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专访好莱坞前“喂龙人”芬顿: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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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事部长:四二五后我也成了维护正义的人 | 法轮功 | 425 | 上访

【大纪元2021年04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采访报导)22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中南海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万多人聚集在国务院信访办门前上访,之后又像退潮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晚,中共的镇压机制就转动起来。从第二天起,各种红头文件如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大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办公桌上。 那时,在广州深圳一家拥有几十家下属企业和数千员工的实业集团公司担任人事部部长的栾爽(后改名:蓝天)也接到了通知,要她到会议室听“重要文件传达”。 “什么?万人上访?”栾爽心里嘀咕,“现在还有人去北京上访?” 栾爽是公司人事主管,本身又是一名党员,她知道“到北京上访”的敏感性。让她好奇的是,“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人这么天真,这么大胆去北京上访? “给我奖金我都不会去,那不是葬送前程嘛。”栾爽在心里说,“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啊。” 可是这些人不仅去了,还去了一万多,听说都是自愿的。“这是些什么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她听到读文件的人口中说出“法轮功”三个字。 从来没接触过修佛和气功的栾爽听得一头雾水,她问:“哪个‘法’?哪个‘轮’?哪个‘功’啊?” 有人说,好像公司里就有一个人在炼。栾爽开完会后二话没说,直接就从会议室拐进那个同事的办公室,要了一本《转法轮》看。 栾爽可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什么事情她必须要亲眼去看,经过自己的思考才有结论。 她花了两天一晚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看罢感叹道:“这就是我一生在寻找的东西。” 栾爽从小就表现优秀,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班长或学生会主席,19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想跟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栾爽内心柔软,最看不得别人难过。看到有人哭,她就跟着流眼泪;看见讨饭的老奶奶,哪怕身上只有两毛钱也会送给她。 可是一走入社会,栾爽发现根本不是书本上讲的那样,共产党说的一切几乎全是假的。1989年六四的时候,她正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候大学生都出去游行,也有去北京的。 六四之后,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说共产党开枪了,用的子弹都是战场上用的开花弹。可是中央电视台却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从那以后,栾爽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话了。 在吉林大学读书时的栾爽。(受访者提供)她对人生越来越困惑,看到社会上的各种恶行既反感又无奈,可在共产党的社会中谁能做好人?谁敢做好人啊?倒地的老年人、要饭的残疾人都可能是骗人的。她经常看着灰色的天空叹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要在这个人人欺骗的世界上苟且偷生吗?她只能躲起来,什么也不参与,她想,要是不和那些坏人同流合污,就可以算个好人了吧。 可《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像炸雷一样惊醒了她。书中说:“有的人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栾爽一下子明白了,是啊,那种不分善恶、见怪不怪、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人,怎么还能算个“好人”呢。 “我感到人生又有希望了,我找到了做人的标准。”栾爽说,从此她心里像照进了阳光,感到幸福又踏实。“这回我知道了,用‘真、善、忍’标准衡量一切,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我就要做到底了。” 当她看到《转法轮》书中写道:“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这句话的时候,她内心倏地一动。 “我也要修炼!”她暗暗想道,“这么好的法现在不炼还等什么?” 栾爽炼法轮功一周后,十几年的牙齿出血症状就不翼而飞;她的身体轻得总有被车吊着的感觉。随着修炼境界的提升,《转法轮》书中所讲述的某些神奇现象在她身上展现出来。她给办公室中的每个人赠送了一本《转法轮》。 她的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理解了那些去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能做出“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那样的壮举,是因为他们修的是“真、善、忍”,所以他们有为了他人而维护真理的勇气。 “四二五”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中共撕下“不干涉人民群众祛病健身”的画皮,悍然发动镇压。严峻的考验一下子摆在栾爽的面前: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面对佛法被空前诽谤的时刻,她是躲到刚分到手的400平方米(约4300平方呎)海景豪宅里偷偷炼功?还是像“四二五”上访的学员们那样放下生死,站出来捍卫正义良知? 此时的栾爽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迷茫而无奈的人了,她心里所想的只有一个:“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是大法受益者,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 2001年元旦,刚修炼一年多的栾爽,在心中做好了失去一切的准备,毅然走上了她曾说过的“给奖金也不去”的天安门,去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后来她被抓进拘留所,遭受了三个月的折磨,出来后被公司降职,后遭排挤和刁难。有一天,深圳市委组织部煞有介事地下达文件,上面赫然写着“将栾爽开除党籍”的字样。然后,公司召开中层领导大会,专门批斗她。人们没想到,栾爽还和往常一样,脸上挂着她那招牌一样的灿烂笑容。 “开除我正好。”她在心里暗自说,“这个邪党容不下好人,你不开除我,我自己也要出去的。” 在栾爽最后不得不离开公司的那一天,一个同事问她:“你是不是不正常了?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了?” “不是我不要工作”,栾爽回答道,“是领导不让我做了。我不能为了一个工作而卑躬屈膝,放弃坚持真理信仰。” 如今,“四二五”已经过去了22年了,旅居海外的栾爽也已经修炼了22年了。 栾爽说,当年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事件就像一道曙光,照亮了整个中国,也照亮了她的人生。 “如果每个人都像四二五上访的那些人一样,中国社会就好了。”她说,“而我也因为四二五而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终于成为了我从小心里就向往的维护正义的好人了。” 责任编辑:李缘#

外宣微记 | ​读外刊,刷抖音,常常哭笑不得

今早刷抖音偶遇一条“新闻”:“CNN记者摊牌就是要抹黑中国:要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像个坏蛋。” 中国人只要语文及格,一看这标题,一定会忍不住骂CNN它八辈祖宗。于是,留言是这样的: 抖音大概知道我曾在此视频流连忘返,很快又推送一条:CNN记者自曝:美方就是要抹黑中国。 中国人只要语文及格,一看这标题,一定会忍不住骂美国政府它八辈祖宗,或许还会夸赞CNN记者“好样儿的”。于是,留言区“画风”又是这样的: CNN女记者到底说了啥,惹得国内网民又骂又夸? 这事其实算不得“新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3月23日举办线上研讨会,议题就是“中美关系”,CNN记者Kylie Atwood应邀发言。 只不过,Kylie的发言这两天才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在谈及特朗普与拜登对华策略的区别时(音频17分45秒起),Kylie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的三个表述:对抗、竞争、合作(参见旧文)。Kylie说,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政策(措辞)方面“有三分之二是相似的(2/3 similar to what the Trump folks were using)”。 特朗普在任期尾声之际,对华态度几乎只剩“对抗”与“竞争”两个词了。 紧接着,Kylie进一步解释了Trump folks对华态度的具体表现,连说了三句话: We are gonna take them on We can’t...

中信信托状告河南汝州政府 索要账款1.5亿

【大纪元2021年04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实综合报导)北京市高级法院披露的一则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显示,中信信托因合同纠纷将河南汝州市政府等告上法庭,要求支付部分应收账款与违约金合计约1.5亿元(人民币,下同)。这是继中泰信托状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府之后,又一起信托公司状告地方政府失信、违约的案例。 据裁定书描述,2017年7月27日,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汝州发展公司)作为转让人、中信信托作为受让人、汝州市管委会(经汝州市政府授权)作为债务人签订了《债权分割及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汝州市政府同意汝州发展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9.35亿元作为一项单独债权转让给中信信托。此后,中信信托依照约定,将发售优先级收益权、中间级收益权所得之认购价款支付给汝州发展公司,但是汝州市政府及保证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还款。 因此,中信信托将汝州市政府告至北京三中院,要求汝州市政府、汝州发展公司等支付部分应收账款、部分违约金合计1.52亿元,并承担律师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汝州市政府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遭到北京三中院和北京高院驳回。 近年来,大陆经济低迷,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债务风险日趋严重。去年(2020年)底,大陆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干就曾表示,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越来越大,风险不断加大。 大陆前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则表示,一些省份的债务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 去年9月,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中泰信托状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府、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和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案件。 这一案件涉及的产品始于2016年7月5日,总规模3.5亿元,期限3年,2019年8月进行展期。目前剩余待偿付本金约为2.31亿元。 根据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汇川区政府违约,应向中泰信托履行偿付相应款项。这一判决于2021年1月22日生效。目前,中泰信托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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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芬顿资料图片 © 网络图片

作者: 弗林

近日,法国电视二台“进一步调查”(Complément d’enquête)节目就中国对法国和欧洲的官方影响力扩张现象播出了专题纪录片。在纪录片中出镜并参与介绍这一问题现状的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随后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芬顿是去年他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的作者和《投喂中国龙》(Feeding the Drago‪n‬ Podcast)播客节目的主持人。

法广:芬顿先生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请到您接受采访,不仅因为您是一位与中国影视娱乐市场合作经验丰富的美国制片人,而且您也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敢于公开说出在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时所存在的双面性的业内人士。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您最初是如何参与到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地拓展的,美国公司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您个人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芬顿:我在美中文化和商业交流之间的不同领域工作了将近20年。我最开始时从事的是制片服务领域,帮助美国公司导航在中国的拍摄,从基础的具体细节活动开始。随后,我也参与到音乐发行、广告、体育活动策划的行业当中,并最终进入电影电视领域。2008年北京奥运会过后,中央发改委提出希望将中国本土和中文的电影达到世界水平,并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他们也很快的为此开展工作。美中之间的商业合作也随之迅速发展。如果我们看2000年初,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那时每年还不到1亿美元。而如果我们看新冠疫情爆发前最新的数字,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近100亿美元。

如果再拿今年春节期间举例,过去一周中国电影市场收入达到了17亿美元,仅仅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发展,我基本上参与的是试图开坯中国市场工作的一部分。其开始时规模很小,但显然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影市场。这一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同类型的制作程序互换,幕后的业内人员技术交流,将中国元素采纳入剧本努力的不同成分,包括安置在电影拍摄场地、人物角色等方面,以及各种不同的内容审查问题。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安抚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他们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消费者市场。

法广:您参与过哪些与中国相关的知名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案例,作为美国制片人在中国作一个电影项目的思路是什么,您与中国相关部门的互动又是怎样的?

芬顿:就与中国相关部门关系的问题,我是一个住在洛杉矶的美国公民,我曾参与的工作是创建伙伴关系,谈判合作协议,帮助我在好莱坞生态圈的同事们出谋划策,使得他们生产的内容与中国消费者更为贴切和畅销。与此同时,我还要帮助确立一个能得到中共批准使得这些好莱坞生产的内容能进入中国巨大的消费者市场的方式。虽然我在北京和洛杉矶的往来航班上度过了很长时间,我事实上没有在北京生活过。但我坚定地扎根美国以帮助大家了解在上述这一程序中所有需要完成的工作。我在我撰写的回忆录《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和美企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 中,详细地描述了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些大规模项目。

我之所以写了这本书的原因是希望以一个具有开放、应用和使用性的方式来描绘这一程序。让任何对中国、好莱坞或NBA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以一本充满乐趣、具有娱乐性和参与性的书来了解这一过程。同时我也希望读者们能了解到我们是如何到达美中关系今天这一充满挑战性的时期,欧洲也同样在经历着这一遭遇。我在书中详细提到我参与过最著名的大项目,包括漫威和迪士尼出品的电影,如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钢铁侠3》及由布鲁斯·威利斯、约瑟夫·高登-莱维特和艾米莉·布朗特主演的科幻电影《环形使者》。《环形使者》这部电影最初有关未来的剧情原定于40年后的法国发生,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角色也会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而我们作出的更改则是将电影中有关40年后的剧情转至中国,布鲁斯·威利斯也和一个中国女人结了婚。

法广:在您之前的采访中,您曾详细介绍过为了让国外的电影项目能够出口中国市场,或者在中国拍摄;作为美国制片人,您必须迎合中国当局的需求和意愿,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操作的?您提到了《环形使者》这部电影的例子,在《钢铁侠3》中又有哪些尝试?

芬顿:审批过程中有意思的是,在我曾经供职的DMG娱乐传媒集团的框架中,中国官员就是否允许一部电影进入其市场都是在当地以中文进行自我交流的。但我的工作是听取中国同事的反馈,他们向中共作出承诺以获取市场准入。我随后来确认这些电影需要包含哪些元素,并与好莱坞的制片人、导演、影业公司共同商议来如何尝试对口这些需求。在《钢铁侠3》这部电影中,我们希望找出如何执行一个故事情节的方式,使得2012年中国当时对科技发展的激动热情能与这部电影的内容相结合。中共给出的一项法令是他们希望成为全球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时希望将这一信息以某种方式与电影相结合。在我的书中,我介绍了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将一个中国男孩写入剧情中,让他拯救主人公托尼•斯塔克的生命。这一想法中的部分灵感来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历。

尽管当时中国还是由胡锦涛领导,但我们知道习近平接下来将成为下一任领导人。习本人曾在美国待过不少时间,他曾在美国心脏地带的一个美国家庭中,在那家人孩子的卧室里寄宿过。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将一名中共党员的儿子植入到剧情中,将他放在托尼•斯塔克坠入的美国心脏地带,并对后者提供帮助从而使其复活的情节。最终这一想法并未在电影中呈现,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一名姓吴的中国医生角色放入电影中。他则是唯一研究能救治托尼•斯塔克生命的正确医疗科技的医生,吴医生也在剧中末尾拯救了后者的生命。

法广:在您的经历中,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会遭遇哪些困难?

芬顿:我个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电影市场,我们被要求对电影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以换取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权。他们不希望电影中出现有关使用毒品、一些时空穿越、丧失僵尸或宗教映射的描绘。他们不希望电影中让中国公民扮演反派,或提到在中国市场中发生的坏的事物。他们通过审查来不希望让自己的消费者对类似的电影进行消费。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审查的侵蚀突破了中国的境内范围,到达了现如今中国在决定好莱坞为全球观众所制作的电影中,世界其他地区可以观看的内容的地步。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克鲁兹(Ted Cruz)参议员就多次谈到了,最新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壮志凌云2》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在该电影最初的剪辑版本中,汤姆·克鲁斯穿的一个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的国旗。中共要求将这些旗帜移除。

影业公司回答说:好吧,我们将在中国市场上映的影片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这么做也许看来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实际操作中,好莱坞是如此行事的。不光是迎合中国市场的审查要求,我们还为诸如日本、韩国和中东国家的电影市场进行审查,剪辑或删除一些内容。这是一个普遍做法。而完全不能被接受,也并非普遍的做法则是,中国告诉我们当电影上映时,你不能仅在我们市场中将这些旗帜移除,还要在其他国家上映的版本中也将它们移除。世界其他地区不能看到一部汤姆·克鲁斯身穿的皮夹克上,印有台湾和日本国旗的电影。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也是我认为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中国正试图将他们的叙事方式,通过好莱坞这一创作自由堡垒制作的内容强行喂给世界各地。

法广:您在称呼中国官方时使用中共这个词,特意与中国或中国政府等词汇区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分?

芬顿:我之所以作如此区分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和前同事们都非常喜爱中国。我相信中国灿烂的文化,是现如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得她有5000年不间断的历史,那里也有着极好的人民。事实上,在中国有13亿8百多万非共产党员,我希望为他们制作电影和电视剧,及创建带来体育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喜爱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品质抱负,他们喜爱自由创作和自由表达。我也认为我们需要继续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文化和商业交流,因为它是唯一能避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粘合剂。欧洲国家们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允许的是,出于对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会发生报复或惩罚的顾虑,而让中共强迫我们在中国境外做我们根本不该做的事情。这则是我们需要立即停止的趋势。

法广:当你还在参与制作与中国市场有关的电影时,你是否曾到一定程度时认为这是一种被迫的自我审查做法,并对美国本土娱乐公司这种决策的动机和成本收益进行怀疑?

芬顿:很不幸,也是我个人故事中最令人伤感的一面,我曾在20年的时间里扮演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同谋之一的角色。我亲爱的妻子曾在制作《钢铁侠3》的过程中数次指出,我或许正在参与喂食巨龙或向猛兽投食,以至于我们将失去对其的控制。我当时则是以一种轻轻带过的方式作出回应。我之前并没有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加以沉思,直到2019年10月NBA爆发巨大争议的发生。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通过推特,公开支持了香港当时正在进行的民主示威。我随即意识到其将造成在中国对NBA的惩罚和报复,但我没有料到的是NBA却没有支持莫雷和他的言论自由权。

我没想到诸如詹姆斯等球星会主动与莫雷保持距离,更令我感到完全惊愕的是,对NBA就这一事件的蛐蛐作响或实际上的噤声,美国的国会议员、记者、评论家和普通民众就我们并没有保护莫雷的言论自由权而发出的极其愤怒的反应。正是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天啊,NBA正在做的向中共磕头,以换取其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不受报复正是我在过去20年中未间断地从事的事情。这也是随后我决定就这一经历写一本回忆录的原因,其内容包括我们是如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的。我也在书中以非常开放和对话的方式,谈及我们就与中国这一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即极为复杂又非常需要的关系或将希望前进的方向。

法广:当下对一部好莱坞电影来说,能否在中国市场上映是否会严重影响其财务收入和成功?

芬顿:是的,100%是这样的也是不幸的。如果你看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民主盟国的市场发展情况,包括美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大多都没有太为显著的增长,其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也许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能达到2%或3%,但真正的经济发展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或中国这一发达国家。中国现有8亿人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之后另有4亿人摆脱贫困并很快将获得可扩充的收入。我们所有的公司和行业的增长都非常依赖中国,所以每次在季度收入报告中,一个公司若提到向中国市场地拓展,及其将带来的收入和利润预估的话,其股价也会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中国将惩罚或报复一个公司的消息出现的话,这个公司的股价也会随之下跌。对于西方联盟国家的公司来说,中国是它们健康程度、盈利和发展程度的象征。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正是中共知道其因而拥有所有的杠杆。

法广:在您的《投喂中国龙》回忆录中,描述了您决定向美国公众说出这个问题的心态变化,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人会说这是在对您的制片人生涯“进行自杀”?广大美国民众的反应又如何?

芬顿:我在书中曾提到过一次,我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我通过这本书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完全无党派的,面向的是共和与民主党的受众。坦率而言,其不仅面向的是美国人,还包括西方盟国的民众。我深信我们无法与中方就我在书中所提出的,芬顿眼中外交力量五要力中的三大支柱达成共识。我们无法与他们就人权、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达成一致。但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文化和贸易的往来,这两个支柱也可以避免美中进入热战或冷战。所以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将这两大支柱地发展向前推进,但我们也需要对中共就获得中国准入权而向其他国家实施的不公、不平衡和侵蚀行为加以应对。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以我在书中提到的19世纪初美欧经贸关系的例子来说。欧洲在当时拥有发达的经济体,他们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美国则尚未如此。

而为了赶上欧洲的情况,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包括施加关税,制造各种各样的技术盗窃机会,以及盗取欧洲的知识产权。我们当时以站在欧洲的肩上和功劳的方式构造了美国的工业革命。当欧洲看到美国也发展了一个与他们一样的发达经济,并以很快地速度追上了他们,欧洲则以强硬地姿态告诉美国人: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将与你美国重建一个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我们希望重获你们建设自己的经济所依靠的金钱。欧洲虽不想与美国开战,但仍要求以一个公平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欧方还要求美方停止造成当时这种情况的很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欧洲最终也成功地创造了这一破坏性的力量,让美欧之间达到了一个更为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

历史经常重演,我认为我们目前与中国正处在当年的这一问题之中。中国占了我们的便宜,而对于美国和西方盟国来说是时候采取行动告诉中方,你们是一个发达国家,因此必须依照与我们相同的规则和规范。我们希望与中方继续进行贸易,但要求是在一个公平和平衡的环境下继续下去。因此如果以正确的方式向公众传达出这一信息,其则不是对我职业生涯的“自杀”,反而是推动历史的正确一则与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关系,并使得双方都能从中良好获益。坦白地说,也就是让好莱坞能在不特意迎合中共胃口或向其跪地磕头的情况下,更好的进入中国这一重要的市场。

法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并没有那么多好莱坞专业人士敢于触及北京对外影响力触角的这个问题?除你之外,我们可能看到了导演贾德·阿帕图去年用新疆人权的例子和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简单地讨论过这个话题;《南方公园》以这一素材拍了几集的玩笑。以您个人的经验,好莱坞内部是否在讨这种特殊的自我审查品牌,业内人士私下的反馈是什么,他们是被动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还是也有异议的声音存在?

芬顿:我可以告诉你,当下在所有从事美中贸易往来的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中,无论是卖鞋的也好还是拍电影的也好,无人不知如此将这一不健康的贸易关系进行下去,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美国自身健康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问题,也都在谈论这一问题,不过是在私下进行的。如你举例,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一话题。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谈论这一问题,共和党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对此也直言不讳。近日,我也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间新闻节目《今晨》(CBS This Morning)就这一问题地采访。这也尤为重要,因为CBS在美国被看作是主流媒体,我之前也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 和彭博社等此类媒体的节目中出现过。现在有更多的倾向左翼的媒体愿意邀请我向他们探讨这一话题。

随着这一发展,我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私底下赞扬我的直言,他们告诉我应该继续下去,也有更多人越来越愿意公开地支持我和探讨这一问题。一个共识正在形成,相应的认知也在迅速高涨,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任何人的单打独斗都是难以进行的,我们不能以独狼或祭祀羔羊的方式来行事。因为单一的好莱坞片商、运动明星或导演敢于出头的话,很简单他们会遭到他人地替换。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是以具有行业性、艺术家群体、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特别是欧洲共同实现的努力。我们必须以共同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如此以来才是可行的。

中国通常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度,打比方说,中共将对于它的宵禁向后推了再推。他们好像一个有着11点宵禁,却将这一限制推到了凌晨3点的青少年。我们需要告诉他们:适可而止,你需要遵循11点的宵禁。如果能形成足够强大的统一阵线的话,中共将作出后撤。但我们必须实现团结,必须是以一个全行业和所有不同公司的努力。所有人都应支持这一动议。坦率地讲,这一努力或将从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确定我们将如何改变这一关系继续下去时的方向。

法广:在您看来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无党派的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是这样的吗?

芬顿: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超越党派,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谈得要更多。但我也看到了希望时刻的存在,在国会就这一问题有很多跨党派的努力。曾在去年夏天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的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原本是两党共同参与的倡议,但最后演化成由共和党单一主导。不过,随后我们看到了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争议事件的发生,迪士尼一直以来则就这一问题噤声不语。事发生后,共和党籍的霍利(Josh Hawley)参议员向迪士尼的CEO鲍勃·察佩克(Bob Chapek)致信,要求他对这一争议进行解释。很快地,另一封由国会两院和两党议员发出的公开信同样要求察佩克作出解释。

所以,我们正在看到就这一问题更多的两党合作。你想想看的话,民主党按理说应该就人权问题、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以及在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和蓝领阶级的问题上,其也是我们与中方存在贸易问题的人群中,展现出它所倡导的原则性和坚定不移地支持。民主党在很多重大问题的主要层面上都试图出面保护,而中国问题是他们应该增进努力的方面之一。民主党也是我支持的政党,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付出努力,并和共和党一道合作来着手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两党合作的努力虽然处于孩童阶段,但每一天都在增强。

法广:一个我们通常看到的反驳说法是,很多中国官员甚至一些业内人士都会为这种特殊的审查行为辩护,认为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会发生:你们在美国进行审查,我们在中国也进行审查,因此两国之间并无区别,你对此怎么看?

芬顿:首先,目前在美国确实存在有关科技巨头和社交网络被审查的争议,应该由谁出面审查及究竟什么内容应该被审查,以及哪些内容被认为是“好的”,哪些内容被认为是“不好的”等等。这是一个正在美国发生的国内问题,你可以认为这一争议中存在一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它甚至与中国的情况也有些相同。这是一个我有个人想法和看法的问题,但我还是将针对就中国的讨论。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一说法,我的回答是:好的,中国说得对,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市场中对一些内容进行审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中也审查部分内容。

但中国则无权告诉我们要在其市场之外,仍然依照他们的意愿将审查继续下去。这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我知道很多人会批评我,认为我同意为了获取市场准入对特定市场的部分内容进行审查是可接受的。我之所以同意在这一程度上的审查是因为要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幼儿般循序渐进的地方式前进,这是我OK的。但我存在巨大意见的问题是,他们要求我们的一部电影在美国播放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法国上映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阿根廷上映时应是什么样的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法广: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强调希望在各个领域制定国际标准,无论是电信、5G等科技领域,甚至是在联合国试图修改对人权的定义,在全球的影视娱乐行业是否也是如此,在您眼里,这对西方语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芬顿:我对中国就事务表达他们的意见,提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些特定的问题并无异议。他们拥有对5G、人权、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和互联网等话题提出自己看法的权利。但他们同样也应该给我们如此发声的权力。而如果以中方对无论是从1993年开始的GPS卫星定位系统,或是互联网发展和树立防火墙的例子,还是现在他们看待芯片和5G问题的态度,提出这些中国采取的技术应该在全球范围得到应用。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我们太了解你们在处理大数据、数据跟踪和技术领域的能力,我们并不能对你们的5G技术打入我们的市场感到舒适。

他们应该能听取我们的意见,同样双方都能就各自的看法和想法进行表达。如果存在分歧,我们可以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自行其是。但好莱坞现在同样存在这一问题,那就是中国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应该通过奋斗,重新实现双边关系中失去的对等,重建提出批评、说不,以及表示你们在自己的市场可以如愿行事,但我们在其他市场将坚持自我的能力。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法广:前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P. Barr)在去年7月的中国政策演讲中广泛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但从长远来看,与其它中国的产业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感兴趣的不是与好莱坞合作,而是收买利用好莱坞,而且最终用国产电影取而代之”,您是否同意他的这个评估,近年来这是否成为现实,美国的公司们是否意识到这一问题?

芬顿:我一直参与的是好莱坞的商业活动,因此对这一行也非常了解。可以说正在好莱坞发生的现象从背景来看,在所有与中国接触的行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其包括超出中国境内的权力侵蚀;另一方面不幸的是,我也曾是被陷入转轮的同谋之一,那便是我们教授中方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事,包括我们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的技术、程序和手艺。好莱坞于过去的20年中参与其中做得极好,甚至使得中国现在可以制作具有好莱坞风格、规模和质量的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市场内与我们相比极具竞争力,使得我们更加难以参与竞争。以春节期间17亿美元的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收入为例,如此巨大的收入没有哪怕一个好莱坞电影的参与。而当我刚开始真的投入到将好莱坞电影推入中国市场的工作时,好莱坞电影当时在一美元的票房收入中能占到80%到85%的收入。

这一数字在2020年降至16%,2019年是32%, 一直都是下降趋势。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人员,他们拿走知识产权和窃取工序,以及从事很多的不道德或错误的行为。而我们也从事了很多具有同谋性质的事。我们帮助中国打造了好莱坞最大的竞争者之一,其也或许是与我们相比最强大,甚至超出我们应对能力的对手。这则因为我们自身参与其中,而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一问题。无论是科技公司、社交媒体公司、像星巴克这样卖咖啡的,还是像耐克这样卖体育用品的,所有的这些公司都在帮助中国建造自身的基础设施和本土工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同谋的作用。后者则在这些领域成为了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我们与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现在需要着手处理的难题之一。

法广: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去年7月于尼克松图书馆的对华政策演讲中曾提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一定会改变我们”。你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您认为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在期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保持美国价值而言,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特别是在电影和娱乐产业? 

芬顿:我很尊重蓬佩奥,但我确实认为他比我要更为鹰派得多。我可以说蓬佩奥看起来或似乎显得希望与中国完全脱钩。我则认为在不出现战争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他似乎认为我们与中国在类似冷战之中,也许支持就一些特定问题与中国发生战争。我则并不喜欢发生热战的想法,也不希望与中国重演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蓬佩奥比我要更为鹰派,但在我们需要特意进行投入以采取矫正的不同事务上,他确实敲响了警钟。这则是我们大家都应参与的。如果用从1到10来衡量一个人的(对华)鹰派程度来说,我想我应该处于5或6的层次,他是个10的层次。 有些人或是0或者是1的层次,希望与中国维持现状并以这一方式继续向前;(无论鹰派与否),我们都需要相互合作以找出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具体对于好莱坞而言,在中国市场存在多个需要矫正的问题。首先是我们之前谈到的审查问题,第二是我们向中方提供的这一特殊帮助努力和强烈的能力,以至帮他们建立了与好莱坞相比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行业。我们需要放缓这方面的投入直到停止。此外,从宏观角度而言,我们还需要美中之间展现自由贸易的原则运转。例如,他们每年仅允许34部我们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正如19世纪初欧洲结束了美国所采取的贸易限制一样,我们需要中方停止这一配额措施。我们还需要提高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电影收入可以获得的占有率。从全球水平来看,好莱坞一般能得到大约50%的票房收入,而在中国我们仅能拿到25%。这些都是我们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向前发展时需要纠正的问题范例。不光是好莱坞,所有的行业都应对此有所思考,并创造出达成这一改变的杠杆。

法广:借用一个漫威电影宇宙和迪士尼的词汇,在您看来那么终局(Endgame)的情况又应是怎样的呢?

芬顿:就终局而言,我可以看到对现状的一个巨大破坏性力量的出现,由美国和西方盟国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形成联合的杠杆力量,共同表示适可而止。在事实上做到欧洲于18世纪向美国做的那样,(告诉中方)我们要使得竞争环境变得公平。通过时间的发展,有很多与中国存在的诸如北极星般常态和宏观性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但对于一些较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在短期内加以改变。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需要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其将改变双方之间存在的贸易相互作用的很多层面。第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应再继续允许中国公司藏在其国内法律的掩护之下,让它们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采取不同的会计方法。

这同样也应该在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的资本市场上实现,无论是西方盟国还是中国,所有各方都应采取统一的会计标准;直到实现这一要求前,不允许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准入。有很多在政策上于短期内可以提倡的循序渐进的措施,也将带来较快的结果,并引向我们希望解决的更大的问题。例如,我们是否希望解决新疆自治区集中营中正在发生的人类暴行?当然如此,这无论对于美国还是西方盟国来说都是需要应对的问题。但现实是从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看,我们甚至无法于不在中国市场内遭到报复或处罚的情况下谈论这一问题。让我们先达到可以公开批评和谈论的地步,以保护我们言论自由和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的能力,通过探讨得出如何接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我们的现状是甚至连这都做不了,这也则是我们需要做的。之后,我们可以开始就更为长远的目标进行讨论,也就是解决这一问题。

法广:您认为对于好莱坞的公司来说,在一个没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能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平衡木上前行?

芬顿:我认为是百分之百可以的,但我们必须都要共同前行,达成统一战线是唯一的方式。单一的导演、制片人或影业公司是做不到的,必须是整个的行业进行参与。所有的行业也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实现团结。也正是在团结所赋予的力量和数量的优势情况下,能创造杠杆以改变目前所存在的很多错误的能力。

感谢芬顿先生接受采访,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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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事部长:四二五后我也成了维护正义的人 | 法轮功 | 425 | 上访

【大纪元2021年04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采访报导)22年前的1999年4月25日,北京中南海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万多人聚集在国务院信访办门前上访,之后又像退潮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晚,中共的镇压机制就转动起来。从第二天起,各种红头文件如雪片一样飞到全国各大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办公桌上。 那时,在广州深圳一家拥有几十家下属企业和数千员工的实业集团公司担任人事部部长的栾爽(后改名:蓝天)也接到了通知,要她到会议室听“重要文件传达”。 “什么?万人上访?”栾爽心里嘀咕,“现在还有人去北京上访?” 栾爽是公司人事主管,本身又是一名党员,她知道“到北京上访”的敏感性。让她好奇的是,“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人这么天真,这么大胆去北京上访? “给我奖金我都不会去,那不是葬送前程嘛。”栾爽在心里说,“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啊。” 可是这些人不仅去了,还去了一万多,听说都是自愿的。“这是些什么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她听到读文件的人口中说出“法轮功”三个字。 从来没接触过修佛和气功的栾爽听得一头雾水,她问:“哪个‘法’?哪个‘轮’?哪个‘功’啊?” 有人说,好像公司里就有一个人在炼。栾爽开完会后二话没说,直接就从会议室拐进那个同事的办公室,要了一本《转法轮》看。 栾爽可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什么事情她必须要亲眼去看,经过自己的思考才有结论。 她花了两天一晚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看罢感叹道:“这就是我一生在寻找的东西。” 栾爽从小就表现优秀,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班长或学生会主席,19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想跟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栾爽内心柔软,最看不得别人难过。看到有人哭,她就跟着流眼泪;看见讨饭的老奶奶,哪怕身上只有两毛钱也会送给她。 可是一走入社会,栾爽发现根本不是书本上讲的那样,共产党说的一切几乎全是假的。1989年六四的时候,她正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候大学生都出去游行,也有去北京的。 六四之后,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说共产党开枪了,用的子弹都是战场上用的开花弹。可是中央电视台却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从那以后,栾爽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话了。 在吉林大学读书时的栾爽。(受访者提供)她对人生越来越困惑,看到社会上的各种恶行既反感又无奈,可在共产党的社会中谁能做好人?谁敢做好人啊?倒地的老年人、要饭的残疾人都可能是骗人的。她经常看着灰色的天空叹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就要在这个人人欺骗的世界上苟且偷生吗?她只能躲起来,什么也不参与,她想,要是不和那些坏人同流合污,就可以算个好人了吧。 可《转法轮》中的一句话像炸雷一样惊醒了她。书中说:“有的人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栾爽一下子明白了,是啊,那种不分善恶、见怪不怪、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的人,怎么还能算个“好人”呢。 “我感到人生又有希望了,我找到了做人的标准。”栾爽说,从此她心里像照进了阳光,感到幸福又踏实。“这回我知道了,用‘真、善、忍’标准衡量一切,只要是正确的事情我就要做到底了。” 当她看到《转法轮》书中写道:“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这句话的时候,她内心倏地一动。 “我也要修炼!”她暗暗想道,“这么好的法现在不炼还等什么?” 栾爽炼法轮功一周后,十几年的牙齿出血症状就不翼而飞;她的身体轻得总有被车吊着的感觉。随着修炼境界的提升,《转法轮》书中所讲述的某些神奇现象在她身上展现出来。她给办公室中的每个人赠送了一本《转法轮》。 她的心情非常激动,同时理解了那些去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能做出“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那样的壮举,是因为他们修的是“真、善、忍”,所以他们有为了他人而维护真理的勇气。 “四二五”事件发生三个月后,中共撕下“不干涉人民群众祛病健身”的画皮,悍然发动镇压。严峻的考验一下子摆在栾爽的面前:面对黑白颠倒的现实,面对佛法被空前诽谤的时刻,她是躲到刚分到手的400平方米(约4300平方呎)海景豪宅里偷偷炼功?还是像“四二五”上访的学员们那样放下生死,站出来捍卫正义良知? 此时的栾爽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迷茫而无奈的人了,她心里所想的只有一个:“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我是大法受益者,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 2001年元旦,刚修炼一年多的栾爽,在心中做好了失去一切的准备,毅然走上了她曾说过的“给奖金也不去”的天安门,去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后来她被抓进拘留所,遭受了三个月的折磨,出来后被公司降职,后遭排挤和刁难。有一天,深圳市委组织部煞有介事地下达文件,上面赫然写着“将栾爽开除党籍”的字样。然后,公司召开中层领导大会,专门批斗她。人们没想到,栾爽还和往常一样,脸上挂着她那招牌一样的灿烂笑容。 “开除我正好。”她在心里暗自说,“这个邪党容不下好人,你不开除我,我自己也要出去的。” 在栾爽最后不得不离开公司的那一天,一个同事问她:“你是不是不正常了?这么好的工作都不要了?” “不是我不要工作”,栾爽回答道,“是领导不让我做了。我不能为了一个工作而卑躬屈膝,放弃坚持真理信仰。” 如今,“四二五”已经过去了22年了,旅居海外的栾爽也已经修炼了22年了。 栾爽说,当年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万人和平大上访事件就像一道曙光,照亮了整个中国,也照亮了她的人生。 “如果每个人都像四二五上访的那些人一样,中国社会就好了。”她说,“而我也因为四二五而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终于成为了我从小心里就向往的维护正义的好人了。” 责任编辑:李缘#

外宣微记 | ​读外刊,刷抖音,常常哭笑不得

今早刷抖音偶遇一条“新闻”:“CNN记者摊牌就是要抹黑中国:要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看起来像个坏蛋。” 中国人只要语文及格,一看这标题,一定会忍不住骂CNN它八辈祖宗。于是,留言是这样的: 抖音大概知道我曾在此视频流连忘返,很快又推送一条:CNN记者自曝:美方就是要抹黑中国。 中国人只要语文及格,一看这标题,一定会忍不住骂美国政府它八辈祖宗,或许还会夸赞CNN记者“好样儿的”。于是,留言区“画风”又是这样的: CNN女记者到底说了啥,惹得国内网民又骂又夸? 这事其实算不得“新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3月23日举办线上研讨会,议题就是“中美关系”,CNN记者Kylie Atwood应邀发言。 只不过,Kylie的发言这两天才漂洋过海到了中国。 在谈及特朗普与拜登对华策略的区别时(音频17分45秒起),Kylie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的三个表述:对抗、竞争、合作(参见旧文)。Kylie说,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政策(措辞)方面“有三分之二是相似的(2/3 similar to what the Trump folks were using)”。 特朗普在任期尾声之际,对华态度几乎只剩“对抗”与“竞争”两个词了。 紧接着,Kylie进一步解释了Trump folks对华态度的具体表现,连说了三句话: We are gonna take them on We can’t afford to work with them...

中信信托状告河南汝州政府 索要账款1.5亿

【大纪元2021年04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实综合报导)北京市高级法院披露的一则合同纠纷民事裁定书显示,中信信托因合同纠纷将河南汝州市政府等告上法庭,要求支付部分应收账款与违约金合计约1.5亿元(人民币,下同)。这是继中泰信托状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府之后,又一起信托公司状告地方政府失信、违约的案例。 据裁定书描述,2017年7月27日,汝州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汝州发展公司)作为转让人、中信信托作为受让人、汝州市管委会(经汝州市政府授权)作为债务人签订了《债权分割及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汝州市政府同意汝州发展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9.35亿元作为一项单独债权转让给中信信托。此后,中信信托依照约定,将发售优先级收益权、中间级收益权所得之认购价款支付给汝州发展公司,但是汝州市政府及保证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还款。 因此,中信信托将汝州市政府告至北京三中院,要求汝州市政府、汝州发展公司等支付部分应收账款、部分违约金合计1.52亿元,并承担律师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 汝州市政府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遭到北京三中院和北京高院驳回。 近年来,大陆经济低迷,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债务风险日趋严重。去年(2020年)底,大陆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副主任薛虓干就曾表示,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将达26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率接近警戒区间,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越来越大,风险不断加大。 大陆前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则表示,一些省份的债务率已经大大超过警戒线。 去年9月,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中泰信托状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政府、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和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案件。 这一案件涉及的产品始于2016年7月5日,总规模3.5亿元,期限3年,2019年8月进行展期。目前剩余待偿付本金约为2.31亿元。 根据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汇川区政府违约,应向中泰信托履行偿付相应款项。这一判决于2021年1月22日生效。目前,中泰信托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责任编辑:孙芸#

【有冇搞错】习仲勋重修惠能金身传说 | 六祖惠能 | 清明节 | 冥纸冥币

【大纪元2021年04月10日讯】《有冇搞错》。4月10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唐代杜牧的诗歌,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它反映的是清明节,短短几行字,天候、人情、乡间生活都交代了。 清明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民众以各种方式祭祀亲人亡灵。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仪式,朝朝代代的更替,都没改变过。 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4日,中共官方却掀起了禁烧纸运动。 中共近年邪火上脑,对民间各种管制日趋严峻,对民俗传统也开始插手改变。具体做法还是老套路:下发文件、媒体造势,洗脑百姓,然后行政手段跟进,监控打压。这让中国人仿佛回到文革“破四旧”年代。 黑龙江哈尔滨当局,今年以“移风易俗”为由进行所谓冥纸冥币专项整治行动,令百姓传统祭祀烧纸活动“无处可买、无纸可烧”,试图禁止承传千年的民俗,引发舆论谴责。 据当地党媒报导,哈尔滨市当局3月召开会议,要求在2021年清明节期间,对生产、加工冥纸冥币的企业从严处罚,查处各类集贸市场、殡葬用品商店、农(食)杂店等批发、零售经营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行为。 哈市副市长蒋传海讲话,要求禁焚烧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称“让冥纸冥币无处可买、无纸可烧”。官方还倡导“文明祭祀”,但并未具体明示什么是“文明祭祀”。 其实早在新年前夕,哈尔滨当局就曾调集城管、公安在全市范围内发起冥纸冥币专项整治行动。据报导,收缴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3,230公斤,劝阻焚烧冥纸冥币行为7,460宗。 哈市冥纸冥币专项整治行动可追溯到2017年。2018年3月,市府办公厅还下发了《哈尔滨市依法治理生产经营焚烧冥纸冥币工作方案》,称这是“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果,清除旧规陋俗,倡导社会新风”。哈市2017年和2020年获中共中央文明办颁发的所谓“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评选标准即包括社会风气等“建设成就”。 “全国文明城市”自2005年开始,三年选一次。近年大陆各省市竞相争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视为政绩。 北京也有动作。 中共民政部办公厅2021年3月8日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称要“做好清明期间群众祭扫管理”。《通知》四点要求概括如下: 中共虽然自称管控疫情有效,仍然忌惮再次爆发。《通知》中称,“新冠疫情反弹风险不能忽视,做好清明期间祭扫,事关社会稳定。” 《通知》中还称,“引导群众选择文明低碳祭扫方式,抵制低俗祭祀用品和迷信行为”。中共一面说“引导”,一面说“抵制”,戴上所谓“低碳”的、“文明”的高帽子,进而取缔民间祭扫形式。 《通知》要求“提升祭扫服务管理水准”。所谓提升管理水准,换个意思就是控制,把不按党的规矩祭扫亲人的P民行为压灭。 “强化组织保障能力”,说白了,中共要调动国家机器来保障“新破四旧”运动取代祭扫民俗传统。 其实,近年来大陆多省市出现禁止祭扫烧纸的政府行为。 北京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孙力解释《文明条例》称,最终表述为“不在道路、居民区和其它公共区域焚烧、抛撒丧葬祭奠物品”,表面看似没有完全禁止,但“公共区域”怎么界定? 四川西昌当局去年起借口文明祭祀,明确通告每年11月1日到来年6月30日禁止上坟烧纸;绵阳也在去年中元节前发布管理条例,禁止祭祀烧纸甚至点蜡烛。 对哈尔滨当局强力干涉清明烧纸的民俗,大纪元记者采访了一位北京维权律师,回应说:一年多没回北京了,北京的情况不了解,但感觉2020年前焚烧冥纸冥币在北京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东北民间祭祀焚烧冥纸冥币情况可能严重一些,这主要是个历史传统和习俗现象,而且是农业时代和农业社会习俗,本身谈不上违法,并无法律明确禁止,因而并不适合由公安介入。 冥纸冥币又称纸钱、阴司钱等,是东亚国家祭祀祖先时的重要仪式,这种民俗已存在上千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 因哈尔滨市政府整治冥纸冥币行动,打击广泛,涉百姓新年祭祖、清明扫墓等诸多传统风俗,故此遭到民间舆论强烈谴责。 有网友说:烧了千百年了,怎么就不行? “这不是迷信,是对先人追思,如果冥币是迷信,那寺庙、道观里上香也是迷信了?又该如何?”“可能他们没有爹妈吧!” 这位网友还真说错了。中共高官都有爹妈,但他们的爹妈,和老百姓的爹妈是不同的。现在中国大陆大搞房地产,活人住的房子价格飞涨,死人的墓地也同样,价格甚至比活人住的房子还要高。很多地方的所谓公墓,里面都有干部区,风水最好的部分,由官员或他们父母占用。普通老百姓死了,通常只能把骨灰存到墓葬园的一个盒子里面去。他们那个相当于别墅,老百姓的相当于普通人住的城市楼房。 所以在中国大陆,人死之后仍然分为三六九等。大陆许多农村地区,以前死后都是土葬,所谓入土为安。中共建政之后鼓励火化,城市中人死了都火化,农村没有强制执行。但最近几年开始强制了。河南前省委副书记徐光是最积极的一个,他在任周口市委书记期间,总共平掉了300万个坟墓。结果到2019年,他被中纪委调查落马了。 中国人形容一个坏透了,会说他打瞎子,骂聋子,挖绝户坟,踢寡妇门。什么意思呢?打瞎子,对方无法还手;骂聋子,他听不到,不会回骂;挖绝户坟,就是别人没有后代,所以没人来追究你;踢寡妇门也是同样意思,屋里头没有男人,没人出来跟你打架拚命。 但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这些都是有报应的,是造大业的坏事。 所以河南当地人都说,徐光是得报应了。事实上,当年跟他一起挖坟的周口市官员,大部分都出事了。 今年中共官方清明节不让大家上香烧纸,我看也会有报应的。 报应之说,有信有不信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是信的,但他们通常不让老百姓去信。就像他们信美国,把妻子儿女往美国送,把钱存到美国,但不让老百姓信美国,天天在媒体上批判美国。这是一样的。 说中共高层相信因果报应,相信风水八卦,绝不是乱说的。政府建楼,一定要建得像个棺材,说是升官发财,大门朝向也特别讲究,必须坐北朝南等等,这些大家看到的报导多了。比如毛泽东就信,他进北京之前,在西山见过一个老道,问天下大事,老道只说了“八三四一”四个数字就不说话了。结果毛泽东不明白,最后把他的护卫部队,称为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他死了之后,大家才反应过来,说八三,是毛泽东活83岁,四一,则是他登基党政41年。这个41年,是从他到延安,正是获得中共领导权开始算起的。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和习近平家族有关,在中国大陆也非常盛传。 中国禅宗最著名的和尚惠能大师,是唐朝人,禅宗六祖。他是广东人,后来一直在广东讲述佛法,最后死在广东韶关南华寺。惠能死后肉身不腐,大家都当成奇迹,后来给他贴上金箔,成了韶关南华寺的宝贝。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冲入南华寺破四旧,第一个目标就是惠能的金身,一顿打砸,把金身打烂了。一个和尚把惠能的残骸收拾起来,偷偷埋起来了。据说后来很多动手的红卫兵都出事了,其中一个人还在梦中见到惠能,结果他自己出家到南华寺当和尚去了。 1979年,这个和尚再次在梦中见到惠能大师,让他恢复金身塑像。他写信给韶关和广东省的政协和统战部门。当时各级官员还是文革派居多,而且都是共产党员,没兴趣也没空管这些事。后来事情被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知道了,习仲勋当时刚刚平反出来工作,在广东任省委书记。他指令说一定要重修金身。韶关市的领导还找各种理由推托,但习仲勋态度非常强硬,下面只好照办。 这时候,当年那个埋惠能金身残骸的和尚,才把埋的地点公开。所以后来当局出钱,重修了南华寺,再做一个金身塑像,把惠能的残骨放进去,重新放在莲花台坐上供人膜拜。 那个红卫兵和尚后来又做梦,惠能大师说,习仲勋会有大福报。后来习仲勋升官去北京,但并不得志。民间都说,这个福报,原来落在了习近平了。 习近平本人其实也很相信神佛鬼怪的事情,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说。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承传的仪式,就是祭祀先人。因为中国儒家文化以“忠孝仁义”为核心,孝道就是敬拜先祖,心存感激感恩。清明节其实就是一种体现的形式。 共产党从建立起,就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化和宗教都是阻碍他们的东西,是落后,迷信,所以要铲除。《共产党宣言》说得特别明白。所以中共治大陆70年,不管最高领袖怎么想,作为一个政党,中共从来都是在不停地铲除传统文化。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罢,都无法例外,这是共产党、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的。但天理循环,报应不爽,最后都要偿还。 石山角度:https://www.youmaker.com/c/石山角度 责任编辑:连书华#

维权人士郭宏伟病逝 家属拒签死亡通知书 | 吉林 | 大纪元

【大纪元2021年04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吉林维权人士郭宏伟因脑出血严重,连日来经过二次手术抢救无效,4月9日上午病逝医院。家属没有在死亡通知书和诊断书上签字。 郭宏伟死亡后,公主岭监狱除增派警力阻止家属探视遗体外,并未给家属任何说法。 4月10日上午,郭宏伟的父亲郭荫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郭宏伟在重症室抢救期间,监狱都不让家属会见,咽气后才让家属见上一面。遗体推进殡仪馆后,警察增加到五六人,挡在殡仪馆外不让我们家属进入,一直到要帮郭宏伟穿寿衣时才让我们进去帮他穿衣服。” 现在郭荫起一家人已经回到四平家中,到目前监狱方都无任何说法。郭荫起表示,“要再请律师协助处理,但是目前当局打压严重,没有律师敢接案件。他们现在是官官相护,监狱和公检法是连成一气。” 吉林维权人士郭宏伟4月4日送进医院急救,4月9日宣告死亡。(受访者提供)二次手术重度昏迷仍不让会见 辽宁维权人士姜家文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今日郭荫起告诉他,3月15日狱方把郭宏伟送到省监狱(长春市)医院做保外鉴定,做了一星期后又送回公主岭监狱。3月份也没让郭宏伟与家人联系。 4月4日晚上9点多钟,郭荫起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郭宏伟脑出血很严重,要抢救,要家属签字。家属赶到医院时医生说他不省人事,不能说话。手术到5日早上4点结束。 手术后郭宏伟脑部依然严重出血,5日晚上再次推进手术室抢救,手术后他已经无法自己呼吸,人已经没有意识了,胃部都是血,医生说可能抢救不过来了。 4月6日上午,郭荫起夫妻和小儿子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三人都呈阴性。他们要求进入探视郭宏伟,狱警只准许一人探视,其母探视后大哭,在其父强闯重症室被多名警察阻拦一小时,后经请示监狱领导才同意其父和弟弟探视。 郭荫起看过郭宏伟后告诉网民朋友,郭宏伟骨廋如柴,重度昏迷,瞳孔放大,生命体症微弱。院方继续告诉家属准备好后事。” 正值壮年含冤离世 郭宏伟,1964年5月16日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享年57岁。 3月15日狱方把郭宏伟送到省监狱(长春市)医院做保外鉴定,做了一星期后又送回公主岭监狱。 4月4日在狱中出现脑出血,送医院抢救,两次手术后重度昏迷,于4月9日上午10时49分宣告死亡。 吉林维权人士郭宏伟在医院二次手术后宣告死亡。(受访者提供)吉林维权人士郭宏伟在医院二次手术后宣告死亡。(受访者提供)一起冤案一家三人入狱 郭宏伟原是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一名发电厂职工,2004年在一起经济纠纷案中,遭诬陷“敲诈勒索罪”获刑5年。随后更因受暴力对待导致身体残疾。 2009年郭宏伟出狱后,开始逐级申诉。2012年初,经吉林省政府相关部门集体开会研究,以信访救助金形式,由公安给予郭宏伟33万元补偿。 2014年5月郭宏伟在北京被捕,随后被地方政府构陷,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刑13年。他的老母亲肖蕴苓因陪同照顾病重的儿子郭宏伟进京,也被以同罪名判刑6年,于2020年办理保外就医提前获释。 妹妹郭宏英,在哥哥和母亲入狱后,继续为家人申冤,2018年被捕,以“妨害公务罪”判刑5年半,目前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 残疾之身在狱中倍受迫害 郭宏伟在松原监狱经常遭到狱方的虐待,被关小号、打药,打得人都翻白眼了。郭荫起夫妻不断去监狱管理局反映,要求调换监狱。郭宏伟是2020年11月从松原监狱转到公主岭监狱。 换监狱后,2021年2月郭宏伟才获得给家里打电话的唯一一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这段时间,郭荫起夫妻正在为郭宏伟申请保外就医。 今年3月份外诊在公主岭医院住院7天,结果4月4日就突然接到郭宏伟病危的通知,令家属难以接受! 访民圈哀悼 山东维权人士李延香表示,“这就是中国(中共)的法律,不是来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的,也不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而是来残害无辜百姓。说什么寻衅滋事,说什么扰乱秩序,说什么敲诈政府,都是政治流氓用来残害老百姓的一种卑鄙无耻手段而已。” 郭宏伟的死亡给访民群众带来哀恸,山东教师管晓燕为他写了悼念文,并祝福他一路好走,天堂不用维权,那里没有国界,任何人都享受民主自由! 责任编辑:林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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