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丨背影:悼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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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观察|书记掌掴秘书长,举报人被“解决”了?​

相关阅读:【异闻观止】法制周末 | 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被举报掌掴政府秘书长,原因是秘书长进市领导食堂吃早餐!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掌掴市政府秘书长的舆情发酵后,有关部门回应说正在调查此事。 此前,我在《五问“市委书记掌掴秘书长”》一文中,十分担心举报者尚娟的命运,怀疑“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戏码将上演。 没想到,我的预言似乎又成真了。 刚刚,我得到的一份处分文件显示,豫港(济源)焦化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尚小娟,因发布济源主要领导的负面言论被停职。 有消息称,尚小娟就是举报市委书记的尚娟。从这份处分文件发布的时间,以及透露的信息看,这样的消息似乎不虚。 书记掌掴秘书长事件不仅震动济源当地,也令外界大跌眼镜。 公众期盼,相关部门能拿出雷厉风行的姿态,向某些官员的“山大王心态”和“特权思想”动刀。 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第一个刀砍向的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举报人尚小娟。 真让人无语了。 我不禁要问,尚小娟何错之有? 看着丈夫因为被掌掴的屈辱,遭受精神重击,心脏病发住进医院,作为妻子,站出来发声,为丈夫打抱不平,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 而且,这个事情的真相还有待官方最终调查的确认,怎么能随便处分人。 退一万步说,如果有必要先停职等待调查结果的话,首先该停职的,难道不该是事件的主角,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 公民通过网络曝光检举不法问题,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正当权利,只要检举的问题属实,不该轻易被打上“负面言论”的标签。 而且,这种行为不仅不是在损坏地方形象,反而是在维护地方形象,真正损害地方形象的,是那些问题中的违法滥权者。 那么,豫港(济源)焦化集团,为何要对尚小娟进行公开处分和羞辱? 我通过天眼查查询了一下,豫港(济源)焦化集团是一个民营资本控股的企业,其中国资背景的郑州铁路局,占股只有11.9%。 一家民企为何这时要高调站出来,维护地方领导面子,对自己企业的工会主席痛下杀手? 这是企业自主的行为?还是受到了外界压力? 因为这种荒唐的原因,停职停薪停福利,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吗? 尚小娟身为工会主席,本来是保护其他员工的,如今却连自己合法的权益都保护不了,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见,强权横行之下,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你贵为政府秘书长,还只是企业管理人员。 更不要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了! The post 鱼眼观察|书记掌掴秘书长,举报人被“解决”了?​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家破人亡 重庆失地农民政府前抗议官员腐败 | 访民 | 征地拆迁

【大纪元2021年0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1月16日,重庆市北碚区失地农民在区政府大楼门口抗议政府腐败。官商勾结垄断当地拆迁工程,套取维稳金不解决访民问题,还给访民强加罪名判刑、拘留、关黑监狱等。 1月16日,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访民何朝正、曾利平、李忠秀、周永平、张兴芳、万天福、刘文刚七人在北碚区政府大楼门口抗议政府官员(歇马街道政法委书记汪小波,红旗村支书洪军、邓成富,卫星村支书万清明,天马村支书唐安阳等人)勾结垄断当地工程的腐败行径。 他们表示,政府征地拆迁多年不依法赔偿,他们还因上访被强加罪名关黑监狱、判刑、拘留等。他们要求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落实国家信访政策,依法解决访民合理合法的诉求,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准、长远生计有保障。 因征地强拆 家庭破碎 失地农民何朝正的土地被二次征收,他还有5亩土地没得到补偿,一栋他父亲的老房子150平方被强拆了,也没补偿安置。他多年上访,问题都没得到解决。 何朝正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们生产组土地分两次征收,他们拿一个别的林地的假的手续,张冠李戴,强行把我们的土地、林地征收了。至今没有开工建设,荒芜约1000亩,这都是基本农田啊!” “我第一次被征收的土地拿了一点钱,第二次2018年6月全部土地被征收了,房子也拆迁了,完全没有赔付,至今都没有谈好。我们找领导至今没解决。” “他们就是囤积土地、倒卖土地,还没有合法手续,拿假手续骗取农民土地,实在可恨!” 何朝正因为上访被关了8次,他的妻子被关了3次,因为征地拆迁上访太艰辛了,他的妻子后来和他离婚了。 何朝正表示,“他们是一帮土匪,全部不讲理也不讲法,法治在我们当地真是个笑话,有理无理都打不赢。那些昏庸的官员怎么能给百姓解决问题!” 因遭强征土地 老父亲被打后身亡 失地农民李忠秀表示,“我家土地有3亩多,2011年时他们采取强征,来了1千多名警察和保安,因为补偿过低,农民在现场抗议,被抓了五十多人,戴上手铐带走的。被打伤的群众有三十人,包括我父母,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也被打伤住进医院。” 然而,当地政府却在第二天把医护人员辞退了,当她去医院看父母亲时,发现她父亲输液的针被他们扯掉了,流了好多血。 李忠秀说,“我当时非常生气,我给当时的书记打了电话,问他这事。几天之后强行把我父母赶出院,还要我们签字说是自愿出院。出院后我父亲过几天就离世了。当时全身软组织受伤,这都有医院的证据。” 李忠秀从那时开始上访,因为上访她被关了两次。 她说,“我的房子是他们骗我孩子签字的,我才是屋主。我完全没拿到补偿金,都被他们苛扣贪污了。这么多年没得到解决,他们完全是做非法事情。现在政府(官员)完全不是人,好可恶!” 失地农民们走司法程序,不通;去北京被抓,连国家信访局也被买通。她说,“去了也没用,就是这么腐败,老百姓根本无法生存。” “问题不解决将继续上告” 拆迁户周永平表示,她的房子是2013年被拆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拆掉,因为周永平一直在跟他们(政府)打官司。 周永平表示,“我的房子是经营房,又不给我补偿。这是我自己的产权,营业执照都齐全。他说我曾经被安置过,所以这次就不给我补偿,那是另一个拆迁案,我的这栋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合法持证房子。我不需要他们安置,但要跟我产权调换呀!”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政府以欺诈手段对农民的生产土地和房屋实施强征强拆,土地至今闲置荒芜,9年来农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他们都表示,如果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将继续到北京各个部门去举报上告。#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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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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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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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朝向先人朝晨洗面的方向
        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传来

        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除了久久凝望这些令人颤栗的诗句并梦呓般地重复它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是的,在这里,在这个寂静的远离市区的燕山脚下的乡村院子里,当我遥想多年前的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当我怀念着那些光辉的生者和死者,我只能这样喃喃自语地重复说:张望,又一次提高了围墙!

   2001年7月,北京昌平上苑

作者简介:王家新**,** 诗人、批评家、翻译家,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的创作贯穿了中国当代诗歌四十年来的历程,先后出版有诗集、诗歌批评、诗论随笔、译诗集三十多种,并有编著多种,在创作的同时,他的诗学批评随笔和诗歌翻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出版。曾获多种国内外诗歌奖、诗学批评奖和翻译奖。

(摄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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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人亡 重庆失地农民政府前抗议官员腐败 | 访民 | 征地拆迁

【大纪元2021年0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1月16日,重庆市北碚区失地农民在区政府大楼门口抗议政府腐败。官商勾结垄断当地拆迁工程,套取维稳金不解决访民问题,还给访民强加罪名判刑、拘留、关黑监狱等。 1月16日,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访民何朝正、曾利平、李忠秀、周永平、张兴芳、万天福、刘文刚七人在北碚区政府大楼门口抗议政府官员(歇马街道政法委书记汪小波,红旗村支书洪军、邓成富,卫星村支书万清明,天马村支书唐安阳等人)勾结垄断当地工程的腐败行径。 他们表示,政府征地拆迁多年不依法赔偿,他们还因上访被强加罪名关黑监狱、判刑、拘留等。他们要求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落实国家信访政策,依法解决访民合理合法的诉求,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准、长远生计有保障。 因征地强拆 家庭破碎 失地农民何朝正的土地被二次征收,他还有5亩土地没得到补偿,一栋他父亲的老房子150平方被强拆了,也没补偿安置。他多年上访,问题都没得到解决。 何朝正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们生产组土地分两次征收,他们拿一个别的林地的假的手续,张冠李戴,强行把我们的土地、林地征收了。至今没有开工建设,荒芜约1000亩,这都是基本农田啊!” “我第一次被征收的土地拿了一点钱,第二次2018年6月全部土地被征收了,房子也拆迁了,完全没有赔付,至今都没有谈好。我们找领导至今没解决。” “他们就是囤积土地、倒卖土地,还没有合法手续,拿假手续骗取农民土地,实在可恨!” 何朝正因为上访被关了8次,他的妻子被关了3次,因为征地拆迁上访太艰辛了,他的妻子后来和他离婚了。 何朝正表示,“他们是一帮土匪,全部不讲理也不讲法,法治在我们当地真是个笑话,有理无理都打不赢。那些昏庸的官员怎么能给百姓解决问题!” 因遭强征土地 老父亲被打后身亡 失地农民李忠秀表示,“我家土地有3亩多,2011年时他们采取强征,来了1千多名警察和保安,因为补偿过低,农民在现场抗议,被抓了五十多人,戴上手铐带走的。被打伤的群众有三十人,包括我父母,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也被打伤住进医院。” 然而,当地政府却在第二天把医护人员辞退了,当她去医院看父母亲时,发现她父亲输液的针被他们扯掉了,流了好多血。 李忠秀说,“我当时非常生气,我给当时的书记打了电话,问他这事。几天之后强行把我父母赶出院,还要我们签字说是自愿出院。出院后我父亲过几天就离世了。当时全身软组织受伤,这都有医院的证据。” 李忠秀从那时开始上访,因为上访她被关了两次。 她说,“我的房子是他们骗我孩子签字的,我才是屋主。我完全没拿到补偿金,都被他们苛扣贪污了。这么多年没得到解决,他们完全是做非法事情。现在政府(官员)完全不是人,好可恶!” 失地农民们走司法程序,不通;去北京被抓,连国家信访局也被买通。她说,“去了也没用,就是这么腐败,老百姓根本无法生存。” “问题不解决将继续上告” 拆迁户周永平表示,她的房子是2013年被拆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拆掉,因为周永平一直在跟他们(政府)打官司。 周永平表示,“我的房子是经营房,又不给我补偿。这是我自己的产权,营业执照都齐全。他说我曾经被安置过,所以这次就不给我补偿,那是另一个拆迁案,我的这栋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合法持证房子。我不需要他们安置,但要跟我产权调换呀!”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政府以欺诈手段对农民的生产土地和房屋实施强征强拆,土地至今闲置荒芜,9年来农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他们都表示,如果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将继续到北京各个部门去举报上告。# 责任编辑:高静

内蒙文化清洗升级 当局向中小学历史教材开刀 | 保护人权与宗教自由协会

内蒙文化清洗升级 当局向中小学历史教材开刀(RFA制图)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清洗行动升级,除了以强硬手段推动汉语教学,又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意识形态审查,多套未能过关的教材今年内会逐步停用。分析认为,当局此举是为了巩固蒙古族人的政治认同,相信下一步会把矛头指向蒙古国。 出问题的内蒙古中小学教材包括《内蒙古历史与文化》、《蒙古族历史》、《呼伦贝尔历史与文化》、《河套历史与文化》、《科尔沁历史与文化(试用)》。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向多家出版社发出文件,表示早前按照国家教材委员会指示,对全区中小学地方教材和辅助教材进行了“意识形态专项排查“。 文件宣称,当局经过复查后,认为五套教材“共同意识不够突出“、刻意强调个体“民族身分”和“民族意识”等问题。内蒙古教育厅决定,从今年春季学期起会分阶段停用这些教材。。 日本静冈国立大学的内蒙古学者杨海英认为,内蒙当局的审查标准使人费解。 杨海英:“像‘河套历史与文化’基本上都是汉人写的,写的是如何开发河套,也就是如何开发黄河两岸的历史与文化,其他几套教材也是蒙古人与汉人一起写的,所以他们强调的只是地方文化和地方特色,地方历史。” 中共把地方色彩演绎成民族分裂 他说,当局禁止几套教材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杨海英:“根本没有什么蒙古人要独立或者民族分裂的情绪,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色彩的东西。地方文化特色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呀?没有强调蒙古文化或者蒙古民族主义,或者中共担心的民族分裂。” 杨海英相信,当局之所以对这批历史教材一刀切是为了贯彻“汉化教育”的方针。 杨海英:“你讲的这个中华民族其实是汉人。你说让蒙古人,藏人,维吾尔族人融入到中华民族里等于说是要同化他们。各民族也认为,现实上是各民族共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连共存都不允许。它要把共存进一步提升至同化,强调蒙古人要注入中华民族,它讲的中华民族就是汉人。” 中国害怕蒙古国文化渗透内蒙 蒙古共和国计划2025年把文字书写体,从原来使用的西瑞尔蒙古文,统一为内蒙古使用、有数百年历史的老蒙文。另一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比斯认为,内蒙古加强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审查与此有关。 忽必斯:“蒙古已经决定恢复传统蒙古文字,所以当局比较提心吊胆,不许直播蒙古国电视台的文化节目等等。(以前)内蒙古电视台会邀请蒙古国的艺术人来春节联欢晚会等表演,以后这种文化交流一定会减少。当局对蒙古国文化对内蒙古的影响态度比较慎重。“ 忽必斯说, 内蒙与蒙古国文化背景相同,当局正逐步减少两地文化交流,以免影响内蒙人的政治认同。 记者:高锋、责编:胡力汉 许书婷 网编:瑞哲 来源:版权所有 © 2006, RFA。 经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2025 M St. NW,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36 许可进行再版。 相关 (function(d, s, id) { ...

多少大陆医院涉嫌活摘人体器官(4)

【大纪元2021年01月19日讯】“等候供肝时间一周” “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在国际社会器官捐献系统极其成熟但供体器官极其紧缺的情况下,大陆医院为何能提供如此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 2006年,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黑幕在国际社会上曝光。十四年来,国际社会多起调查报告、多个决议案指证大陆存在庞大的活体器官库,主要供体是法轮功学员。 那么,多少大陆医院涉嫌活摘人体器官? 多少大陆医院涉嫌活摘人体器官(1) 多少大陆医院涉嫌活摘人体器官(2) 多少大陆医院涉嫌活摘人体器官(3)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调查时间:2006年3月15日 调查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员 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1/01/9f07f53cf22251fdd1558806aec186ba.mp3 问:请问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答:啊,您说吧。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被对方打断) 答: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广西民族医院肾移植科 调查时间:2006年5月22日 调查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员 调查对象: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 医生卢国平介绍,广州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http://media4.minghui.org/media/audio/2013/9/24/9--guangximinzuyiyuan.mp3 问:这位大夫啊,我现在就是很信任你,我跟你也是,就是很相信你吧,就跟你讲一下,现在不是他们都用的是法轮功的器官吗? 答:现在没有了,现在管得比较严。 问:以前不是用的法轮功器官吗? 答:以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问:以前不是你们医院也用过,他不是给你们提供过嘛,我知道,因为你们广西民族医院是手术比较好的。所以说呢,以前用过,现在怎么用不到了?就是说你能不能找到法轮功器官嘛?如果能找到,那么我就过来。能不能找到? 答:我告诉你,我们没法拿到器官。你要在我们广西因为拿器官就比较麻烦,如果你想快的话,我建议你上广州去,他们那儿器官很容易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找,他们在做肝移植的时候就顺便帮你拿肾了,所以他们拿器官是很容易的。所以好多地方没办法拿器官只能跟他们拿。 …… 问:就是广州的吗? 答:啊,对对对。 问: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啊。 答:嗯。 问:这个大夫叫什么?大夫叫什么? 答:缪医生。 问:啊? 答:姓缪的。 问:缪什么? 答:缪冰。 问:缪?哪个缪?就是“广”字头下来一个? 答:荒谬(缪)的缪。 问:他是肝移植科的吗? 答:肾移植科的。因为肝移植和肾移植都是在同一幢楼的,他们都是一起的。 问:哦,都是一起的。他怎么容易拿到呢?你们怎么拿不到呢?他怎么能容易拿到? 答:因为他牌子大嘛,因为他是以整个学校的名义跟司法系统接触嘛。 问:那是不是用的也是那种法轮功的供体吧? 答:对,对,对。 问:对,对,对哦。是哦。 答:他那个你也可以用亲属的肾也可以,用尸体的肾也可以。 问:但是就说是,他说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比较好。是不是他们用的也是这种? 答:对,对,对。一般都是选健康的来做的。 问:我是说啊,是法轮功的供体比较健康,是不是选的这样的? 答:对,对,对。具体的你打电话跟他说,你说是民族医院的庐医生介绍的,他是我大学同学来的。 …… 问:你估计他能不能帮我找到法轮功供体? 答:你去那里肯定没问题。 问:能找到? 答:我可以跟你说,他们那儿拿器官是轻而易举。 问:哦,轻而易举?那现在…… 答:因为他们肝移植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他可以做十几台的肾移植啦,所以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台,所以他们不愁器官呢。 问: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这些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答: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问:哦,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答:肯定能够找得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曝光后,国际社会不断发起议案、法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这种非人行径。 美国和国际社会发起法案 通过决议案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2016年7月27日,欧洲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 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 2020年12月16日,美国国会跨党派参众议员联合发起法案,制止中国共产党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对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法案发起人、联邦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声明中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并继续强摘中国囚犯和中国宗教信仰者的器官。” “这个法案将确定并将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党员。早就应该对北京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予以追责了。”# 文字整理:叶枫,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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