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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生曝食堂饭菜质量差 遭餐厅主任呛声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有学生在微信群中吐槽四餐厅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异物,四年来菜谱从来不变。对此,四餐厅主任在群中声称,学生父母是让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让他们来欣赏美食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回复纷纷表达不满。 据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吉林大学学生在微信群中表示,四餐厅的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橡皮筋、塑料绳等异物。有图片显示,学生在米粉内吃出了头发,在炒菜里吃到了橡皮筋、塑料绳。 有网民曝光了学校餐厅服务交流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在群中,学生吐槽四餐厅的菜谱四年来从来不变,都吃腻了。对于学生的不满,餐厅主任只回了四个字——吃饱就行。 群内学生就其言论进行调侃,该餐厅主任称:“我想你的父母是让你好好学习来的,并不是让你欣赏美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这样的答复令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反问:“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吃好呢?” 11月27日,吉林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他们会改善饭菜质量。 此事也在网上引起民众热议。他们表示:“餐厅主任的父母教他上班是来敷衍了事,被指出来还呛别人的?” “那父母也没说要去学校吃皮筋和塑料绳啊。” “父母花钱也不是让孩子买猪食吃。” “一般来说搞餐饮的通常都情商过人,这位餐厅主任反呛消费者,是因为他有垄断权,所以压根不在乎学生的意见。” “管餐厅的都是关系户,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吧!” 责任编辑:徐亦扬

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

无锡村民房屋被偷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 强拆 | 暴力强拆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从今年8月开始,大量村民的合法房屋被偷拆、强拆,无任何公告手续,无补偿安置。社区和街道互推责任,无人承认偷拆房屋,村民无处说理。 人在医院 房屋被偷拆了 11月24日,居住尤渡村251号的吴建文还在医院住院,房屋就被偷拆了,他的妻子也在医院陪他,因天冷那天刚好回家拿衣服,看见大批穿迷彩服的人在拆房,还在问:“这么多人又要强拆谁家了?”没想到拆的是她家。 她刚进家门就给拆迁的人拖出来了,皮夹子放在冰箱上没拿,要求拿一下不准,银行卡、身份证、钞票都在里边。她哭得不行。 吴建文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人还在医院里把家里房子拆掉了,什么手续都没有。拆房征地要做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找我们协商,没得谈。” “9月30日,街道还带人来我家量土地坪数,我不让量,他们就把我押在门口。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了精神刺激,从那时我就不舒服住进医院了。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你的死活。 “大概是村里来拆的,但是都不认识。报了警,但是警员当时不会来的,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到我家只要10分钟,按道理15分至20分就要来了,他要过了半小时,房子拆掉了才会来的。来了也说是政府行为就走了。 “从8月开始就在拆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拆?我村总共有近300户,拆了200多户了。我看不对劲,他想怎样就怎样的,再下去我肯定要吃亏的。所以,我就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吴建文旁边栋的房屋也同一天被拆,是尤洪兴的家,据尤洪兴儿媳说,村书记约好25号去谈,但24号就被夷为平地了。 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受访者提供)吴建文还在住院,家就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 二栋房被强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吴胜法位于尤渡里235号的房屋,8月7日被强拆后,11月18日下午,位于尤渡里389号的房屋也被拆了。温馨的家夷为平地,让全家十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吴胜法妻子告诉大纪元记者,“第一栋房强拆根本没跟我们谈,一点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发什么。” “那天街道拆迁办领导带着100多人强拆我们房子,当时我们都在家,强行把我们押出来,东西都压在里面。 “第二栋房是11月18日来拆的,这次有来谈过二次,但没谈拢,我想应该还会再来谈的,没有,过了3天就来把房子拆掉了。 “他们9月30日,几十个人穿着迷彩服冲到我家里,把我打一顿,那天我女儿没上班请家在家,我孙女读幼儿园感冒也在家,吃过饭她母女俩躺在床上,这时我在楼上听到有敲门声音,还没走到楼下,他们已经撬开门冲进来了。 “我说,你们冲进我家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们不说话,四五个人过来就把我抬到房间里摔在地板上,我女儿和小孩看了吓哭了。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到我家门上贴一张纸,说我家是危房。我的房子是别墅房,他说是危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广宁街道的章,我就到街道去问他们,为什么说我家是危房?他说,你家就是危房。 “过几天街道来找我们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给他讲了我们家具体的困难和需求。我丈夫说,我们家这么多人,一定要安置好我们的。 “他说,不是看人安排的,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你们要,就从老房子弄一套过来。这次还没谈好。过二天就来把我们房子拆掉了。现在是权大于法,没办法呀! “房子都被强拆了,那天我们全家都到街道里去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了好多保安、保防来强行把我拉到拆迁办。后来听他们说,现在先安排你们去115101住,我去一看,都是毛坯房,一样东西都没有,只有大门有门,里面房间、卫浴都没有门,里面全是灰。 “27日,我们实在没地方住,到社区去,社区又叫我们到街道去,街道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家有二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7岁,一个老母亲80多岁,怎么生活啊,我们现在住在外面,没理可讲啊! “我到社区,社区说没拆我们房子,要我们去找街道,街道要我们找社区。来的都是穿迷彩服的,还带着电击棍,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来拆的。” 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 无锡市锡山区的陶国芬,目前已经搜集无锡地区村民被非法强拆、强征的资料近百笔,准备在网上投诉无锡市委书记黄钦。她表示,“无锡市在黄钦和市长杜小刚的领导下,无锡市的强拆工作做得是炉火纯青、无所不用其极。” 陶国芬还表示,“广益街道书记邓曙军、尤渡村书记马建,无视法律,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巧立名目、造假、横行不法、违法行政强行抢夺百姓财产,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土匪城市还差不多吧!” 责任编辑:高静 #

防疫期间,在家也能通过简单的运动锻炼身体。前奥运选手、私人教练萨曼莎·克莱顿(Samantha Clayton)建议充分利用居家黄金期,在家规律健身,强健身心状态。她提供5套居家健身运动,提升免疫力,对抗病毒。

克莱顿表示,以下动作每组做10~12次,重复四组,约20分钟就可完成整套训练。

1. 三头肌锻炼

作用:锻炼手臂与肩膀

坐在地板上,膝盖微弯曲,将双手置于身后、手指朝前。以手臂和脚支撑抬起臀部,弯曲手肘直到臀部接触地板,然后推回到起始位置。

若想进阶挑战,可以尝试推举时抬左脚并伸右臂。

2. 伏地挺身

作用:锻炼全身多个肌群

面朝下,手贴地,脚微开踩地。

用手臂撑起身体,从头到脚保持一条直线,缩腹防止臀部下垂。

弯曲手肘维持一秒钟,胸压向地,然后回到初始姿势。

3. 单膝跪姿超人式

作用:挑战平衡、锻炼腹肌

四肢着地,手在肩正下方,膝盖在臀正下方。保持背平坦。

抬高右臂向前伸,左腿向后伸。再将左膝与右手肘往身体内缩互碰,做十下后换脚。

单膝跪姿超人式(挑战平衡、锻炼腹肌)。

4. 深蹲

作用:锻炼臀腿功能

双脚打开比肩稍宽,臀、膝重心置于脚跟,手掌向下伸直手臂与地面平行。

臀部向后坐,确保胸、肩、背打直,眼睛直视前方,以保持中立。

掌握核心,站稳脚跟,推回站立位置。

最好在能力允许内蹲到最深,并尽可能将臀部低于膝盖。

深蹲具有锻炼臀腿功能。

5. 弓箭步蹲

作用:锻炼双腿前后侧

挺胸抬下巴缩腹。左脚向后跨一大步,后膝盖向下蹲。

前脚踏稳地面,将膝盖往前抬高一秒,接着重复并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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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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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生曝食堂饭菜质量差 遭餐厅主任呛声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有学生在微信群中吐槽四餐厅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异物,四年来菜谱从来不变。对此,四餐厅主任在群中声称,学生父母是让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让他们来欣赏美食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回复纷纷表达不满。 据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吉林大学学生在微信群中表示,四餐厅的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橡皮筋、塑料绳等异物。有图片显示,学生在米粉内吃出了头发,在炒菜里吃到了橡皮筋、塑料绳。 有网民曝光了学校餐厅服务交流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在群中,学生吐槽四餐厅的菜谱四年来从来不变,都吃腻了。对于学生的不满,餐厅主任只回了四个字——吃饱就行。 群内学生就其言论进行调侃,该餐厅主任称:“我想你的父母是让你好好学习来的,并不是让你欣赏美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这样的答复令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反问:“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吃好呢?” 11月27日,吉林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他们会改善饭菜质量。 此事也在网上引起民众热议。他们表示:“餐厅主任的父母教他上班是来敷衍了事,被指出来还呛别人的?” “那父母也没说要去学校吃皮筋和塑料绳啊。” “父母花钱也不是让孩子买猪食吃。” “一般来说搞餐饮的通常都情商过人,这位餐厅主任反呛消费者,是因为他有垄断权,所以压根不在乎学生的意见。” “管餐厅的都是关系户,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吧!” 责任编辑:徐亦扬

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

无锡村民房屋被偷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 强拆 | 暴力强拆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从今年8月开始,大量村民的合法房屋被偷拆、强拆,无任何公告手续,无补偿安置。社区和街道互推责任,无人承认偷拆房屋,村民无处说理。 人在医院 房屋被偷拆了 11月24日,居住尤渡村251号的吴建文还在医院住院,房屋就被偷拆了,他的妻子也在医院陪他,因天冷那天刚好回家拿衣服,看见大批穿迷彩服的人在拆房,还在问:“这么多人又要强拆谁家了?”没想到拆的是她家。 她刚进家门就给拆迁的人拖出来了,皮夹子放在冰箱上没拿,要求拿一下不准,银行卡、身份证、钞票都在里边。她哭得不行。 吴建文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人还在医院里把家里房子拆掉了,什么手续都没有。拆房征地要做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找我们协商,没得谈。” “9月30日,街道还带人来我家量土地坪数,我不让量,他们就把我押在门口。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了精神刺激,从那时我就不舒服住进医院了。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你的死活。 “大概是村里来拆的,但是都不认识。报了警,但是警员当时不会来的,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到我家只要10分钟,按道理15分至20分就要来了,他要过了半小时,房子拆掉了才会来的。来了也说是政府行为就走了。 “从8月开始就在拆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拆?我村总共有近300户,拆了200多户了。我看不对劲,他想怎样就怎样的,再下去我肯定要吃亏的。所以,我就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吴建文旁边栋的房屋也同一天被拆,是尤洪兴的家,据尤洪兴儿媳说,村书记约好25号去谈,但24号就被夷为平地了。 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受访者提供)吴建文还在住院,家就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 二栋房被强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吴胜法位于尤渡里235号的房屋,8月7日被强拆后,11月18日下午,位于尤渡里389号的房屋也被拆了。温馨的家夷为平地,让全家十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吴胜法妻子告诉大纪元记者,“第一栋房强拆根本没跟我们谈,一点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发什么。” “那天街道拆迁办领导带着100多人强拆我们房子,当时我们都在家,强行把我们押出来,东西都压在里面。 “第二栋房是11月18日来拆的,这次有来谈过二次,但没谈拢,我想应该还会再来谈的,没有,过了3天就来把房子拆掉了。 “他们9月30日,几十个人穿着迷彩服冲到我家里,把我打一顿,那天我女儿没上班请家在家,我孙女读幼儿园感冒也在家,吃过饭她母女俩躺在床上,这时我在楼上听到有敲门声音,还没走到楼下,他们已经撬开门冲进来了。 “我说,你们冲进我家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们不说话,四五个人过来就把我抬到房间里摔在地板上,我女儿和小孩看了吓哭了。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到我家门上贴一张纸,说我家是危房。我的房子是别墅房,他说是危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广宁街道的章,我就到街道去问他们,为什么说我家是危房?他说,你家就是危房。 “过几天街道来找我们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给他讲了我们家具体的困难和需求。我丈夫说,我们家这么多人,一定要安置好我们的。 “他说,不是看人安排的,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你们要,就从老房子弄一套过来。这次还没谈好。过二天就来把我们房子拆掉了。现在是权大于法,没办法呀! “房子都被强拆了,那天我们全家都到街道里去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了好多保安、保防来强行把我拉到拆迁办。后来听他们说,现在先安排你们去115101住,我去一看,都是毛坯房,一样东西都没有,只有大门有门,里面房间、卫浴都没有门,里面全是灰。 “27日,我们实在没地方住,到社区去,社区又叫我们到街道去,街道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家有二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7岁,一个老母亲80多岁,怎么生活啊,我们现在住在外面,没理可讲啊! “我到社区,社区说没拆我们房子,要我们去找街道,街道要我们找社区。来的都是穿迷彩服的,还带着电击棍,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来拆的。” 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 无锡市锡山区的陶国芬,目前已经搜集无锡地区村民被非法强拆、强征的资料近百笔,准备在网上投诉无锡市委书记黄钦。她表示,“无锡市在黄钦和市长杜小刚的领导下,无锡市的强拆工作做得是炉火纯青、无所不用其极。” 陶国芬还表示,“广益街道书记邓曙军、尤渡村书记马建,无视法律,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巧立名目、造假、横行不法、违法行政强行抢夺百姓财产,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土匪城市还差不多吧!” 责任编辑:高静 #

中共确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引关注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中共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晏志勇近日称,当局敲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外界认为,这项计划可能再挑起雅鲁藏布江流域周边国家的敏感神经,因为这关系到3个国家的用水问题,其中包括印度。分析认为,当前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共此举会令印度更加敌视中共。 据《中国能源报》报导,晏志勇近日出席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时称,中共当局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 中央社报导,晏志勇还强调“实施”二字,证实这项开发案已敲定。晏志勇并称这是一项“国家安全工程”,包含水资源及中国的国土安全等。 晏志勇表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水能源,理论蕴藏量近8000万瓩。其中,下游的“大拐弯地区”在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汇集近7000万瓩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超过3个三峡电站。 他并称,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近6000万瓩水电开发后,每年可提供近3000亿度低碳电力;水电站运作后,也可为西藏自治区带来人民币200亿元以上的财政收入。 晏志勇还称,这是一项“国际合作”工程,将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更加畅通。 据公开资料,雅鲁藏布江由中国西藏向南,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最后在孟加拉湾入海。流经印度时,这条江叫布拉马普特拉河;由印度再流到孟加拉时,则叫贾木纳河。也就是一条河关系到3个国家的用水问题,中共在上游兴修水利,势必引起下游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关注。 2014年11月,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藏木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接着又计划在雅鲁藏布江新建至少3座水电站,引起印度的不满。 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称,许多环保人士表示,藏木水电站可能会严重影响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态环境,印度也担心该项目会造成阿萨姆地区水位下降。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印度流经喜马拉雅山麓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地区,有主权争议)和阿萨姆平原,是沿岸数亿居民饮用水和灌溉之源。 港媒《明报》报导说,几年后的当下,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共又确定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如此大的水电项目,肯定也会令印度更加敌视中共。中国南海研究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南亚问题专家彭念表示,不仅如此,还会引起国际关注,“负面影响肯定大于正面”。 彭念表示,中印在高层对话中断的情况下,要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很难。印度在下游,在水资源上无法反制中国(中共),但可能在其他方面会“变本加厉”。 责任编辑:方明

【CDT导览】孙大午: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CDT编者按:11月 11日凌晨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带走了。据媒体报道,同时带走的还有大午集团的高管们。当天第二批被带走的还有子公司领导人。孙大午以及大午集团高管被抓后,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引发网络对孙大午和民营企业家命运的讨论与担忧。 孙大午之罪:寻衅滋事还是因言获罪? 在孙大午被带走的当天,高碑店市公安局发布公告,说:“ 经侦查,河北大午集团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 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 《南方周末》报道介绍了“破坏生产经营”事件: 刘翔表示,警方通报写的是破坏生产经营,其实是指一则土地纠纷。 大午集团微信公众号曾发布过相关讯息,介绍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多年前,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但实际上,徐水国营农场占用郎五庄村土地超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问题,双方数年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将地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  大午集团微信公众号曾发布过相关讯息,介绍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多年前,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但实际上,徐水国营农场占用郎五庄村土地超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问题,双方数年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将地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 2020年6月21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8月4日,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  2020年6月21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8月4日,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 南方周末丨河北知名企业家孙大午被带走,公司高管“连锅端” 11月14日“红星新闻”报道,大午集团公司监事长孙大午等人被警方带走后,政府工作组已进驻公司,大午医院、学校已被接管。 微信公众号“法律园地”对此发表评论《大午集团正在被强行接管,或开危险先例》: 大午集团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一家有九千多员工、28个子公司的大型民营企业。如今,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将包括监事长、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高管人员“连锅端”,并对他们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毕竟案件还在侦查阶段,至于大午集团是否构成单位犯罪,高管人员是否有罪,这有待于将来的法院判决。那么,现在政府工作组进驻大午集团,接管了中学、医院,理由是什么?有什么法律依据? 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警方带走,疑是因言获罪》: 此后,美联社说,孙大午对帮助过他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多加赞扬。他的这个做法可能引起了当权者的不快。许志永和一些活动人士后来被当局以“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孙大午今年5月还在社媒体账户上赞扬那些律师,说他们让受害者看到了一点亮光,保持了一点对法律的信心,点亮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孙大午今年5月还在社媒体账户上赞扬那些律师,说他们让受害者看到了一点亮光,保持了一点对法律的信心,点亮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美国之音报道还指出,此前大午集团就曾因言受罚: 2003年4月,大午集团公司因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而受到警方的警告。警方称这些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并下令整顿网站,停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据报道,这并不是孙大午第一次被抓, 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被官方诱捕,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并曾指控其非法持有弹药,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最终他被徐水区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尽管获得媒体、农民、学者与网友的支持,但他选择不再上诉,并于同年11月1日父亲生日时出狱回家,跟他的企业与农民走在一起,继续奋斗。 南方周末丨河北知名企业家孙大午被带走,公司高管“连锅端” 他曾撰文回忆这场官司: 此前的庭审中,检察长曾说:“不能因为你孙大午道德高尚就不审判你,不能因为你为人正派就不处罚你。我们是按法律办事,不是按道德办事……”我觉得很荒唐,因为他们是在用法律审判道德。我是学过法律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立法的目的是保护讲道德的人,打击不讲道德的人,可恰恰我做的道德的事情,受到了法律的打击,叫人联想起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对白: 法官:“法律不承认良心”。 丽达:“法官先生,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光传媒丨孙大午:倘若这个世界一定要杀掉公鸡,我能不能做一条狗?) 孙大午的政治梦想与独立王国 作为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与众不同,不仅仅是他的致富能力,更在于他热衷于公共话题,并有着一个政治梦想:建立一个桃花源似的大午城。 网评人沅湘称,孙大午出身于郎五庄村农家,所以是农民;他自创企业,有员工9000,毫无疑问也是企业家;他热衷读书、追梦桃花源,用知识分子的情怀,实现了让村民祥和生活在大午城,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孩子上得起学的梦想,所以他也是知识分子;他通过分设企业监事会(所有权)、董事会(决策权)和理事会(执行权)的“三权分立”,创立了私企立宪、劳资共和的“私有、公治、共享”的新型企业制度,所以,他还是思想家、改革家。(美国之音:孙大午近乎免费办医,破坏了谁的“生产经营”? 2003年3月13日,他应邀在北大讲坛做了《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的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弟弟孙二午对媒体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孙大午,热衷于这些公共话题,甚至连企业经营都常常耽搁。 2003年3月13日,他应邀在北大讲坛做了《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的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弟弟孙二午对媒体回忆说,那个时候的孙大午,热衷于这些公共话题,甚至连企业经营都常常耽搁。 这场演讲的另一句被人记住的话是,“我想建一个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未来的大午城里,人人自食其力,家家丰衣足食,没有贫穷富贵,高低贵贱。(【旧闻重温】悲愤“囚徒”孙大午) 对于孙大午来说,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他多年来行动,大午集团旗下不仅有公司,还近乎免费办中学与医院。 网络上大午集团介绍: 据百度百科资料,大午中学是经河北省教育厅批准,保定市教育局主管,徐水区教育局直接领导的全日制民办学校,是保定市规范化学校。下设初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师生员工8000余人。 建校近20年来,教育教学成绩显著。学校占地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有高标准的多媒体教室、实验室、微机室、图书阅览室、舞蹈室、音乐教室。学校建有标准的塑胶操场、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满足了学生的活动需求。 王应国对美国之音说,孙大午这些年发展态势很猛,已经成了独立王国;他的体育馆可以容纳两万人,大午医院至少有16层,大理石装修,很豪华;郎五庄村的村民和大午集团职工每月只要交一元钱,看病不花钱,做个B超和验血的全套体检只要10元……这些受人欢迎的福利冲击到地方政府的权威。(美国之音:孙大午近乎免费办医,破坏了谁的“生产经营”? 民营企业家:恶法治国的受害者 针对2003年孙大午一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经撰文说到: “当局一旦发现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于是,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就成为“恶法治国”的受害者。”(美国之音:孙大午近乎免费办医,破坏了谁的“生产经营”?) 此次,孙大午的再次被捕,以及大午集团被政府接管消息传出,评论者大多认为,其中原因可能是大午集团不断壮大,可能让当权者感受到威胁。 滕彪说,任何一个力量如果被认为对其制度和威望造成威胁,中共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下去。前不久被重判的任志强也是这样,虽然他和孙大午的情况不太一样;包括宗教团体、家庭教会、维权人士、民间组织,所有这些给民间带来一定空间、推动中国法制发展的力量,都会被全面打压。 孙大午一直不隐藏对体制不平等的看法。他2012年为《纽约时报》撰稿、论“中国城镇化要走怎样的道路”时指出,“在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揭示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村和农民受到政府极度碾压的现实。 (美国之音:孙大午近乎免费办医,破坏了谁的“生产经营”? 网络上,署名“老侯”的一篇文章对此评论: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总之,“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民企的唯一出路”。( 行者手记3 | 做“党的孩子”是民企唯一出路) 同时,一篇2018年的旧文也在网上热传,作者盛洪写到: 从2018年底到现在,我们一直听着“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宣言,但民营企业家被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直到大午事件终于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一个政府宣称要保护民众的安全和产权而不抓强盗,“保护”就是空话。如果不对违宪违法侵害民营企业的地方行政部门采取霹雳手段,“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文件就是一张白纸。【旧文重温】盛洪:如何让民营企业家相信政府? The post 【CDT导览】孙大午: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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