy Wong/AP/達志影像 几十张手幅和标语被举起来,各色的纸张写满平静的话语或是愤怒的控诉,被一一举过头顶,朝向一个方向­。 现场声援者 这是下午一点左右,弦子穿过人群来到队伍的末尾,人们迅速围过去。举着标语和招贴的声援者们站在她的身后和左侧,另一边则是自媒体和职业记者们的镜头。 弦子站在人群里,瘦小的身影,双肩包的背带滑到了手臂两侧,让人很想去帮她把背带扶起。几根白发从她的头顶散下来。看到眼前来声援自己的人们,她很快红了眼眶。 图说 人群里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激动地说:“弦子,你要加油啊!” 弦子马上看到了他:“叔叔,你也来啦。”旁边有人在问:“这位叔叔也一直在支持你吗?”弦子说:“嗯,叔叔的女儿也是那个(被性侵)。” 她继续跟大家说着话,一卷招贴从弦子前方的人群中抛过来,她伸手接住了它,打开来,白纸上两个大字:必胜。 现场声援者 弦子把“必胜”的招贴拿在身前,再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全是哭腔,语气又依然坚韧:“感谢大家今天赶到这里……我特别担心今天做得不好。”因为情绪激动,她说得断断续续。 周围不断传来鼓励的声音,“弦子不哭”、“你已经很棒了”、“弦子加油**”**…… 弦子继续说道,“虽然我很感谢大家很看重我的这个案子,但是一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如果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我们能够进行的诉讼很少,不管是赢还是输,其实都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就算这个案子没有取得最终的司法意义上的胜利,但是能够让很多人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案子去推动司法向前走……让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支持、一些顺利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谢谢大家!” 她深深鞠躬。人群为她鼓掌。 图源:Kiva 与此同时,在人群西侧三十米外的路口,两个外卖员在此相遇,一男一女,停下车朝着法院门口张望了两眼。女外卖员问,“这是在做什么?” 男外卖员抬手指向人群:“我看(有人)举的什么‘相信女性’的牌子,现在女性都是非几百万(身家)的不嫁,你说还怎么让人相信女性?” 图说  说完,两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了。  2 警戒线拉起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弦子进入法院。 随后,博里和其他人被要求离开马路站上人行横道,再撤下手里的标语。人群安静地按照指挥移动,但是没有人把手里的标语放下来。警察过来的时候,博里就跟大家一起虚掩一下,等他们的目光一离开,标语便又纷纷升起来。博里说,“这是中国孩子最擅长的假装听话。” 安静的等待没过多久,人群里突然响起一阵骚动,那位几十分钟前查阅证件的外国记者,正被五六个警察围住,拖向派出所的方向。途中有警察试图拿走他的设备,理由是要核查他的身份和资质。 博里和身边几个陌生的姐妹确认眼神后,快速追到了派出所门口,人群中响起“不要推他!”“便衣亮出身份”“不要干扰正常采访”的声音。 进入派出所,博里和其他人要求在大厅等结果,但是被“出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理解一下”这样的话语以及肢体语言的驱逐一步步逼退回了派出所外,人群全部停留在警戒线后。 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女孩坚定地留在大厅,不说话,只是昂着头流眼泪。一群警察围住她,表示要告知她的大学辅导员,并上手准备推拉。博里和其他人试图上前去阻拦,并一遍遍大喊:“不要碰她!不要碰她!”她们最终还是被带到了警戒线后。 图源:黑羊公社 那位女生退下来后止不住地颤抖哭泣,博里和另位三个女生一直站在她旁边,递纸,拍肩,安静地陪伴。 外国记者出来的时候,博里和几个女生正在被警察核查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联系方式。他们声称只是正常程序,公民有义务接受检查。但博里心里害怕,几个人在登记时要么尽量写得潦草,要么抖得拿不住笔,“给假的怕现场被抓,给真的怕上学受影响。” 她们要求警察现场核查然后把写了身份信息的纸张归还,最终警察以网络不好为由,把纸张带回了所里。 下午四点的人群比中午稀疏了不少,但仍然有七八十人在等待着。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王靖雯到了现场。 前一夜她彻底失眠。没带电脑、没带相机,她带着混沌的心情前往现场。 警戒线拉在马路的一侧,蓝白色的条纹在风里微微抖动。“你能感受到人群中微妙的不安全感、微妙的怀疑。”王靖雯回忆。 图说 17:13,与声援者一街之隔的法院安检厅。人行道边已经拉起警戒线。 现场没有人集中地举起标语了,有人零星地举起标语,和它们匆匆合影,然后放下。 傍晚之后,有人主动找了过来,博里一眼认出,是白天和她们起冲突的警察。 他说:“就是想单纯地聊聊天。” 他在警服外套上了一件黑羽绒服:“套上这衣服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他问博里她们是什么组织,要这么坚持在法院外等弦子?为什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要关心跟她们近乎无关的“小民事”? 她们说,弦子出来的时候看到她的朋友们都在,心里能舒服一点,就这么简单。 聊天持续了一会儿,那位警察没能被她们说服,依然认为眼前这些人一定都相互认识,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来的。 他离开去值班的时候,博里和身边的人对他说,希望他今晚能早点回家,多穿衣服。  3 外卖“乌托邦” 从中午弦子进入法庭之后,室外的天气一点一点变得更加难捱,博里跺着失去知觉的脚,跟周围人紧紧围在一起。 一个带着猪脸面具的大哥走过来,递给她们几个暖宝宝。他戴着粉色猪脸面具,笑称自己是“猪军”。 戴红袖章的“猪军”大哥,他说自己的任务是“保护大家”图源:微博@昔央 博里中午就注意到“猪军”大哥了,被面具吓了一跳,以为他是什么偏激分子。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忙里忙外,安抚警察和人群双方的情绪,法院附近便利店的暖宝宝都被他卖断货了。 慢慢地,人群里有人自发地购买并分发暖宝宝和巧克力。大家“姐妹姐妹”地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博里搓着暖宝宝取暖,觉得又充满了力量。 图说 有声援者和记者走过来,问博里:“你们是不是弦子亲近的好朋友?怎么一直冲在前面?”博里和三个女孩回答:“我们不是,只是远方的朋友。” 来得相对晚些的王靖雯试图和周围人搭话。一个形单影只的外国女生用中文告诉她,自己在微博上看到消息,下班后赶了过来。 她也注意到人群中显眼的“猪军”和另一个男人在交谈,聊“如何爱国”,语气平静。 和“猪军”对谈的男人,王靖雯怀疑他是个便衣警察。 夜更深了,寒气袭人。 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一个外卖小哥驶进人群:“谁是弦子?” 大家都有些错愕,外卖小哥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谁是弦子?” 一个女孩试探地回答:“我们都是。” 图说 这份外卖是五十杯奶茶。在这一单之后,更多的外卖陆陆续续到来,暖宝宝、炸鸡、烧烤、关东煮……现场和其他天南地北的朋友不断在外卖平台下单,送来的品类越来越多。不同的订单,上都写着同一个收货人:弦子的朋友们。 点给“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外卖的单据 图源:现场声援者 每一次外卖小哥来到人群大喊“谁是弦子的朋友”时,人群同声相应,“我们都是”。博里感受到一种“汹涌的善意”。人们轻松下来,开始分发外卖,聊天。 王靖雯拿到一串糖葫芦,博里一晚上喝了六杯奶茶,咖啡因让她的心脏怦怦跳。 博里把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的这四个小时描述为“乌托邦”。下了班的上班族从周围赶来,学生下了课从新东方的教室过来,还有人从宿舍扛了一箱厚衣服过来,热心地分给大家。 热闹之间,有人建议把暖宝宝和食物分给现场执勤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也有人呼吁线上的朋友们不要再点外卖了,避免造成浪费。 人群熙熙攘攘,一位橙衣大叔一直在其中忙碌,他从江西赶来,一晚上都在组织分发物资、收拾垃圾。 来自江西的橙衣大叔  4 “弦子出来了” 23:52,在新一天到来之前,人群里传来了弦子的消息。有安保人员打着手势报信,“人快出来了,记住,你们不可以打标语。” 人们从各自的方向缓缓地挪向警戒线,相机对准那条长长的、被凝望了许久的玻璃回廊。安保人员不断地穿行在这条连接法院大楼和安检厅的回廊,里面的人也隔着被凝视的玻璃,向街对面看过来。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一波波怀疑曾升起又下落:弦子会不会已经在安保安排下从别的出口离开?弦子会不会被安置在法院里,被要求等人群散去再离开? 但人们最终等到了弦子。安保把弦子和她的律师、证人们拱卫起来,另有一行人跟在后面。他们走得很急,一行人簇着弦子、律师和证人们往出口走去——王靖雯和博里,还有更多的声援者,路灯下黑压压的一片,在弦子的右手边。 弦子一行人在安保人员的簇拥下走出法院安检厅 “弦子,我们在这边!”一个男声在高喊。 王靖雯在手机镜头里找到了穿着驼色大衣、被长围巾包裹着的弦子,瘦小,单薄,背包带溜到肩上,就像她十一个小时前站在这里时一样。 弦子转过身,一行人来到人群间。在黑色的暗影里,长枪短炮凑过来,有一个男人喊,“打个光!”闪光灯打到她个半个身子,人群外围的声援者们才得以看到她。 人们往前涌,一切带有摄像头的设备被支得更高。很多人用手机自发地录像。 被相机和手机镜头包围的弦子 图源:现场摄影师 在王靖雯录下的视频里,黑压压的人群与树影连在一起,一束光在弦子身上飘摇,一会打到上半身,一会打在腿上,有时直射在她头上,她那张小小的泛白的脸才被人们看到。 一束光歪歪地打在弦子腿上 图源:现场摄影师 视频有些模糊,但声音清晰地传来,人群里错落的声音在呼喊着“好样的”,“谢谢你”,“辛苦了”…… 弦子找到人群沉默的空档开口:“我们今天的庭审结果是休庭,我们申请了三位法官回避,同时申请了人民陪审员,我们会再次申请公开审理以及要求朱军本人到庭。由于本案非公开审理,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全部。” 民事案件里法官回避的话主要有以上几个情形 她有些咳嗽,在用力地扩大声量。在开庭前,因为紧张,她的肠胃炎发作。庭审超过十个小时,她只吃了一条巧克力。 在一波一波克制又热切的呼喊中,弦子似乎找到了一点底气,也略微松弛了一些。她眉头拧了拧,像个受了委屈又终于找到怀抱的孩子,“因为这是一个公众关注的案件,所以我们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要求休庭,要求三位法官回避。” 离开前,弦子面向人群,奋力喊出这一天的最后一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人群慢慢散去,几个警察注视着人们离场。零点二十分左右,王靖雯准备离开了,有警察对她说,“快打车回去吧,孩子。” 出租车载着王靖雯往北三环开去。车窗外,茫茫夜空的中间,圆月悬空,透彻明亮。 图说 5他们的话 许美静: 弦子的案子从发布庭审信息到第一次开庭休庭的这段时间,我流了很多很多次眼泪。每次让我忍不住流泪的都是共同体的力量。、所有说自己与弦子同在的人,无论是在法院的现场,还是天南海北,“弦子的朋友们”这样的认同在给每个人勇气。 我知道自己是这样易感,这样忍不住哭,但我也欣然接受这一点,我知道正是柔软、敏感的女性力量让这一切发生得这样有序、温暖而充满力量,这是我们脆弱之处,亦是我们用以创造奇迹的东西。 柳皓: 白天去了庭审场外,标语和口号,百十个镜头和弦子的白发,风吹得人脑门发疼,手指冻僵,人们站在她周围呼喊,喘息,那一刻巨大的振动像是对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公民教育。又或者,是身份政治和女性力量带给人的成就感,但其实成就了什么,我说不出来,我只觉得那是一些抽象的爱,把人包裹,我泪流不止。这是我私人的感受,焦躁了一整天,希望回到平静里,又不舍得回去,也值得一生铭记。 博里: 大家“姐妹姐妹”的叫着,大声感谢着彼此。无论男的女的还是酷儿,所见之处都是姐妹。我一边搓着暖宝宝取暖一边在手机上开着课题组的组会,眼前的法院是历史,耳机里的性教育是未来,身边是与我同样渴望改变的年轻人在抱团取暖,我从未感到如此充满力量。 王靖雯: 我的朋友说,不要在意那些老去的一切。 我说,向着沉沦的一切开战。 “那些阻碍我们前进的路障将不再起作用。当沉默和羞耻消失时,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的嘴被捂住、身体被进入,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要说话。” *文中未标明图源的照片由博里、许美静、王靖雯、柳皓拍摄。 口述来源丨柳皓 博里 王靖雯 许美静 撰稿丨陈皮 编辑丨罗方丹 余涵萱 刘文利 视觉丨多诺瓦 排版丨龙建敏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 The post Github丨特写:庭审场外12小时 by 爱与生命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青海省三官员同日落马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12月5日,中共青海省纪监委网站称,该省三名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审查和监察调查。 三人分别是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肖玉海,青海省防空办公室前党组成员丁琳,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牛志刚。 肖玉海于2003年至今,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丁琳于2004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任防空办前副主任、公司党委委员,现已退休;牛志刚于2012年3月至2014年11月,历任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贸易部部长,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此前,青海省官场有多人被查。 9月25日,上任不久的中共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被免职。 7月22日,中共青海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贾小刚被调查。此前,贾小刚曾是中共最高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副厅长,调职青海省仅一年零四个月。在贾小刚落马前,青海省司法系统也有官员落马。2018年5月,青海省司法厅前厅长王胜德因受贿罪二审改判五年。 此外,在该省曾任主要职务的江派大员——青海省前司法厅厅长苏荣、青海省前副省长蒋洁敏、青海省前省委常委毛小兵均落马。前青海省委书记强卫也是江派,且与令计划私交很深。 文国栋、强卫靠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发迹,均已被“追查迫害法轮功组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列为追查对象。 责任编辑:洪昀

中共打压升级 温州教师被迫签不信教承诺书 | 宗教自由 | 浙江教师

【大纪元2020年12月05日讯】有知情人士向自由亚洲台披露,近日,浙江温州要求教师签署“不信教承诺书”,中国(中共)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再次升级。 近日,浙江温州的一些教师收到了一份题为《教师不信教承诺书》的表格。该表格要求填表人填写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参加工作时间、职务及所在学校,并在四条所谓的“公开承诺事项”下签字和写下填表日期。在这些事项中,包含有诸如“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加强无神论教育学习,不信教,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不在任何场所宣扬和传播宗教”、“不宣扬封建迷信,不搞封建迷信活动”等内容。此外,该表格中还包含有“学校审定意见”一栏,该栏中的内容需要得到学校盖章。 根据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照片,该知情者所在的小学在日前召集教师开会时,要求“全体教师领取《教师不信教承诺书》一式两份,会上填写,一份自留,一份会议结束后上交”。中共党员教师则被要求“领取《共产党员不信教承诺书》一式三份,会上填写,一份自留,两份会议结束后上交。”所有表格的填写日期,则被“统一为2020年11月30日”。 浙江拥有庞大的基督教信仰群体,其中又以温州著称。据《基督邮报》(The Christian Post)中文版在2015年的报导,温州市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基督徒(见《中国浙江1200多个教会十字架被强行拆除》,《基督邮报》中文版,2015年8月5日)。2014年,中共在浙江发起“强拆十字架运动”,温州的教会受害尤其惨重,温州三江教堂被拆事件更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在此之后,中共一直对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各地教会持续实施限制、迫害。 现居美国伊利诺伊州、曾在温州教会工作多年的张崇助牧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共要求温州教师签署“不信教承诺书”的行为,反映了中共数年来的一种政策延续。 他说:“(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不是今天刚刚开始施行的。其实在2014年开始拆十字架之后,就有学校的学生、教师以及公务人员收到这个‘不信教承诺书’。如果他们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是信基督教的,那么就有可能对他们的工作、升学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曾在浙江教会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创办人刘贻牧师则表示,早在2010年,中国就有消息披露教育部内部发文,禁止聘用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担任教师。刘贻牧师还说:“浙江温州的基督徒众多,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基督徒。浙江温州政府要求学校教师承诺不信仰宗教,这也根本违反中共政府自己颁布的宪法,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来自上海、现居美国的基督徒黄先生则从江浙沪区域的宗教传统出发,表达了他对中共在温州禁止教师信教的看法。他说:“吴越在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上,都在东亚的宗教版图里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共产党执政之后,对吴越的宗教人士和信徒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共产党的这个新政策延续了它在其控制区内,一贯迫害包括基督徒在内各宗教信徒的暴政本色。如果说党员不可信教尚且属于共产党内部的组织纪律,那么教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不得信教就完全是胡搞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责任编辑:刘毅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常玮平律师及他父亲(来自维权网) 陕西人权律师常玮平的父亲常拴明本周一(11月30日)透过微博表示,已见到儿子,但其异常言谈让他担心,常玮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也饱受威胁。 常玮平自10月底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当地宝鸡市警方突然于上周三(11月25日)安排其父常拴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玮平突然放声嘶吼:“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让常父忧心,常玮平人身安全恐受威胁并遭酷刑对待。 而常父本周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和周遭友人现在不仅遭警方和当地国保多所骚扰、彻底噤声,常玮平妻子任职之医院高层也对她施压。而常家所委任的四位律师皆一一遭所属司法局阻饶,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现在是赤裸裸地“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 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已出逃至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成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迫害已成常态。 他说:“在习近平的新时代,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在实际上来说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说,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施行。” 常父:常玮平交待后事? 据常拴明周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上周三于宝鸡市高新分局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常玮平。在不到10分钟的会见时间里,由六名员警陪同监督,“父子俩相对而泣,玮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语速很慢…如同背诵一样。” 常父说,当时,常玮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透过网络提高对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父走出会见室之际,却突然传来常玮平从室内吼破喉咙地喊“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常拴明写道:“这是在交待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我瞬间崩溃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不会放弃!” 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拴明已多次发文表达对其儿子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玮平妻子的医院工作和非法阻扰委任律师辩护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 根据常拴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源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天,就遭所属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拴明痛斥宝鸡市高新分局“把法律当厕纸。” 家属委托律师屡遭阻饶 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任的张科科律师曾在宝鸡市停留四天,但期间不仅无法会见到常玮平,回到湖北后更遭当地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进学和付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见申请后,也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 知情人士说,常玮平妻子在深圳一所医院任职,本周医院高层也出面向常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噤声,不能接受媒体访问,也不能再对常玮平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友人也数度遭国保踹门威胁。 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仅中国的司法制度已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也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 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抓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律师遭司法系统威胁后退出、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像“流水式生产”般地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也由政府片面拍板决定。 恐惧和绝望 陈建刚律师根据过去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玮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噤声的目的。他说,常玮平在会后的失控呐喊恐代表他已处于恐惧和绝望中。 他说:“这个会面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常玮平的口,将他们已经排练了多少次的话、把官方的话用常玮平的口说出来,告诉他家属。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子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我相信,他(常玮平)完全处于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说这话,其实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 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24小时的控制下,当被警方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像木偶一样演戏是轻而易局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 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藉的只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恪守。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诬陷、镇压、依法也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玮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成被统治、控制着,已经失去维权的空间了。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 陈建刚研判,常玮平再度被施以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玮平今年1月首次遭酷刑时、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 少数爱滋公益律师 现年36岁的常玮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起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爱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所打赢过的诉讼和揭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也曾受中国媒体报导表彰过。 常玮平于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三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无法顺利找到律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友人互相讨论了对律师执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 不过,今年1月中旬,他却突遭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十天,直到1月23日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离开宝鸡市,且司法局也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 据常玮平在Youtube频道所录制之“趣宝日常”系列视频自承,他在宝鸡市居住的10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周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也曾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说,这些无谓的侦查过程已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压力,也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干扰。 他曾抱怨:“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讲,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 自承遭酷刑对待 在他10月16日发布的一则视频中,做出重大声明,公布自己于今年1月首次的监视居住期间,所曾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我在被追诉的过程中,受到了宝鸡市公安局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段视频让他再度于10月22日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 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高新刑警大队谘询,值班员警转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来现场了解,电话里、网上回覆不了”。另外,美国之音也数度致电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和广州司法局李姓科长,并分别留下简讯和电邮,但均未获回覆。 常玮平无故遭羁押的案件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瑞士日内瓦律师公会于10月底发表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五项要求:一、若未有可靠证据,须立即释放常玮平。二、确保常玮平能不受限制地接触家人及自选的律师。三、确保常玮平在被拘禁期间,不被酷刑及其他苛待。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须恪守其所保障的权利。四、确保常玮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正审判,特别是要尊重法治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五、保障常玮平及所有中国的律师,于现在及未来,在履行其専业职务及进行合法维护人权的活动时,均不受滋扰、恐吓及报复。 国际的关注和声援 另外,包含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也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 而六名中国爱滋社群的代表也于11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 公开信写道:他(常玮平律师)基本每次代理的案子都被媒体关注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关注艾滋感染者群体的存在,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让用人单位也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对感染者的歧视。可以说,每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艾滋社群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各项权利。“ 据提供发布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青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自保难,连亲朋友人都遭牵连报复。在此氛围下,中国已经少有人敢实名声援遭迫害的公民或人权斗士,而这样的寒蝉效应不仅在中国境内已成形,更延伸至欧美的海外华人,让他们也跟着越来越噤声,因为担心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会遭到报复。 杨占青向美国之音表示:“不管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不敢发声,这种迹象很恐怖,遍及到全球了。” 人在美国的杨占青也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环境甚感悲观。 他说,爱滋病患在中国遭受双重的人身和就业歧视,愿意帮助他们的公益律师本来就少,因为出任辩护律师后,尤其要面临多重的风险,包括社会的道德眼光、诉讼本身的困难,还极有可能得罪他们所挑战的国企等大型事业单位,甚至遭地方势力报复等。 因此,杨占青高度赞扬常玮平愿意为这些弱势族群维权的勇气和正义感,也相信他知法守法的原则,他呼吁警方停止对常玮平的打击报复。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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