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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V】老梁:马保国式的传统武术的最大悲剧是骗了自己

老梁谈“中国传统武术”兼谈马保国的“浑元形意太极”,该视频最早发布于2020年6月: The post 【CDTV】老梁:马保国式的传统武术的最大悲剧是骗了自己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6)

作者:莫丹•汗 接上期:【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5) 我正式上班了,那是一个苹果花飘香的季节。卫生室里除我之外还有一名李医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言语不多,给人友善而温厚的感觉。她轻声细语地向我讲解校医的职责以及俩人的分工,让我熟悉操作规程等。我感觉这工作无非是小女孩过家家时常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用心去听。 上课时间卫生室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来,我开始看我的《小说月报》、《译林》,更时常带着无限思慕站在窗畔,俯视楼下的操场,目光总是被帕尔曼的身影所吸引。在伊犁四月的春风中,帕尔曼会独自出现在操场,穿着宽松的运动长裤,一件红色短袖体恤;他站在球网旁边,手里拿着学生名册,学生陆续来到操场集合。这个时刻他会伸出手拍拍某个男生的肩膀或者扯一扯他们的耳朵。他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幻想他在扯我的耳朵,叫我不要太过于任性,而我侧转身轻轻用双臂环住他粗壮的脖颈,微闭双目渴求他的亲吻。他低声问道:“你遗失在何方,我的玫瑰?” 在这种错乱的幻想中,我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常常热泪迸涌。通常李医生的出现会使我的欲望消褪并恢复理智。 如果不是因为家长投诉帕尔曼,我恐怕永远都不会向他表白心迹。 五一节刚过,教育局来了一个调查组。我在上高中时就因为积极要求进步成为了预备党员,所以他们希望我说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我被邀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不在场使我感觉放松了许多。 “您觉得帕尔曼老师怎么样?”一位长脸、眼泡浮肿的中年维族干部首先发问。 “我跟他不是很熟,但是从我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来看,他很敬业,学生们喜欢上他的课。” “他经常打骂学生,您不知道吗?” “体育课本身就难免发生身体接触,有的学生真的是很顽劣呢,把老师惹急了,控制不住踹一脚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听说那个男孩子调戏女生才…..” 他们的神情变得轻松起来,好像我的回答让他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显然,我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一个领导模样的人不为所动,坚持追问:“老师打人是应该的吗?” 我咬牙保持镇静:“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门课的特点决定了这种事情发生的合理性,就像教练惩罚队员一样。” “他是不是……嗯, 有强烈的民族情绪?” 像被蛇咬了一口,感觉脊背发凉,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啊!我轻声应答:“这个不好说,没看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使我警惕起来,意识到他踢的是一个汉族小孩的屁股, 则使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如果牵扯到这种敏感的问题,或许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毫不犹疑的说出了古校长在我报到那天对我说的话,最后总结似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领导想要拔掉这颗刺,总会找到理由的。” 调查组的人面面相觑, 我深信他们已经被我捕获。 那天早就超过下班时间了,我一个人留下来整理自己的思绪。我发现自己又站在窗畔,空旷的操场笼罩在金色的薄暮之中,我的黑骏马此时应该在家里与他的家人共进晚餐了。 医务室电话响了,我连忙接听,熟悉的男低音令我心头一震。 “古丽巴奴,”他低声唤道,“我在楼下,想跟您说几句话。” 真主啊,您总算听到了我的祈愿! 帕尔曼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横穿整个市区,我当时猜想他不计后果在一个很爱嚼舌头的小城市带着我招摇过市,是不是意味着我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来到汉人街,推着自行车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缓慢移动。小吃店和露天摊贩沿着一条水渠延伸到小巷深处,渠边成排的柳树遮挡着午后的骄阳,乡下农民自家种的蔬菜、水果,手工制作的生熟奶油,麦香四溢的馕饼令我目不暇接,妈妈常说这里除了鸡奶什么都有。正值下班时间,我和帕尔曼并肩行走在摩肩擦踵的人流中格外引人注目,就像蕾莉和马吉努一样般配。刚出笼的包子混合着柳条蒸笼的清香味儿,我停住脚步看着厨师麻利地将热气腾腾的薄皮包子从笼屉里取出来放进客人的盘子里,让我感觉真的是饿极了,真希望不要再往前走了。他说要让我品尝一家小饭馆的拉面,全市就属这家做得最香。闻着馄饨、羊杂碎、灌肺子和烤肉的香味,肚子发出快乐的咕咕声,这让我感到难堪,他却深感有趣的频频朝我微笑,说:“明年这条狭窄的小巷就要被改造了,到时候你想吃都吃不着这些美味了。”这时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店铺墙面上都写着醒目的“拆”字。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些承载我们民族传统和生活记忆的街道、花园和房屋正在被一排排整齐的高楼替代。 走进了巷子深处,来到一处僻静的餐馆,我们坐在盆载无花果树环绕的小圆桌旁。单独相处使我感到困窘,不停地用餐巾纸擦拭桌面,他轻轻地按住我的手示意我停下来。他的触碰使我如触电般怦然心动,我闭上眼睛,感受这特别而温暖的瞬间。他的头发在夕阳照映下泛着棕色的光芒,黑色的眼睛深深地望着我,简短、坦率地解释说:“您今天替我说话,我很感激。” 原来是我的仗义执言给我带来的美妙回报!我开始对我们的小聚会感到陶然自得,就像施恩者面对受惠者一样,绘声绘色地说出调查组的问题和我的回答,他饶有兴趣地倾听我的描述。和他如此近距离的谈话,使我兴奋不已,我的脸颊发烫,心儿狂跳不止,对他的朝思暮想就在舌尖翻转,呼之欲出。 小伙计将两盘色香味俱全的拉面放在我们面前。吃饭时不得交谈的习俗使我停止了饶舌,而表达思慕的欲念也被暂时掩藏起来,我像淑女一样尽量不发出咀嚼的声音。 “这是一家很老的饭馆,打我小的时候就常来这里,他们的拉面做得很香,是吧?” 我愉快地接嘴道:“是的,跟我奶奶做的一样好吃”。 饭后我们并不急于离开,又要了两杯可瓦斯。餐厅里回荡着维吾尔族歌星萨奴柏尔略带沙哑的歌声。 ​ 为了你,我泪流不止, ​ 为了你,我心中燃烧着烈焰**….** ​ 因为思念**,心中充满忧伤,** ​ 我的歌儿像泉水不断**……** 我们默默聆听,夏日的黄昏是如此的美妙,萨奴柏尔的歌声却使我柔肠寸断,我困倦地闭上眼睛,哀婉的乐声混合在花草的芳香和我的泪滴中,我感到他的指尖像一只蝴蝶的翅膀及其轻而细致地滑过我的面颊,但仅仅停留了一、两秒钟。 就为你的一句戏言, 我虚度了青春。 我不再凝望你的眼睛, 不再出现在你的花园… “萨奴柏尔是个了不起的歌手,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帕尔曼轻声低吟,放在桌子上的一只手随着节拍上下移动,我伸手轻轻抚弄他手腕上的蓝色血管。他有点不自在起来,把手抽回去端起杯子,喝了口饮料,随口说了一句,“我不喜欢红颜色。” “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操场上课穿的就是一件红体恤。” “如今人们并不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句话让我窘迫得差点哭出来,我的脸大概红到了脖子跟,暗自责备自己的愚蠢。帕尔曼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红颜色让我联想起血腥的场面,很刺眼。虽然讨厌但上课时我还得穿!” 随即他跟我谈起自己的家庭,守寡的母亲如何将他拉扯大,尝尽了人间的辛酸, 而现在他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儿给了他无限的温暖。他的话使我坠入无底的深渊,我感到绝望。我们相处的这几个小时,他一直是那么温情,我以为他会不顾一切与我这个身材苗条修长,美丽可人的姑娘交往。(未完待续) 一种含低度酒精的蜜汁饮料。 蕾莉和马吉努是尼扎米(1141-1209)用波斯语创作的同名叙事长诗中的男女主人公,这是一个关于至死不渝之爱的悲剧故事。   The post 【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6)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网络民议】“网络实名制”的更高级形态?网络良民证?

手机中国|以后上网或需使用网证 广东、福建等地已展开试点 在22日至24日举行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会展工作人员介绍,个人使用APP时,使用网证代替输入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可在不泄露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在线身份认证,可有效保护个人隐私,目前在福建、广东等地已开展试点。 *居民身份网络可信凭证(图源网) 网证的推出可以极大程度地保护用户在网上信息泄露,网证是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认证发布的凭证,自主签发的电子加密文件,将公民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技术手段进行比对,用于用户身份识别。常用的为带时间戳的二维码或条形码。 *居民身份网络可信凭证(图源中新网) 不过网证是不能代替身份证的,但是比身份证容易保管、携带,且有多重密码保障,能大幅度降低证件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的可能性,网证的信息与人脸、指纹、身份证芯片绑定,也几乎不可能被仿冒,即使是手机丢失了,也需要人脸进行验证,而支付宝的人脸验证成功率在99%。 CDT编辑注:官方这一做法似乎是想为网民上网增加一道“身份验证”,以实现更精确的实名验证,例如增加对人脸识别、指纹等生物信息的支持,防止个人身份信息的“冒用”。不少网民就此表达了个人信息进一步泄露的担忧,还有网友担心“网证”的吊销将与“网络言行管控”结合,成为“网络良民证”。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洞若观火_:这和防止隐私泄漏有什么关系。 @哈奴曼_没有金箍棒:上网终于要有证了,喜迎上网证。 @一座孤岛与她的记录:那这样以后封号就可以不止封微博了,直接封上网权限,是这样吗?纯属个人疑问,希望有解答。 @chenweijian2011:即使西方技术打破了中共的防火墙也没有用,中共技术上虽然无法阻挡,但他有比技术更厉害的手段,网证便是应付的一种手段。 @4655434B_:这个玩意儿只会让国家得到更多的数据,这个网证的认证谁来做呢?肯定是国家吧!假设某个c端机构比如美团饿了么去调用国家的认证机构,是不是国家就知道你用身份证认证了哪些机构? @MeMeGreatQing:没用网证已经漏成筛子,用了你跟我说防止信息泄露。 @USFUXXALL:网络良民证。 @vespa1941:不就是良民证吗? @宜室宜厅北京除甲醛:要拥抱监管啊。 @288_5252:以后该不会连个wifi都要认证了吧?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QQ。 @齁甜茶叶蛋:手伸到这么远,真不怕天谴。 @ericw0o:没证的手机电脑都连不上网。 @一座孤岛与她的记录:那这样以后封号就可以不止封微博了,直接封上网权限,是这样吗?个人的一点疑问,希望获得解答。 @魔镜里的静子:就等芯片入脑了。 @不讲笑话的口袋:“你要隐私做什么?”#苏式没品笑话百科# @猴大人在吗:群众有没有拒绝霸王条款的权利呢? @SANYU3:注销你网证。 @奈何天涯远:现在玩个手游,寄个快递都要上传身份证照片,谁知道他们拿去会用来干什么? @钢材张小豆_g7 : 现在什么鬼都实名制!权力都滥用。 @正月十四的木头 : 现在完全没有隐私可言。 @T花葬Y:到时候随便一个“寻衅滋事”给你吊销了连网都上不了。 @夜空中的那顆閃星 : 整天嚷嚷着以打着保护隐私的名声,收集个人信息,结果越收集,越泄露!有本事查查全球黑市上,哪个国家泄露的隐私信息最多! @iBingo : 感觉已经泄露的差不多了。 The post 【网络民议】“网络实名制”的更高级形态?网络良民证?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feicun|“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但老家依然是被遗忘的一角

@人民日报:【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至此,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今天是全国贫困县全面脱贫的日子,按照今天国内媒体的统一报道,随着贵州省的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作为在某贫困县出生长大的人,这个名词伴随了我出生直到现在。相信今天有很多人会跟着媒体们的报道欢欣鼓舞,但是对我的内心来说,老家依然还是被遗忘在中国速度之外的一角。 贫困县里自然会有很多贫困户,这次脱贫任务开始之后,各个贫困县就层层下达了扶贫任务,对象是各村的贫困户,而扶贫人员则是各级公务员。但是在扶贫任务最热火朝天的时候,应该在课堂里上课的教师也被派到乡镇扶贫,而扶贫内容不过是帮助有手有脚的贫困户打扫院子叠衣服,然后拍照留念…… 按照国家定制的脱贫判断标准,其一是收入。根据地区不同这一标准略有不同,但是大体上是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左右即可脱贫。这一标准后来每年会重新调整,到现在大概是年收入4000元左右。是的,你没看错,是“年”收入,人均,4000元。 而对于被派到乡镇扶贫的教师来说,他们很多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0元,也就是说,站在他们的扶贫对象面前,谁比谁富裕还真不太好说。 当然后来这一乱象被叫停。我记不清是李克强还是谁说了一句:教师的战场是教室。于是教师下乡扶贫的操作才被停止。 扶贫工作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检查扶贫成果。在我老家,负责检查的人员是本省二本院校的大学生。每年年终,也就是大雪漫天的季节,他们要住到农村,挨家挨户向贫困户提问扶贫相关问题,比如你们今年有没有受到扶贫帮助,帮助你们的人姓什么叫什么,拿到了多少补贴之类。 不得不说学生们确实都很吃苦耐劳,他们在下乡之前就被叮嘱不可以收受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好处,有一个流言是某地政府在学生们的枕头下都放了一部iPad,但是没有一台被带走。而且在我老家,冬天的农村冷的像冰窖,没有供暖,但是好在还可以在公共澡堂洗到热水澡。对学生来说,这可能就像是一次社会实践。 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件事:因为国家级贫困县会享受一些津贴,所以各县也会努力去争取一个贫困县头衔。本地的A县和B县就在某一年同时竞争一个名额。后来富裕一些的A县胜出,穷到叮当响的B县却出局。后来别人问起B县县长失败的原因,他无奈的说,因为我们实在太穷了,拿不出钱去打点关系…… 再跳回前面说的学生检查扶贫成果。这些学生检察员们必问的问题之一是让贫困户说出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而有些贫困户家里只剩下年迈老人,不会说普通话,记忆力严重衰退。于是在检查到来之前,扶贫小组组员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去教这些老人背扶贫小组成员的名字。实在背不下名字,那就把姓氏背下来。 那么多贫困户,在初期少不了浑水摸鱼的:明明家里条件不错,却因为利用上各种私人关系被评上了贫困户,享受贫困户津贴。不过后来这种事情少了很多,一来会被人举报,二来审查工作也严格了很多。 但是有些贫困户,却是因为懒惰无法脱贫。 有一户兄弟俩,在扶贫第一年,按照扶贫小组的建议养了一群土鸡。年底县里帮他们把鸡卖掉,让他们挣了将近两万块,大大超出脱贫标准,成功脱贫。 但是到了第二年,扶贫小组却发现他们没有继续养鸡,一年下来零收入。问其原因,回答,两万块不少了,够花很久了,今年不需要干活了。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有更可笑的是,扶贫单位给贫困户捐献了猪仔,希望他们一年下来能把猪养肥卖钱。结果扶贫小组中午刚走,猪仔下午就进了锅。贫困户还很高兴:今晚可以吃猪肉配酒喝了。 猪仔:不是说好了要养我的吗??? 昨天说了这么多故事,有人回复说早就听过同样的故事了,毫无新意。 这我也没办法,毕竟正是这些毫无新意的故事,在中国一些被人忽视的角落反复上演。 扶贫小组一般是三到五个公务员,一个小组负责一个村子。在我老家组长需要是副县级别才可以担任,组长同时也会成为扶贫村子的第一书记。但是一个县城不可能把副县长都派去当村长,于是很多临近退休的副县级公务员就会被派下乡,在职业生涯的末年成为“光荣”的村支书。 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当村支书必须副县级,找些刚工作的年轻人来做不好吗。后来了解了一些才明白。有些村子的整个村委,都被同一个家族把持,文化程度不高,还养成了一些风扬跋扈的臭脾气。刚工作的小孩子不但会被看不起,还有可能吃暗亏,只有让高级别的人来才能镇住他们。 有一个村子拿到了某局提供的一小笔购买办公物品的扶贫款,因为扶贫资金使用审查非常严格,村委不能拿钱去吃喝,又不知道怎么花,最后甚至懒到不愿意去接受这笔钱。后来扶贫小组组长骂了村长一顿,让村委领了钱买了桌椅板凳,再搬到村镇小学里“临时存放”,把这笔钱顺利用掉了…… 中国这次扶贫的标准,除了收入,还有住房和穿衣两个标准。具体细节不太记得了,下面说的可能有出入:大体上是房子不属于危房,衣服是春夏、秋冬各有两套换洗衣服。在我老家,穿衣不是太大问题,很多单位组织了募捐旧衣服,以至于后来太旧的衣服捐赠都没人愿意接受了。 但是住房是一些人的大问题,特别是老弱病残。有些贫困户在2018年仍然住着土坯房。这种房子,慢慢会倾塌,而老弱病残还没有维护的能力。捐献房子更是不太现实。后来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希望贫困户的亲属接收他们。即使不能永远接收,至少在检查组来的那段时间,希望亲属们能提供一个混凝土的天花板。 在中国有些山区,饮水也是大问题,但是我老家恰恰相反。淮河流域需要担心的是洪水泛滥。每次洪水,老家都有一片区域可能变成蓄洪区,村民们连夜搬离,为保护上游的某省牺牲掉自己的家园。这次扶贫,倒是有很多蓄洪区贫困户被搬迁到了新的安置区,希望以后他们不需要再连夜搬家,能有个安稳一些的家。 前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希望大家不要往墙内、朋友圈里转,谢谢! The post feicun|“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县了” 但老家依然是被遗忘的一角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BBC | 逃离“老大哥”:中国艺术家如何躲避北京的监控摄像头

为了躲避摄像头,邓玉峰和几名参与者在幸福大街上弯腰前行。 10月下旬的一个繁忙的周一,北京市中心的幸福大街上出现了奇特的一幕。大约十多名穿着反光背心的行人排成一列,在人行道上缓慢前行。他们时而蹲下,时而弯腰转身,时而倾斜身体摆出怪异姿势。 这并非是某个电影剧组正在取景,更不是特工在进行训练,而是由一名中国艺术家策划的行为艺术项目,用于向公众展示如何躲避这个城市上空几乎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 35岁的邓玉峰为这个项目已准备近半年。几个月来,他多次往返于这条街道,用尺仔细测量道路长宽,记录路边摄像头的品牌和参数,并绘制出这些摄像头的分布和范围示意图。上月,他从网上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进行了一场实验。 他想看看这些人能否成功地“消失”在这段长约1.1公里的道路上。 但作为世界上监控摄像头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北京躲避监控摄像头,邓玉峰发现困难重重。即便这些志愿者最终耗费两个多小时才走完1000多米,邓玉峰表示最多只能做到不被摄像头捕捉到面部数据,要想从监控视野中完全消失“几乎不可能”。 “现场是超过我预料的,我本来以为摄像头就几个,躲一下就能躲过去,”志愿者葛静怡对BBC说,19岁的她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但实际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摄像头真的是全方位覆盖,怎么都躲不掉。” 这正是这名艺术家想要通过该项目所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当先进的科技被用于维护社会治安时,也会让个人隐私面临严重威胁。 “消失在幸福大街” 六个月前,在北京东北郊一处艺术园区的工作室内,美术学院学雕塑出身的邓玉峰决定开始他的计划。 “我当时在网上随便查北京有哪些街道,我一瞬间就看到了这一条‘幸福大街’,于是就想到‘消失在幸福大街’,有一种很莫名的讽刺感,就一下选择了这条街,”邓玉峰对BBC说道。 在中国,街头的直接抗议比较罕见,但这名来自湖北省的艺术家多次用创意的形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曾引发争议。2018年,他因从网络黑市上购买了30多万人的个人信息,并在武汉一家博物馆公开展出而声名鹊起。他称希望该展览能唤起公众对于数据泄露的重视,但警方很快关闭了他的展览。 邓玉峰通过测距仪测量路面长度。 邓玉峰表示,他后来开始关注到家门前快速增加的摄像头。相比于此前关注的被商业机构获取而泄露的个人隐私,他认为摄像头代表的是一种“政府的权力视角”,这种对于个人隐私的“入侵”来自于公权力。 “可能大多数人在大街上已经对摄像头习以为常,但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关注,比方说很多摄像头看着我的时候,我总想躲开它一下,”邓玉峰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对抗感,即使我没有做坏事。” 于是,他开始拿着装有长焦镜头的相机前往幸福大街,抓拍和记录下这条道路上全部89台摄像头的位置、角度与型号。他还购买了红外线测距仪和卷尺对建筑物和摄像头的高度进行具体测量。 通过这些摄像头的型号和高度,他计算了每个摄像头的覆盖范围,将这条道路上不同地点的难度系数分为五个等级。 最低的第一级是盲区,即没有摄像头的区域,随着难度依次上升,第三级意味着有前后的摄像头“两面夹击”,而最高的第五级是无死角区,这表明该点前后左右都有摄像头。 “最难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停车场的门口,因为旁边又是一家大公司,所以有五个摄像头同时对着一个点,”邓玉峰说。“那种会转动的摄像头也非常难对付,所以我有时要在一个地方待两三个小时,并且在不同时段过去,来记录这个摄像头一般多长时间转动一次。” 面对不同的情况,邓玉峰自创了一套“躲避步法”,例如,当目标一边有摄像头时,就要采用“螃蟹横向式”,面朝另一侧横着走;而遇到交叉路口高高矗立的探头,就需要紧贴墙壁,像“贪吃蛇”一样从它的下缘绕行过去。 在摄像头非常密集的区域,还需要借助一些外力。比如树叶、广告牌,甚至是临时停靠的警车。 尽管准备充足,但当10月26日他与志愿者们开始真正实验时,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时走到一半突然发现路上多加了几个摄像头,我们懵了一下,我也就差不多几个星期没去而已,”邓玉峰说。“不过我们还是随机应变,换了路线躲了过去。” 为了避免被捕捉到面部,他们必须在不同地点做出不同的姿势。 天网 幸福大街只是监控摄像头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缩影。2018年,中国有约2亿个监控摄像头,而这个数字在2021年预计将达到5.6亿,即约每2.4个公民对应一个摄像头。仅中国的摄像头就将占到全世界的一半。 它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中国当局推行的“天网”工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去年的一份报道说,警方可以通过摄像头拍下所有人的图像,并在系统中通过人脸识别将人脸与多项资料匹配起来,包括车牌、电话号码和社交媒体信息。批评人士认为政府充分使用这个监控网络监视异议人士与制止抗议活动。 但政府表示,这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事实上,中国的暴力犯罪率的确很低,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数据,2018年中国每10万人中的故意杀人罪受害者比率比美国低10倍。 邓玉峰记录下了幸福大街上摄像头的品牌和型号。 葛静怡表示,她的一名同学因此对该活动不以为然,认为当局为了保护公众安全,公众自然需要拿出一部分自由权利去让渡。 她补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避免监控而采取的精心举措却引起了街头民众的注意,很多路人投来怪异的目光。一位老人用嘲弄的声音问:“干什么呢,这些不长眼的!” 邓玉峰说,由于很多人都持这样的想法,不仅当局在快速增加监控摄像头数量,私人设置的摄像头也快速增加。除了酒店、医院、学校等大众场所,几乎所有的沿街商铺也都加装了监控。 “我不是不相信摄像头,而是不相信摄像头背后的人性,”邓玉峰说。“它会不会发生数据泄露,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滥用,或者拿去用作他用?” “数据泄露这种东西只有造成后果了,很多人才会意识到是很恐怖的,”32岁的卡卡从事广告行业,她对BBC说,此前由于自己的电话和身份信息泄露,导致她至少接过六、七通敲诈电话。 如今,她同样担心自己被摄像头收集的肖像及生物识别信息也会发生泄露,因此带上了五岁半的女儿专程参加此次在幸福大街上的实验。 她清楚地记得实验结束时,女儿开心地对她说:“妈妈,我们最终还是战胜了摄像头!”她表示,很为女儿当时的独立思考感到欣慰。 “无隐私”未来? 邓玉峰的实验显示,要逃离幸福大街上的“老大哥”需要两个多小时。但对于中国庞大的城市人口来说,想逃离摄像头意味着寸步难行。因为这些电子眼睛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成为城市运转的一部分。 在中国很多城市的交通路口,摄像头对闯红灯或超速的司机进行抓拍,他们的照片有时被公开示众,以作为一种惩罚。警方还通过人脸识别,在香港歌星张学友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多场演唱会上抓捕了60多名逃犯。 2018年,中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在河流附近安装了多个人脸识别装置,当有人下水游泳时,该系统将在数据库里与未成年人信息进行匹配,自动向老师和家长发送提醒。 北京的监控软件识别民众和车辆的详细资料。 邓玉峰称,这些监控在社会安全角度“当然是有利处的”,但他认为,“这个社会的界限不是单一的,你不能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抹灭掉,只留下我们所认为对的那个东西。” 在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进一步推进了“健康码”等数字追踪手段对公民的行踪进行记录。一份官方智库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公众满意这种做法。然而,也有很多公众对数据安全表示担忧。一项对中国14个省的健康码进行的评估显示,仅有3个地区的健康码在使用前设置了隐私保护条款。 “当人长期处在高度的监控下,每天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被监听、行踪都要上报,人的内心会被扭曲,这就不是人了,而是机器人,”邓玉峰说。 邓玉峰表示,由于欧美国家也正在迅速提高监控摄像头数量,他计划疫情后,在伦敦和华盛顿复制这场实验。据英国科技网站“Comparitech”统计,在全球城市每1000人对应的摄像头数量中,伦敦已位列第三,高于北京。 他还在同时策划下一场活动,将自己所有的隐私信息都公之于众,像广告一样分发给路人。他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样的“无隐私”社会迟早会来临。 “我今天的这种对抗是一种悲伤的对抗,我知道其实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你又必须要起来反抗,你需要呐喊。我们需要有一些异见者去提出这些问题,”他说道。 “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慢慢变得习惯于这种生活。” The post BBC | 逃离“老大哥”:中国艺术家如何躲避北京的监控摄像头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學人Scholar | 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

蔡定剑(1956年10月9日-2010年11月22日),宪法学家,主要从事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研究。十年前,2010年11月22日凌晨三点半,蔡定剑因肝癌晚期在北京305医院去世。 出生草根,不屈改变命运 1956年10月9日,蔡定剑生于江西省南昌新建县的农村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基层干部。家中子女六人(五男一女),他排行老二。家庭上有祖母共九口人吃饭,生活较为困难。农家子弟出身的蔡定剑,自小就开始劳动。在母亲因手工伤不能做家务后,兄弟几人还要承担家里砍柴、挑水、菜地等体力劳动。正是从小就经历过这些艰辛的生活,使他深深懂得处于底层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的不易。 蔡定剑最早的坎坷经历来自小学升初中时,他以本乡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本学区的公办初中。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实行贫下中农专政。本村贫农委员将自已考入农业中学的儿子顶替他进入全日制中学的名额。蔡定剑只能上当时属于半农半读、每天只上半天课的农业中学。虽平白遭此劫,他并不因此而颓废,后来仍以优秀成绩考入大塘中学读书。 当然,蔡定剑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冥冥之中,改变自己人生曲线的老人——邓小平,1969年秋被疏散到距离大塘不远的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寒来暑往,这位老人,在南昌陆军学院通往新建拖拉机修配厂的那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漫步遐想达三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践踏人权,这位老人,有着切肤之痛。 由于文革期间废除高考。高中毕业的蔡定剑虽学习成绩再好也只有回乡务农。对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而言,当兵是他们离开农村可能的出路,因此当兵指标是抢手的香饽饽。1974年10月,他报名参军,虽初检身体合格,但由于家中已有长兄入伍,且村中民兵连长希望侄子被征召,大队干部不给他参加复检,入伍机会渺茫。蔡定剑不甘心,给接兵部队指导员写信、表决心,终于打动了接兵部队指导员成功入伍。 入伍后,蔡定剑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在部队中,由于他文化素质较高,文笔又好,成为连队文书,并且很快成为团里文艺骨干,工作内容包括板报、绘画、文艺节目自编自演。 本来他很有希望提干,但所在的连队却因为编制调整被裁撤。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时政策开始准许部队士兵参加高考。蔡定剑已是入伍4年、即将退伍的老兵,家人劝他返乡务农,但他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高考。 可惜部队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才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蔡定剑已经23岁,他所在的师不给他报名。但他作为一个优秀士兵,在团部领导那里无人不晓,团里分管领导副政委亲自向师部机关反映情况,为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当时部队战备十分紧张,一个士兵没有多少时间准备高考复习,虽然如此,蔡定剑仍以较高分成绩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 早年坎坷的经历使蔡定剑明白一个人因并非自己能够左右的条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比如,他此后走上反歧视的道路并非来自他的阅读,而是对现实的关注,当他看到优秀的年轻人从农村考入大学、成功地通过教师考试,却因为乙肝“小三阳”而不能入职时,他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他生命旅途中每迈出一步,都有着重重阻力,因为“破格”才接近目标。这种“破格”不是上天的垂青,而是与他坚毅的性格与勤奋努力分不开。 他比官员更理想,比学者更务实 1979年的北京政法学院里,海防战士蔡定剑成为复校之后的“黄埔一期”。学院路41号,狭小、破败的校园,激荡着一代人独有的书生意气,江平先生曾经称赞蔡定剑属于1979级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读大学的时候,蔡定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利用暑假去社会调查,写出两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当前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获“全国青年社会调查征文”一等奖。 1983年6月,蔡定剑从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担任干事(至1986年10月)。在此期间(1983-1986),蔡定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守一先生。蔡定剑虽有很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但英语却总学不好,第一次考研究生时,虽然花费了很大的努力,英语只得了7分。苦读了一年后,也只考到30几分,他是被北大陈守一教授破格录取才上的研究生。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在此期间,蔡定剑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不久,他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负责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 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回忆,当时正好是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少,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是想去为人大制度的发展做点事情,很快成了学者型官员,也发表了不少文章”。长期在全国人大担任秘书的蔡定剑,不满足于机关工作的办会、办事、办文,焚膏继晷、废寝忘食地钻研法学,成为独具风格的体制内少有的思想者。 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了三次审议,因不少常委和代表提出质疑,彭真委员长专门指示对该法的可行性和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这是最强调民主法制的中央领导人彭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将立法调研工作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室则将这项工作交由蔡定剑带队负责。这部至今依然引起诸多讨论中国民主未来的法律,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是中国选举领域一直未跨过去的小岗村,一个最实际的争论,从彼时起到今日依然存在: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如何共存,如何保持农村稳定,要不要给农民自治权,在农村能不能实行民主。彭真要求对该法案进行立法调研,也因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官员为主体组成的全国人大代表强烈反对村民自治和村级民主,这些官员已经习惯于党和政府对农民长期采用的行政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 蔡定剑率一个小组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可行性。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蔡定剑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3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他来往地奔波着。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蔡定剑等人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二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到: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 每一步追求都是为了自由 1992年,蔡定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借鉴西方代议制思想,著成《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实行竞选、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等等。本书此后不断的修订和再版,在国外也有着重大影响。 1999年,蔡定剑系统总结和反思建国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推出专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一书。在书中,蔡定剑提出了要正视司法腐败问题,并呼吁进行司法改革。同一年,法制画上句号,法治载入宪法,法律在中国,不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认的规则。从此,民间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热情一路高涨,而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探讨也越来越多进入公共视野,社会规则的变化悄然入夜。 蔡定剑部分著作书影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的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这份报告写到,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民主选举不但没有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到“治”。 2003年,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已经明显,法治的话语替代了市场的话语,成为了社会公共话题的主流;以孙志刚被打死为契机,全民间的参与和官方的互动,废除了横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基层民主大选中,全国范围内大批独立候选人涌现,竞选风起云涌;无论是农村税费还是城市拆迁,用法律维权,民间高涨的维权热潮,让人们给2003年冠以维权元年的称号。 中国改革日益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呈现错综复杂的生态。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僚,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变革体制的激情。但是,蔡定剑的著述,也存在一份深深的无奈。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是有不小的冲突的,蔡先生坦承:官职越高,越难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妻子刘星红说,上世纪末蔡定剑就有到高校去的想法了。 正是在2003年,官员和学者两种角色的冲突在蔡定剑心中实在难以弥合,仕途本被看好的他,选择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秘书组副局长一职上离开前往高校任教。蔡定剑最初是申请去北京大学任教,但因某种原因未能成行,最终到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全职教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每个人是改革的缔造者 2008年,改革已经三十年。三十而立,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反思改革、推进改革,已经没有办法“不争论”了。改革做对了哪些,又做错了什么?如何批改中国三十年改革所交的这份独特的“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早在2006年,学术界已经围绕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反思。经过激烈的碰撞和交锋,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特色”的结果;第二种观点则相反,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就,是不断“普世化”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属于骑墙派,改革成就是由“特色”和“普世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蔡定剑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将难以解决,这将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 蔡定剑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 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惟史书、不惟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 蔡定剑曾说,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的印痕。学生朱国锋回忆起蔡定剑的宪法课时称,他和别的教授风格很不同,宪法课理论性很强,研究生们大多热衷于讨论西方政治制度,但蔡老师并不从外国宪政史讲起,他上来就讲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会结合许多基层的案例。“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事件,并鼓励同学们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当时我们很多农村同学都参与了他的一个关于农村社会法制建设调查的项目。”朱国锋说。 之后,蔡定剑多年理论研究、实地调研和游学世界的积淀充分释放,迎来创作的井喷。2004年一年,蔡定剑在《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人大研究》等公共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人大与选举制度的实现、预算审计与监督政府等等事关民主与权利议题的文章。 转为公共知识分子之后,蔡定剑依然持续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高超的实操能力。蔡定剑一方面在公共场合不断的言说,宣传法治、呼吁废除拆迁条例等等,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实践领域努力的往前推进每一小步,主持反就业歧视的研究和行动,为中国协调委员会选举设计规则。 然而历史只留给了蔡定剑七年的时间来释放自己无比的激情。这七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起起伏伏,民间对法治、宪政的热诚忽高忽地,而蔡定剑一直坚韧的前行着,推进法治。只可叹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生者面对英年早逝的蔡先生“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的遗言。 蔡定剑在个人著作集《黑白圆方》的扉页上,援引顾城的诗作为题记,“上帝给我黑色的眼睛,我以它来寻求光明!”蔡先生已经仙去,有着黑色眼珠的人们,依然将追寻着光明而前行。 时不我待的“战士”像陀螺连轴转 蔡定剑辞官从教后,时不我待投入到工作中。据亲人回忆,“别人可能最多做一个项目,他一下就是4个项目,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凌晨3点才睡觉成了常态。” 2009年6月,蔡定剑在南昌大学讲学期间回家乡,感觉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时被确定为癌症晚期。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蔡定剑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快了一切工作的进度,以空前的激情研讨学术、接受访谈、撰文著书。蔡定剑的弟子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为民主事业做更多事,影响更多人。 蔡定剑的儿子蔡克蒙说:“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一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到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 得知父亲生病后,蔡克蒙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曾打算放弃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2009年9月6日,蔡克蒙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蔡定剑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儿子。他在机场对儿子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三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他的学生说,“老师像陀螺一样连轴转。” 2010年10月底,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学圈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失败的化疗,令他胀痛难忍。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他发起的,资金也来自于他的学术课题。与会者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3次返回房间休息,且多次到休息室服药。 11月12日,蔡定剑因病情恶化被送入北京北海边的解放军305医院。他喜欢医院周围的环境,但最终未能踏出病房一步。据刘星红回忆,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很多次做完化疗后,他都痛得无法吃饭,可他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天妒英才。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54岁生日还有5天的时间。刘星红说:“他一直抱着生的希望。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没有特别交代。” 蔡定剑宪法学基金 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是由蔡定剑教授的家人与好友及认定依宪治国是国家发达、人民安康、社会和谐之制度保障的朋友们捐资,于2011年5月设立于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下的独立子基金。 资金来源于蔡定剑先生的亲人与好友捐赠的人民币60万元原始基金,是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向蔡定剑先生的学界、法律实务界和媒体朋友、学生、其他支持蔡定剑先生精神的各界朋友募捐取得的资金。 蔡定剑宪法学教育基金现阶段下设两个奖项: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和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旨在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宪法学及其相关公法学科,培养学生的公益精神,推动蔡定剑教授毕生奋斗的民主法治事业的发展。 “蔡定剑宪法学优秀论文奖”,面向40岁以下的青年学人,旨在鼓励青年学子学习宪法、研究宪法问题,推动中国宪治民主法治的发展。“蔡定剑宪法学优秀学生奖”采取“直接申请制”,定向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全日制本科生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人权法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中选取。 生活剪影:待人宽厚仁爱 对待家人宽厚仁爱、孝敬父母是蔡定剑的另一个侧面。还在总政时,住房只有一间,他就邀请父母兄弟都来北京游玩。后来到人大工作在亚运村分了一套房,他就将母亲接来北京。 蔡定剑的工作特别忙而且老人也乐于家务,但他与别人不一样,他说妈妈年轻时吃过太多苦,应该让妈妈享享福,不让妈妈做太多的家务,而是等他下班后自己和夫人一同做饭。妈妈在他这里住久了,总是被保养得白胖胖,甚至回老家都不太会做饭了。 他长年资助贫困的学生,见不得世间的不平之事。在人大工作时,凡有群众给他来信、弱势群体求助,他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有求必应,这使他一度成为人大机关收到求助信最多的一个。有人说,人大机关个人的来信中,除了给委员长的信最多外,另一个就是蔡定剑了。在亚运村他的家中,也长期地住着——有时是好几个来北京打工而没有租房的困难者。 父亲住院时,尽管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是日夜守候在病床边一个月。回到谷村老家,他也总是先去看望留守的老人,凡60岁以上的见人发100元钱。正因为有这种心系民生的宽厚博爱,所以,每当见到社会上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就业歧视、弱势群体的小贩被城管管得没有生活来源、“孙志刚事件”等,他都不能释怀,深度地参与,为此广泛地做社会调查,向法律呼吁、向媒体呼吁。他的生命就燃烧在这些地方。 蔡定剑在江西新建老家是个有名的孝子。2002年,蔡定剑的父亲生病时,他特意回家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在新建县县城买下一套房子给母亲居住。年近八旬的蔡母尚不知蔡定剑离去的消息,家人担心她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 北京昌平天寿陵园蔡定剑先生墓 “他是个刻苦、勤奋、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刘星红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在追思会上,蔡克蒙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接过启蒙的火炬 梁治平: 我们社会的普通民众,他们未必了解关于民主和宪政的各种理论,但他们知道这个国家并不只属于少数人;他们想支配自己的生活,不甘被人随意摆布;他们遭受歧视会感到羞辱和愤慨;他们被剥夺也会起而抗争;他们希望自己的利益有适当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倾听,更希望自己及其后代活得有尊严。这是他们的常识,也是定剑的常识。因为坚持这些常识,定剑的言论和文字就总是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实践色彩,而绝少学院气;也是因为坚持这些常识,定剑就自然地站在他们——这个社会最广大的人群,也是最无权势者——的一边。 (《站在无权势者一边——追念蔡定剑教授》) 曹勉之: ……来到葬礼现场的“社会”人士,多数得益于蔡定剑教授所推动的系列宪法研究与实践,这里有受益于反歧视行动、从而在求职就业上渡过难关的年轻人,也有为子女讨回了公道,看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得以实现的老人。不错,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向度推进基本权利的保护,正是蔡定剑教授念兹在兹的事业,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在他的尘世历程里,蔡定剑教授锲而不舍地推进了包括反歧视、劳工权利保障、选举权等多个方面的宪法问题研究,这些研究与他的自身经历和感知息息相关,又与他对民生疾苦、社会变动的敏锐感知关系密切。为此,他的热情发自于心而形诸行动,他的工作则推己及人而惠泽四方。正如萧瀚先生的评价,“宪政是经世之学,本就该是’朝市显学’甚至’俗学’,要在现实中推进实践,断无’荒江野老’可成就之理”。 (《蔡定剑教授的事业与遗产》) 张千帆: 人贵有羞耻之心。定剑的死让我们悲痛,但是更应该让我们每个人感到羞愧。中国就是一个病人,定剑正是为了治这个病人的病而自己先走的;如果我们大家多做一点,他少做一点,也许他不会那么英年早逝。为什么他能为大家的事做那么多,而我们为最终关系到自己的事却做得那么少?犬儒们也许会说:哎呀,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常人达不到的境界。错了,定剑不是一个超人;他只是一个凡人,他因病未愈而死本身表明他是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换言之,他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能做到。毕竟,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我们不是一只只苟延残喘的耗子,这个世界也不只是一场疯狂争名夺利的末日筵席,除非我们选择这么看待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定剑的死至少应该让我们回想肯尼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无论是作为官员、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真实的自我问一句:我能做什么?我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在一起可以过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 (《中国宪政痛失身体力行的推动者》) 文章内容由学人君汇编而成,由于参考文章较多,在此无法一一注明,特表示感谢! The post 學人Scholar | 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挪威TALK|被蛋壳公寓PUA的年轻人

文 | 挪威 图 | 烦烦·摄于成都 第 389 篇文章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万物皆可PUA。 为什么呢?因为PUA的核心就是「控制」,和平年代,我没法用枪指着你的脑袋控制你,但我有一万种套路等着套你,从消费主义消费贷到长租公寓到车房。 但在讲PUA之前,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魔幻的现象,就发生在这几天。 1、上热搜的北京初雪和大雪天被赶出家门的年轻人 前几天,北京初雪,北京一夜之间变成北平,我们再次被北京的雪景惊艳到了,尤其是故宫的雪景,在朋友圈刷屏。 所以那天,你看到的北京大概是这样的: 来源:故宫博物院 很唯美,如诗如画。 但那晚在北京大雪的刷屏消息之外,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的经历截然不同,他们也没空赏雪,他们就是因蛋壳公寓没有及时支付租金,而被房东强行赶出来的那些年轻人。 你们在赏雪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被赶到大雪中。 后来,我看到不少人在微博和豆瓣写下了那晚的故事: 北京下雪那晚,房东把我和行李扔到了大街上… 北京大雪上了热搜,但大雪中被赶出来的那群人却问路无门… *一些蛋壳公寓的租客在微博的帖子 这当中有些人,可能刚毕业,一腔热血,决定留在北京闯一闯,万一成了呢,但2020确实不太友好,年初疫情时找工作锤一棒子,很痛,你没法吭声,因为疫情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谁也没法预料。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年末居然又被租房问题锤了一棒子,这一棒子锤得莫名其妙。 明明每个月在按时还贷,明明遵纪守法,不起幺蛾子,但被莫名其妙地从屋子里赶出来,房东告诉他们,我没收到租金,你们不能继续租了。 然后银行告诉他们,虽然你没有继续租这个房子,可每个月的租金贷你仍然要还。 工作可能尚未稳定,没了住处,又莫名其妙欠了好几万的债,如果说留在北京是为了梦想,但现在的情况是,翅膀还没张开,脖子先被套住了。 这就是那些蛋壳PUA的年轻人们的现状。 即使这算是社会毒打,打得也太猛了,完全不拿人当人教育,而是当劳改犯一样教育,比当初我走出校门时社会的毒打狠多了。 虽然我也住地下室,但我每个月缴纳房租,一般没人赶走你。 2、长租公寓模式为什么必然会暴雷? 虽然蛋壳公寓11.16日的声明明确表示,蛋壳没有破产,也没有跑路,大家不要信谣传谣,但挡不住各路线下租客维权的信息一涌而上。 *蛋壳公寓官方微博 在北京,官方已经宣布成立专办小组。你大概可以想象,事情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北京住建委成立蛋壳公寓专办小组 在广州,南都视频发现,广州蛋壳公寓旗下维修公司「百家修」广州分部,已经人去楼空,而装修供应商由于无法讨要到欠款,直接把租客大门拆除了。 蛋壳公寓涉及到的很多经济纠纷,到最后拳拳打到租客身上,也打到房东身上。 *北京住建委成立蛋壳公寓专办小组 在深圳,大批人排着队去维权,堵得水泄不通。 *深圳百事通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蛋壳已经没钱了,能维系自己公司员工工资的基本运转就不错了,哪有钱支付给房东?或者赔付给租客。 所有的矛盾,都转嫁到了房东、租客以及第三方金融机构上了。 而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从理论上来说,似乎都是利益受损者。 长租公寓暴雷其实已经并不罕见了,从去年开始,杭州乐伽公寓、鼎家公寓、上海寓见公寓、苏浙渝川地区的小家联行,都接连着暴雷了,而炸得一个比一个响。 据统计,上半年,长租公寓跑路的至少有60多家,仅7、8月份暴雷的长租公寓就高达20多家。 只是他们规模并不大,没有在全国市场铺开,只是在某个市或者区域玩。但蛋壳就不同了,跑马圈地,盘子铺的非常大,全国一二线城市都铺开了,现在问题发生,全面开花,四处溅火。 为什么长租公寓的模式必然会暴雷?我简单解释一下,尽量写得通俗。 首先明确一点,长租公寓的玩法,根本不是普通的实体服务玩法,而是金融玩法,实体服务是什么呢?是PUA你的场景而已。 当你上套了,他们就可以去金融市场肆意嫖各种资本了。 其实也并不复杂。 一、实体服务的租房: 很简单,房东把房子租给租客,租客付押金,然后每个月给租金。这是最基础的模式,最简单的游戏规则。 二、入门级金融玩法: 房东把房子租给第三方,也就是公寓运营公司,第三方装修一下之后,把房子租给你,但告诉你,如果你一次性缴纳6个月的租金,就能给你特别大的租金优惠。 你看了下折扣价,心动了,一次性给了半年。 在这个游戏规则下,租金其实不赚钱,赚钱的是公寓运营方能提前6个月拿到你全部的租金,而他们给房东付租金,则是一月一给。 这么一进一出,创造了至少半年的现金流。 拿着这笔钱再去拓展房源和租客,只要源源不断地有租客进来,有提前半年一年的租金进来,游戏就一直能玩下去。 三、高阶级金融玩法: 有很多人未必有实力能一次性给6个月,那怎么办呢? 终极大招就是租金贷,接着你就会看到长租公寓是怎么像蚂蚁花呗一样去高杠杆撬动资本的。 第三方公寓运营公司用比较高的价格从租房市场上圈下房源,另一方面,又用比较低的价格去吸引年轻租客。 租过房的都能感受到,长租公寓最擅长的,就是把老破小的房子装修成网红风格大单间,价格又低,有时候低得离谱,年轻人看到图片很容易动心,往往觉得性价比超高。 这时候,公寓运营公司告诉租客,你可以签订租金贷,也是每个月还贷,相当于给租金,我们给你8折优惠。 在这种优惠条件下,是个人都会动心。 于是租客和金融机构签订了租金贷,租金贷一般都是一年或者两年,这笔资金由金额融机构一次性拨付给了公寓公司,而公寓公司仍然每个月给房东租金,意味着至少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就拿到租客的全部租金。 这才是真正的暴利生意,充沛的现金流。 你们以为公寓公司会让这笔钱安静地呆在账户上,然后每个月到时候就把钱给房东吗?天真了,这么多钱,反正不急着一次性全部结清,做什么不行?完全可以继续拓展市场。 四、骨灰级金融玩法 如果你还记得,写蚂蚁集团那篇文章中,我有提到一个金融概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ABS,资产证券化。 所谓ABS,我们简单可以理解为: 基于你所拥有的资产未来会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然后去融资。 比如我借你10万块钱,你每个月要向我还款一万,一共是10个月,用ABS的玩法,我可以用这10万块的债权去资本市场再融10万块回来。 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你每个月需要偿还的租金,是不是稳定的现金流?你每个月偿还的租金贷,是不是稳定的现金流? 你签了租金贷,贷款赚你一笔,用ABS把对你的债权去融资,又可以高杠杆撬动一大笔资金,这才是天文数字,这才是挣钱的正道,租金之类的都是小钱,而且只要游戏没玩砸,就可以循环下去。 什么情况下游戏会玩砸呢? 当没有新租客被套路进来的时候,没有了现金流,没了贷款,就什么都没了。因为盘子铺得大,开销也非常大,每个月要给房东租金,还有装修供应商的款项,还有人力以及各项成本。 资金管理能力稍微差点,就会暴雷。 而且很多长租公寓根本没用自有资金去放贷,全部是用第三方金融机构的钱,一旦暴雷,风险就只能由社会承担。 3、谁是正当的? 这场游戏中,谁是正当的? 似乎大家都很正当,除了公寓运营方。 作为租客:签了租金贷,每个月仍在按时还贷,没有违约,没有欠款,为什么要把我从房子里赶出来? 作为房东:公寓的租金已经好几个月没给了?我没有收到钱,为什么要把我的房子免费放租给租客? 作为第三方金融机构(银行):我们已经把钱都拨付给了公寓运营公司,和租客签订的租金贷里也明确说明了。为什么你们可以不还贷?不还贷的话为什么我不能给你们上征信? 公寓运营公司:我没钱了,你们看着办。 你看,所有的链条均以公寓方为核心展开,现在核心爆了,链条就断了。 谁能置身事外?没有人能,都是利益受损方。 那么谁是最可怜的?租客是最可怜的。 房东可以把租客从房间里赶出去,赶不出去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让你住得不爽。 第三方金融机构可以要求租客继续还款,还不上,可以给你上征信。上征信我们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最大的影响是此后你买房申请住房贷款会很难,它会影响到你这辈子可能最大的投资。 租客没有任何反抗手段,没有退路。 把你赶出去,你怎么反抗?房子是人家的,咬定了让你走,你走不走?你报警不走,说合约还没有到期,房东有一万种方法能让你住不下去。而且很多租客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资历、没有背景、没有社会经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金融机构会要求你继续还贷,否则就给你上征信。 如果是我,我会崩溃的,我已经被赶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还贷?继续付租金?可是如果我不还贷,我以后的征信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征信是很重要的。 住房和征信,哪一项都是年轻人的死穴,却都捏在别人手里。 4、很多人只是在勉强维持生活 前几天的文章里,我有写到,90后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呢?大部分在3K-8K这个区间,不算高。 你以为他们平时嘻嘻哈哈,给家里报喜不报忧就真的活得很精致很高级吗?那些高级其实只是社交平台营造出来的假象。 还是前几天的文章里,我写到,深圳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大概6K左右。 *挪威TALK公众号 年轻人高一点,我算9K吧,很高了。 即使普遍都有9K,租一间稍微过得去的房子,加上水电物业费,3K没了,每天的伙食费最少也要六七十,再加上交通成本,你再省吃俭用,一个月的基础开销至少需要5000多。 而这样生活的前提是: 你不敢病,不能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能偶尔出去聚餐,更不用讲恋爱了,恋爱成本多高啊,哦,你还不能给自己换一件新衣服,给父母哥哥姐姐送个礼物什么的。 其中任何一项事情,参与了,你的工资就见底了。 我还记得自己毕业时,第一年,自己能挣钱了,那年我爸过生日,我一冲动直接给他买了个一千多的智能手机,此后连续5个月,我都在还同事钱。 我爸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好得很,不用担心。 但我知道,我其实只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勉强」这个词用在这里特别适合,它的意思是,即使你有快乐,也源于苦中作乐。 这也没什么,毕竟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 但如果你租了蛋壳的房子,签了租金贷,然后像今天很多人的遭遇一样,被房东赶出来,不得已另外租了一套房,却又不得不每个月继续还上一套房的贷款,这意味着此后每个月你要租两套房子。 这意味着在深圳,你的基础开销每个月可能就直线飙升到了七八千。 可很多人的工资都没有七八千。 有些人的生活真的很脆弱,他们只是在勉强地维持,财务安全线崩得很紧,这条线随时可能会断,经不起折腾。 但总有人盯着他们,折腾他们。 – 目前唯一的好消息是,蛋壳公寓事件已经引发很大的重视,你可以看到,北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用媒体界的话说,这件事情所产生的风险,已经影响了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 希望被PUA的各位,都能等到妥善的处理结果。 也提醒即将入局的新打工人:有些游戏你根本看不懂,但就能把你玩残,刚入社会,简单点,抗诱惑性强一点。 租房最好直接租房东房源,租金每个月直接给房东,不要玩什么租金贷,不要轻易去贷款,包括消费贷。 -END- The post 挪威TALK|被蛋壳公寓PUA的年轻人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每日人物|爆雷之后,惊惶的年轻人

2020年,“你爆了吗?”成为年轻人之间打招呼的最新方式。光是今年下半年,“爆雷”的长租公寓超过20家,公司有大有小,散落在全国各地。在这背后,一批年轻人在被房东“贴条”、断水断电的惊魂未定中,一边搬家,一边维权。 对他们来说,租住的房子“爆雷”,搅乱的不仅是生活的秩序,还有客居他乡的安全感。 文 | 徐晴 编辑 | 楚明 运营 | 肖睿 “你爆了吗?” 北京蛋壳公寓的租客秋秋在上周接到了房东的“逐客令”。害怕房子被蛋壳收回,房东换掉大门的电子锁和密码。没几天,就有新中介带着新房客前来看房。 这天早上,秋秋还在睡觉,两个陌生的面孔突然到来,打量着房子的每个角落。他们似乎不知道秋秋在家,其中一个人走进了洗手间。马桶抽水声响起时,秋秋有一种自己的空间“被侵入”的感觉。 看完房子,中介坐在客厅里抽起烟,烟雾弥漫了整个房子,呛得她呼吸不过来。她突然感到,房子不再受自己控制的同时,她的尊严也一并失去了。 中介终于起身离开,秋秋鼓起了勇气,追到了电梯口,对中介说:“能不能以后不要在家里抽烟,看完房子就赶紧走行不行?” 用眼下流行的词语来解释,秋秋租住的长租公寓疑似“爆雷”了。平台现金流断裂、失联甚至跑路,无法兑付租金和押金。为了自身利益,房东就会赶走租客,收回自己的房子,尽管这么做,并不合法。 ▲ 图 / @秒闻视频 相比于这种明晃晃的闯入,另一种“驱逐”的方式反而显得含蓄。 上海蛋壳公寓的租客张琳琳是在下班回家后发现了问题:家里的网断了。她联系蛋壳管家,没有得到回复。跟她一起回来的男朋友有些着急,他做审计工作,正要临时处理一份公司的重要文件。小区里信号不好,手机热点也开不了。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没有网,就仿佛与世隔绝。 海南城城找房的一名租客则遭遇了断水和断电。那天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两个人去超市采购了一大包食材,有鱼,还有虾,拎到厨房想要清理时才发现,没水了。他走进洗手间,打开灯,灯没亮;拧开水龙头,水没有流出来。他想上厕所,想到无法冲水,只好忍着。 尽管种种迹象显示还没有身陷“雷区”,从8月份开始,北京的租客陈小娅,就不断收到朋友转发给她的“长租公寓爆雷”的新闻链接,还问她,“你爆了吗?”她没有当回事, 直到11月17号,她收到微众银行发来的短信。 短信里说:“如果遇到强制清退、断水、断电等情况,建议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您的正当权益;如果已经被迫搬离,则可以进行信息登记。”微众银行绑定蛋壳,为租客提供“租金贷”。 租客向租赁平台支付一年的租金,而平台再按月给房东兑付租金,这种“长租短付”就是所谓的“杠杆”。而相当一部分租客在平台的引导下,使用了租金贷,每月向银行还贷,感觉像是月付,实际上已经预付一年房租。 ▲ 图 / 《经济信息联播》栏目 当晚,陈小娅一晚没睡安生,翻来覆去,安慰自己:“住到被房东赶走的那一天。” 2020年,“你爆了吗?”成为年轻人之间打招呼的最新方式。光是今年下半年,涉及“爆雷”的长租公寓超过20家,公司有大有小,散落在全国各地。在这背后,一批年轻人在被房东“贴条”、断水断电的惊魂未定中,一边搬家,一边维权。 对他们来说,租住的房子“爆雷”,搅乱的不仅是生活的秩序,还有客居他乡的安全感。 “还蛮体面的” 租房,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课。 95后女生张琳琳是东北人,今年6月毕业后,她来到了完全陌生的上海,找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最初,她租了一个15平方米的房间,跟室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夏天,小虫子从垃圾桶里飞出来。 张琳琳觉得这些没什么,但有一次跟父母视频时,妈妈哭了:“20多年在家里,爸妈当个宝一样照顾的,去外乡受气去了。”妈妈觉得大城市生活辛苦,赚得不多,住得还不好,想让她回家发展。 但张琳琳认为东北经济不景气,上海的工作前景显然更好,她想“争取一下”,留在上海。为了不让妈妈担心,8月,她跟男朋友在蛋壳公寓整租了一套房子,空间变大了,房子也更整洁。 签合同时,管家向她介绍,保洁阿姨会每月上门打扫两次,房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蛋壳公寓APP报修。办好租金贷,每月给微众银行还款4000元就可以了。 这个房子短暂地说服了妈妈——周围有菜市场,小公园,不远处还有一个湖,夏天的傍晚,她可以跟男朋友去湖边散散步。住在这里,她逐渐感受到了宛如“家”的生活氛围,大城市的怀抱正在向一个外乡女孩张开。 ▲ 蛋壳公寓的广告语曾经让许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感受到了“家”的生活氛围。图 / 视觉中国 但现在,这种感觉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和动荡——虽然房东依然没有出现,但网断了,接下来似乎就是停水和停电。她主动解约,管家通知她立刻搬走,第二天就要收房。 陈小娅至今还残留着一丝希望,她的房东没有出现,房间没有出现问题。她猜测,或许房东还没有察觉出异常。 今年6月,陈小娅硕士毕业,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内容编辑。毕业后第一次租房,她选择了蛋壳公寓:零中介费、“押一付一”,让刚刚毕业、没办法一下子付一季度房租的她十分心动。 她看中了一个高档小区里的房间,不止采光好,有地暖,地段更好,离商圈和公司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在“管家”的指导下,她获得一个16平方米、早上醒来会有阳光穿过窗子照在被子上的房间,和12个月的“租金贷”。 她自觉是个“有常识”的人,小平台、小公司绝对不会碰,毕竟之前长租公寓出事的新闻频出。蛋壳公寓被描述为“管理房间数量接近40万间”“服务客户超过100万”,今年初还在纽交所上市。在她的想象里,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说倒就倒呢? 入住后,她十分满意,在微信群里向朋友展示自己的新住处:“Super Big!”“在高端小区里我好快乐。” 陈小娅“不会把自己代入北漂的故事”,她坚信“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刚工作时,她就拿出3380元——三分之一的薪水来付房租,觉得很值得。 她买了新的、柔软的床垫,两条毛茸茸的地毯,还有新的书架、新的挂画,甚至还有一架电钢琴,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更像一个“家”。而自己“就还蛮体面的”,避免了新闻里北漂们“睡地下室”“隔断被拆”的凄惨。 收到微众银行短信时,陈小娅心里咯噔一下,如果搬家,自己的钢琴要怎么办,货拉拉能装得下吗? 维权群里只剩下“发小广告的” 被房东赶走之前,秋秋在微博上看到租客到蛋壳总部排队登记退押金的新闻。第二天早上8点半,她从五环外赶到了二环里,跟着排队,想看能否在解约的同时解除贷款。 1个小时后,工作人员上班了,告诉她:贷款解除不了,但如果房东上门赶人可以报警,“派出所会配合蛋壳的”。 3天后的下午,秋秋和室友两个人在家,房东夫妻二人带着物业和新中介来了,5个人敲门半个小时。秋秋不想开门,但对方没有要走的意思。“咚咚”的声响穿透墙壁,从未停止,她越发烦躁,开始感到害怕。最终,她报了警。 冲突暂时平息,但秋秋不堪其扰,还是决定搬走。 早在4月,武汉的“优客逸家”就有爆雷的新闻传出。许磊鑫未雨绸缪,进了维权群。进群时有200人,到了4月中旬变成370人。后续的几个月里,受害者越来越多,到现在,3个群里共有约1300余人。 据他观察,大多数的长租公寓维权群都是一样的。 在长租公寓刚疑似爆雷时,大量受害者涌入,大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在群里分享遭遇,商量维权措施。有人说,自己已经与平台解约,显示退款成功,但租金和押金并没有打回自己的银行卡。也有人与秋秋一样,人已经搬走,但贷款还在。 但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发现,联系平台的客服,一直是机器人回复;打投诉电话,电话也被立即挂断。维权群渐渐冷寂下来。再过几个月,群里只剩下“发小广告的”了。 而维权群里不仅有租客,消失的管家和保洁阿姨在这里相会,房东与长租公寓的员工狭路相逢。 有保洁阿姨表示,自己已经有2个月没有收到工资,还有供应商称自己被平台欠了几千万。 “城城找房”疑似爆雷时,HR苏雪已经被拖欠4个月工资,加起来接近2万元。她2016年毕业,工作了4年,手里没有什么存款。为了维持这几个月的生活,她的信用卡、花呗、借呗,欠了1万多元。每天中午点外卖的预算降到了10元以下,双十一什么东西都没买。 ▲ 2020年11月02日,被拖欠房租的房东们在城城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办公地商量解决办法。图 / 视觉中国 8月以来,她所在的武汉分公司的各个总监相继消失,公司的钉钉群“架构还在”,数量庞大的小群也都还在,“但如果有人在小群里讨论工资的问题,群马上就被解散”。她曾跟公司同事一起去西安总部维权,但讨薪无果,被门口的保安赶走。 回想10月下旬,大家还没有放弃希望。公司的领导层告诉管家们,先安抚房主,让房主给租客停水、停电,或者换锁,变相把租客逼走。租客“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每天都忙于工作,也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事情”。等到租客来公司维权,就向他们承诺,“6个月给他们把租金打过去”。 但苏雪发现,租金并没有退回,这只是“暂时稳住租客的一个策略”,平台把自己与房东的矛盾、自己与租客的矛盾,转变成房东与租客的矛盾。 ▲ 被蛋壳公寓拖欠租金的房东。图 / 《早安四川》栏目 房东搬走马桶 房东想要赶走租客,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断水、断电、断网;第二步是在房门上“贴条”,告诉租客在几日内搬走;第三步是带领新中介上门赶人。 这三部曲,秋秋全都领教。最终,与房东的协商还算平和,对方同意宽限几天,让秋秋月底再搬走。房主表示,租客是受害者,“但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亏的是小部分,到月底我都1万多的亏损了”,“都相互理解一下,尽快搬家吧,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还还着房贷呢。” 秋秋有点委屈,自己2万块钱的贷款该怎么还? 在海南,“城城找房”的一些租客都与房东对垒。“城城找房”跑路后,房东过来收房,租客不愿搬走,“闹得特别僵”。 一名租客透露说,有一个房东趁租客上班,把家里的锁换掉,租客回来后直接报警,房东被拘留5天。还有的租客被断水、断电之后,依然咬着牙住下去。而有人就算最后搬离了房间,也拒绝退房,一有新租客就去闹事。 还有的房东为了赶走租客,甚至把家里的马桶拆除搬走了。 房东与租客的战争仍在持续着。与此同时,传闻会被我爱我家收购,蛋壳的股价一度还大涨。 ▲ 美国时间11月17日晚,蛋壳公寓在美股的股价一度暴涨80%。图 / 中国基金报 “挺住啊” 在生活全面停滞之前,张琳琳跟男朋友在对面小区找到了房子,连夜搬家,搬到凌晨3点。两个人推着行李箱和从菜鸟驿站借的推车往返搬运,不知道走了多少趟。午夜的上海,他们感到自己孤立无援。 张琳琳感慨:“刚出社会就遭到重击。”不仅心情受损,还背上4万多元的贷款,按照她月薪4千左右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2年都存不了这么多钱”。 她不敢求助父母,“我们家也不是很有钱,爸爸妈妈也是打工的,而且别的家庭可能还有些业余生活,我爸妈是一年四季都没有的。管父母要钱就能想到他们多辛苦,赚钱还要替我擦屁股。” 仓皇逃离的还有许磊鑫,他在同一个小区找到了另一个刚刚逐走同龄人的房间。 告别了“湖景房”,新住处的面积缩小了快一半。东西杂乱地堆放着,像个凌乱的杂货铺,中间摆着一张床。许磊鑫没心情收拾,“环境差了,房租涨了,心态也变了。” 他第一次萌生了“买房很重要”的想法。 维权群里,有人退租后直接去买了一套二手房,拎包入住。但更多的是买不起房的年轻人,一边羡慕,一边继续寻找新住处。 陈小娅对此也深有感触。过去,她与朋友聊天,提到房子时会说:“北京房价这么高,一直租也挺好的”,没必要把房贷绑在自己身上。但现在她彻底明白了,有一套“房产证上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为何是很多人的执念。租房的时候,购买的一切都是在购买想象。 有意味的是,长租公寓的诞生,原本是为了让人们在买房之外,可以多一种有品质的居住选择,尤其是为刚来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提供稳定住所。如今,大量长租公寓被异化为租赁金融、杠杆游戏,反而成了惊爆年轻人的“炸雷”。 眼下,征信和利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上海的维权群里,有人说,会不会影响买房?会不会利滚利、贷款越来越多? 维权的那天,秋秋提到了微众银行的贷款,对方说,可以先把银行卡跟微众银行解绑,防止自动扣款。虽然贷款还无法取消,但蛋壳公寓会在明年4月之前“把银行的钱还上”。 微众银行也发来短信表示,“至少在2021年3月31日前,您的征信将不受影响”。 解绑了银行卡后,秋秋仍然感到不安。“说的是3月底之前不影响征信,那3月31号之后呢?” 另一边,11月中旬以来,蛋壳公寓在微博上持续发消息说“我们没有破产,也不会跑路!请不要信谣传谣!”“真爱无敌!谢谢各位!同在!”还不忘记提醒大家“天气转冷,疫情或有反复,大家仍需注意防护”。 ▲ 蛋壳公寓在微博发布的声明。图 / 新浪微博 @蛋壳公寓 评论区里,网友们每日打卡。年轻人的心情复杂,既感到不快、慌张,又希望蛋壳公寓不出事,可以追回自己的损失。 有人说:“刚从总部回来,壳壳挺住啊。”也有人说:“昨天还交了水燃气费,蛋仔仔挺住。” 这颗还没有正式宣告爆炸的“雷”,俨然成了那些年轻人最后的希望。 (文中陈小娅、秋秋、许磊鑫、张琳琳、苏雪为化名) 参考资料: 新文化商业:卧底5000人蛋壳公寓维权群,情况比预想中糟糕百倍 证券日报:长租公寓排队“爆雷”,头部玩家三年亏损63亿,总负债超过90亿 相关阅读: 【网络民议】#卧底5000人蛋壳公寓维权群# 情况比预想中糟糕百倍 新文化商业 | 卧底5000人蛋壳公寓维权群,情况比预想中糟糕百倍 The post 每日人物|爆雷之后,惊惶的年轻人...

Photo: Baodingshan Cliff Carvings, by Hugh Llew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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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5)

作者:莫丹•汗 接上期:【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4)   第三章 初恋 17年前,我从护校大专毕业后在家待业近一年总算被塞进一所中学当校医, 一是占了民考汉和党员的优势, 二是因为母亲托了关系。报到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清明节,春光明媚,空气中充满馥郁的花香。很多单位都前往伊犁河边种树,卡车上的人们兴高采烈的,或站或蹲被风驰电掣般的汽车带往目的地。我紧追着汽车把自行车蹬得飞快, 齐腰长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 到了目的地"唰”地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进了13中的大门, 是一条笔直的通往教学楼的林荫路。左面是一个运动场,正在上体育课,一个穿大红翻领运动衫的体育老师正在训练学生打排球。 我身高1米7,就因为脖子长,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个外号叫长颈鹿。我的业余爱好是排球,所以不由得被他们吸引,站在一边欣赏起来,一心巴望着体育老师能邀请我跟他的学生们一起玩。老师在教学生扣球,他发出一个个吊球,让男女生跑上前扣击。这个场面最显眼的还是老师,他宽肩、强壮,身材十分匀称。火一般跳跃的一团红色,使我联想到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四肢强健有力, 透出无限的活力和阳刚之气。他黝黑的面庞被红体恤衬托得英气勃勃,想到今后要跟他一起共事,他会时常到医务室要些跌打止痛的药膏,而我会轻柔地给他涂抹在身上…….那一刻我对他印象深刻, 也许算不上一见钟情, 但是,此后不久我便坠入情网,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知道这个人”,张警官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诧异地睁大了眼睛:“他又不在这里,您怎么会知道?” “我都知道,完了再跟你说”。 她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么多难以言传的感觉,又有那么多爱恨交织的故事,她怎么会都知道呢?我开始感觉不安。张警官并未抬头就已经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说清楚你和他的关系,这对你自己有好处,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说完她丢下我出去了。 我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差7分17点。离警察下班还有两个小时。我起身站在窗前,背对着敞着的房门听着张晓芬在隔壁说话的声音,感觉自己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时刻并冷眼旁观。 校长是个瘦小的老头,他说他叫古龙,古代的古,成龙的龙。在校长室办完手续,正在寒暄之际,楼道里传来一阵踢踏的脚步声,一个男孩子喊了声报告哭丧着脸推门进来。他告状说,帕尔曼老师踢了他一脚还骂了一句脏话。此刻古校长颇为不耐烦的高声问:“他为什么打你?” 孩子约莫13、4岁,一看就是难以管教需要教训的家伙。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古校长厉声命令道:“好啦,知道啦,你回去上课!”孩子出去后,校长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似乎被这事搞得心烦意乱。我心想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体育老师踢男生一脚算什么大事?校长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这个帕尔曼你离他远一点,他不是一个好人。这是校长的原话。如此直接地说自己老师的坏话,还警告新来的员工与他划清界线,令我深感震惊和困惑。我很想说, 好人坏人请让我自己去判断, 我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却又把话咽了下去。 他尽力控制住怒意,以一种平静的声音说:“他这个人不好好工作,还不尊重领导。你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已经入了党,这很好。对于周围的人要擦亮眼睛,发现问题一定要向组织及时汇报。”他注意到我脸上不以为然的表情便停止了告诫转而叫人带我去跟各个教研室的老师认识一下。 其实民族教师只有一个办公场所,所有科目的老师都呆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体育老师也不例外。汉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都在另一幢楼里,由于我只管民族师生的伤病处理,所以主管民族教学的教务副主任肖开提没有带我去那边。 正是第三节课课间休息时间,教研室里有不少人,有的在训学生,有的低头批改作业,有的在上网,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走进来。“帕合,帕合,这么大两个人进来都不能让你们抬一下头,像九月羊羔一样美丽可爱的姑娘都引不起你们的兴趣吗?”肖开提主任地地道道的伊犁塔兰其口音听上去饶有趣味。看到老师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他郑重的介绍说“这位是新来的校医古丽巴奴。”他特意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了个“古丽”,有个年轻人低声赞叹了一句“真是玫瑰花儿一样美丽的巴奴啊!”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暗自得意可脸上却表现出难为情的样子,跟肖开提一前一后站在门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模仿职场习惯走上前去跟他们一一握手。正当我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进退两难时,一个低沉柔和的男低音在我身后响起:“为什么不说声萨拉姆埃莱库姆迎接新同事?”看来在操场见到的那个体育老师一直站在那里,看到了办公室里的情景。他30岁左右, 黝黑而略带不安的脸上展开一抹笑容,猛地握住了我的手:“可惜,我们已经丢弃了本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他的语气里明显地流露出对室内只顾交头接耳却不起身迎接的各位老师的不满,说话时蹙紧了两道浓眉,他就像一个皮条客强迫对方与我建立某种亲密的关系。我看到他的吆喝没有起作用心里不禁黯然起来:今后要跟他们朝夕相处了吗?他们根本不喜欢我,也不会接纳我,因为我是一个民考汉。我后悔自己今天的这身打扮:刚刚能遮住屁股的短裙,露出大长腿,无袖衬衫的第三个扣子开了正好露出乳沟。管他呢,反正我呆在卫生室,用不着天天跟这伙人打交道。我被他们盯得有点不知所措,假装害羞地掩饰自己对众人的不屑,低声说道:“没关系的,反正已经介绍过了。” “我叫帕尔曼,是体育老师,师大体育系毕业, 已婚。”他先从自己开始一一介绍了室内的每个人。蓬乱的黑色额发下面是一双阴郁的大眼睛,身上蒸腾着汗味,像极了我哥哥的味道——他怎么会是古校长眼中的坏人?! “你跟帕尔曼是恋人关系吗?”张警官回到了审讯室,显然她是出去吸烟了,呼出的气息中散发出优质香烟的味道。 我抗拒道:“那不是真的,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你和他的关系并不简单。你的卷宗中记录着一些相关的事情。”张警官的眼睛灼灼逼人。我害怕回顾过去。可是,唯独回顾过去,才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唯有痛苦才使我感觉自己还活着呀。于是,我决定揭开自己的伤疤。   (未完待续) 民考汉,指的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汉文答卷。 维吾尔语赞叹声。 波斯语,意为公主。 穆斯林问候语. The post 【CDT连载】巴奴的救赎(05)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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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theLivings丨33岁辞职的公务员:我算是误入歧途了

大家都那样,你为什么不?要什么价值和尊严,有什么意义?正直有什么意义?诚实有什么意义?良知有什么意义?既然毫无意义——你为什么不? 1 2017年认识陆平原时,我困在区委办已有五六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混日子,或许不久后我就能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尽管我对这个职业深恶痛绝,并尽力抗拒被同化,但我认为自己努力付出过——或许就是毫无价值地浪费掉青春。虽不敢自夸工作出色,但看到那些比我还混、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才华(后来我认识到,才华不应被限定,拍马屁有酒量能钻营其实也是种才华)的人都升职了,内心颇有些不平。况且升职的好处显而易见。老实说,我当时对此有点着迷。 此外,这时我和王悦歆吃尽了两地奔波的苦头,可多年的安逸使我完全丧失了辞职的勇气,她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放弃大城市的种种梦想,来到这里与我过想象中安稳的生活。 鉴于此前有领导说过乐意为王悦歆在县企里找份工作,那天早晨我便带着她的简历去找领导。走出办公室时我就在质疑自己的决定,上楼梯时我开始难过,快走到那个领导门口时我已经把自己鄙视到尘埃里。我把简历折成一团揣进兜里,转身跑下楼梯——打算下午上班时再做决定。 当天中午在餐厅吃过饭,和陆平原去台球厅时,我将面临的人生抉择和盘托出,请他提供建议。其时陆平原刚进区委不久,他在区委办面向全区公开选拔文秘人员的考试中,中得所谓榜首,据说材料写得极好,理论水平极高,预备让他做新任区委书记的秘书。 不过自从上任区委书记被“双规”后,新书记迟迟未能上任。陆平原来到区委办大半年,只能做些整理档案、协助会务的零碎工作,于是他便很有些空闲来我的办公室同我聊天,午餐时我俩经常坐同个桌子,饭后偶尔会绕着院子散步或去台球厅打台球,由此渐渐熟络起来。我觉得就算抛开我并未见识过的材料和理论水平,他也非常适合这个圈子——他毕业于名校,研究生学历,行政管理专业,谦虚好学,处事圆融周正,待人彬彬有礼,且性格和外貌又非常讨喜,这样的年轻人在所谓的官场,通常都混得风生水起。 自然,我说的是通常。因为我当时忽略了一件事,他既能同我走得很近,聊得来,这就不是个好兆头。由于我的特立独行,区委办大多数人都与我走得很远——也就是说,我在那里没有朋友。因而需要有人指点迷津,只能找陆平原。尽管此前我们谈论的都是哲学、电影、文学之类的空泛话题,但我相信他,因为他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同于我熟识的老古董们。 他听后,只问了我一句:“给你个副科你快乐吗?” 那绝对是我人生中醍醐灌顶的时刻之一。陆平原鼓励我的话,与我此前在幽暗岁月中不断激励自己的话如出一辙,那就是人应当遵从内心,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过你想过的生活。那一刻,我便暂时断了让王悦歆回到小城的念头——既然我只能在这个行当混着,就先别拉她下水,至于我何时能上岸,我也不知道。 然而,随后的事,倒有点出乎意料。 陆平原劝导我时,向我坦白心迹,说他也厌倦在区委办工作,最近正打算申请离职,且厌倦的理由十分清奇:“这工作很没价值,不想在这里浪费人生。” 比如整理档案,只需把文件材料归类后装进档案盒以待上级检查,但那些东西十有八九都不会被打开,摆在那里就代表这项工作完成了——至于实际工作成效,可能就在档案盒中某份文件第三页第六段,只有三句话,但为了修饰它,有人必须得殚精竭虑地写上三百句将它包围起来; 比如开会,为个领导桌签的摆放顺序能讨论半天,开完会,安排完工作,干活吧,不行,还得就此项工作召开些落实会、动员会、推进会、协调会等等; 再说材料,上司为“锻炼”他,偶尔安排他写点讲话稿,有什么好写?会议有方案,有任务表,为什么非得“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且这些个意见,多半是秘书搜肠刮肚大半夜拼凑起来的空话、套话,还讲得唾沫横飞,叫下面的人昏昏欲睡听上老半天。 “为什么要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这些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事情上?就算别人能容忍被浪费,我也不能。” 我没料到他温文的外表下竟然潜藏着颗愤世嫉俗的心。他提到的这些工作,每个初进区委办的“小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我听过有人抱怨苦和累的,却从没听过抱怨工作没价值的,包括我,甚至还为自己干得不错而沾沾自喜过呢。 再说,什么是有价值的工作?有价值的事通常有价格,怎么会轮到他。我想他就是因为没能受到重用,单纯发牢骚而已。 我低估了他。 2 没过多久,陆平原真的找了区委办主任,直截了当申请离职。 这可是本地有史以来第一遭。全区所有单位中,区委办处于金字塔尖,号称培养年轻干部的摇篮,只要人不是太差太混,进来就算把正科捉在手里了。在乡镇,很多人干到退休,用尽心机,副科依然有如虚幻的云朵和不可捕捉的风。 不知多少人花钱托关系往进来钻,你居然想出去?领导让陆平原好好考虑,他表示去意已决。尽管如此,领导还是给了他半个月“冷静期”,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这件事很快就成为区委办的热门话题。这倒怨不得专爱探人隐私的顺风耳和八卦嘴们,只怨陆平原心性坦荡,换种说法就是——没有城府,别人问他因何离职,他也不找个人家爱听的理由,几乎毫不隐瞒,直叙其因。于是乎,冷笑者有之,讥讽者有之,视为笑柄等着看笑话者有之。 至于我,由于他几天就做了我几年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心里酸溜溜的。 “冷静期”内我俩见面时,陆平原愁眉苦脸,全没了离开时天高海阔的豪情。他在坦白心迹时亦向我透露,他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商人——不是那种纯为赚钱的商人,而是既有文化素养又有社会担当的商人,或许就是所谓的“儒商”(但愿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这是受父亲的影响。 陆平原的父亲是本地人口中的“老牌高中生”,70年代毕业回乡后当了民办教师,很有商业头脑,教书农忙外,想方设法赚钱补贴家用,很快带领赤贫的家庭步入小康;陆平原四五岁时,他父亲开办了全镇第一家商店;他十多岁时,也就是90年代末,他父亲在邻近的几个煤矿入股近20万元,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 陆平原在父亲创造的优渥家境中度过童年,无忧无虑,不思读书,每天除了玩儿,不知道还能干什么。12岁那年,家中迎来更大的惊喜——整整当了23年民办教师的父亲通过了转正考试,即将成为无数民办教师梦寐以求的公派教师。然而悲喜往往就在瞬间转换,喜悦的神色还未从家人的脸上退去,陆平原的父亲就殁于一场至今无法说明原由的车祸——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公路边,摩托车摔在身旁,不知是外人肇事还是自己跌倒。人被发现时已口不能言,于送医途中离世。对于蒸蒸日上的家庭,这有如灭顶,投资的钱几乎全打了水漂,更因生计无人操持,家境自此每况愈下。 父亲离世,家道中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及弥漫在家中挥之不散的悲戚,促使陆平原开始发奋读书。在他艰难的成长岁月中,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振兴家庭,是支撑着他的最重要信念。 当初他硕士毕业后回乡,没想过去哪个单位上班,唯一的心愿便是创业。只是囿于本地固有观念,又耐不住亲友喋喋不休的规劝,随大流参加了区里举办的事业单位招考,上线,被分配到乡镇,为此关掉了已在盈利的培训公司。 在乡镇的半年,他多在“包扶村”工作,做调查搞统计,打交道的都是老百姓,于田间地头睹得众生百相,感觉既充实又快乐——初到乡镇产生的新鲜感,让他忘记了所谓理想初心,生出想在这条道上走下去的野心。于是区委办公开选拔秘书时,他不免跃跃欲试,加之领导劝诫,亲友鼓励,都说那是仕途捷径,他就昏头昏脑地参加了。 结果——结果是这段时光成功地让他记起了理想初心。 陆平原父亲殁后,母亲未改嫁,凭着丈夫留下的商店将4个孩子抚养成人。母亲得知陆平原想从区委办离职去经商,整日哭哭啼啼,又是威胁断绝母子关系,又觉得他被恶灵附身,非要带他到庙里烧香祈禳。亲戚们也是抨击加劝导,甚而稍有沾亲带故者,也来谆谆善诱。家中每日电闪雷鸣,炮火阵阵,他一时有点吃不消,动摇了。 如果说全区有谁能深解其中苦,似乎就是我。 此前,我已同父母艰难争斗了六七年,解释、讲理、乞求、嚷仗摔门、踢桌冷战,不知用上多少手段,依旧不能使他们铁板一块的官本位思维有丝毫松动。亲友们固然全非势利,但在这个连办身份证都需要提前打招呼的地方,你能浸淫其间谋个一官半职,对他们自然并非坏事。 人们眼见耳听都是权力的好处,什么价值和意义,岂不是天方夜谭!如果你非不肯走这条人人艳羡的康庄大道,准备对抗周遭社会,最好能有强健的精神和不屈的灵魂,否则稍不留神儿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去——所以,除了把前一阵他鼓励我的话全数奉还,我确是爱莫能助。我知道,这件事只有他强硬地战斗到底,方有胜算的可能。 “冷静期”还未结束,陆平原就难抵重重压力,吃了回头草(我起初认为是他软弱,后来认识到他只是比我更爱家人),受了群嘲,不过依然受领导重用,没多久就被安排做新任组织部长的秘书。 而后,区文史馆启动编纂志书的项目,我被调用当了编辑,从此埋首于区情区志区故,再未做过副科级干部的梦,也彻底断了让王悦歆回到小城的念想。 3 2017年冬,陆平原的女儿出生。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奶粉钱都是好大一笔开支。全家四口还挤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当务之急是筹划购置一所为妻儿遮风挡雨的房子。可他亲友无靠,凡事只能自己想办法。现实最能杀死理想,我认为当好秘书、安心仕途就是他的康庄大道,再说,按照本地行情,做官或许也是门“生意”,何必舍近求远。 春节过后,大概二三月光景,有天中午他打电话过来,声音闷闷不乐,说想约我出去聊聊。自从他当了秘书,我俩便很少见面。服务领导是份非常重要也非常繁忙的工作,我的许多同事,一旦当了秘书,脸上就平添了份神秘感,举止变得分外稳重得体,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自然就不能同我这样口无遮拦的人玩儿了。 天刚降过大雪,街道撒了化雪盐,黑乎乎脏兮兮的。陆平原满身寒气地坐进我的车里,脸上又是熟悉的晦暗神色。显然,他又遇到了问题。 新任组织部长,学历极高,也是秘书出身,先在市委写材料,后提拔到市委组织部任某科室主任,很快又调来区里。按照惯例,他下到区里就是镀镀金,很快要回去的。部长面貌文雅,总笑眯眯的,待人亲切和蔼,不耍一点官架子,完全不同于区里的那帮老派官僚。陆平原刚成为他秘书时,对他评价也极高。可没多久,他就领教了何为官威。 部长既是写材料出身,对材料自然抠得严,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能反复改上三四遍。于是陆平原加班熬夜写材料成了常态——不过这也倒罢了,毕竟就是在词句上下点儿功夫。其实,端茶倒水拎包开车门也是小事,就算打理部长大人的生活,安排行程、购买车票机票、登房退房,逢着部长家人生日或过节帮着订购礼物等等,忍一忍也能干下去。陆平原知道自己算“二次进宫”,再搞出点幺蛾子,在单位里就真的没法混下去了。 然而,所有忍气吞声都在部长大人叫他去清扫醉酒后吐得脏污的被褥时变得忍无可忍……得!他又开始要求尊严了。 官本位思维严重的地方,官僚习气自然不差,上下级关系往往就被有些官僚演变成主仆关系。本地人至今把给领导当秘书叫做“伺候”,从中就能窥见其中奥妙。 “你是遇到特殊人了,我看他肯定待不长,你忍上两三年,把他送走就行了。”我劝。 “怎么忍?现在跟我说话完全是呼来喝去,一旦有什么不顺意,就冲我发脾气耍威风!” “你当初进区委办,没听说过这些吗?” “倒是有所耳闻。可我以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那些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是你不仅得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还得从内心都变成那样的人。” 我说过陆平原性格讨喜,是因为他总是宽容友善地对待别人,从不发脾气,更不用恶劣粗暴的话语伤害别人,即使发牢骚或对某事深有不满,依旧语气温和,最多就是面上稍有不平之色。可这次,他脸色气得发白,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我现在每天连单位都不想去,想到自己那副奴才样子,内心里明明就不想干、不想做,还要强颜欢笑,真是太窝囊了!有时我跟孩子在一起,猛然想起这些事,我就浑身冒汗——如果让孩子知道我在做这种事,他们会怎么想?” 这是想站着就把官升了把财发了,要知道他嘴里的奴才,不知还有多少人争着要做呢!多少有骨气有才华的人进到此门中,最后不是乖乖低了头?不忍气吞声怎么办?换领导?想都别想,只听说过领导换秘书,没听说秘书要求换领导。难道他要故技重施? “不。上次我还想用乡镇做个缓冲,现在我决定了,我要辞职!”他忿忿地说,“不过要辞也不是在这里。上次的事至今风波未平,成了人家的笑柄。我这次就算争口气,也要考到其它地方辞职。” 他说这话时,我们已驶出城区,来到平阔的北方郊野。放眼看去,远处的人家,近处的田地,荒草、树木和这条笔直的公路,全覆在厚厚的白雪下,经晴朗阳光照耀,发着闪闪银光。这洁净的令人有点神迷的景象终于使他从沮丧中抽身出来,停止了抱怨。我暗自松了口气,赶紧掉转车头回到城里,请他吃了碗热气腾腾的烩面(这很有帮助,他晦暗的脸上泛起了光泽),随后便像送瘟神似的把他送回了家。 我当然没把他赌咒发誓考到其它地方辞职的话放在心上,只当那是一时气话。 4 2018年8月份,陆平原说他要参加省考,我随声附和以表支持,心里却想,哪有那么容易——他报考的是市委政研室,那岗位尽管条件和门槛很高,可考生仍有上百人之多。 两个月后,他以笔试高于第二名近20分的成绩过线,面试亦有惊无险,顺利被录取。也就是说,他去了那位组织部长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我能说什么?对于这些会考试的家伙们,生活就是这般“朴实无华且枯燥”。 我认为他当时多少有点飘飘然,因为听到的都是赞美和道贺。就连那位组织部长,也以前辈身份向他传授经验,说政研室能如何锻炼提升年轻人,以及在提拔中占有何等优势,云云。于是,陆平原对我的说辞就不再是“到那里辞职”,而是“先去试一试”。此后,无论他打电话过来,还是我打电话过去,无论中午12点,还是晚间10点,问他在干什么,答复都很统一:“写材料。” 这是我能预料到的。陆平原吃了部长大人的亏,报考时特意选择这个侧重理论研究的岗位。他的愿望满足得很彻底,政研室职能虽多,可终究是“耍笔杆子”的地方,工作重心就是研读各种政策、精神、口号、理论,然后调查、分析、阐释、预测、评估等等,说白了,依旧是寻章摘句,跟那些空洞的文字较劲。 前两个月,我听他状态还不错,觉得他终于“上道儿了”。半年后,他声音里渐渐露出些倦怠和消沉来。没等到2019年夏天,他的耐心和信心便彻底消耗殆尽,又把辞职提上了日程。 我知道一个人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以及感到人生被浪费时的痛苦,因为我曾切身感受过。可是,如果说上次辞职时我是他唯一的支持者,那么这次,我也站到反对的人群里去了。 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他是裸辞,等于直接断了后路。老娘那里如何交待倒是小问题,单就不领那点工资如何维持生计,都立刻成了问题。他32岁了,在单位耗了四五年,武功几乎全废,辞职后能干什么?拖着两个孩子去大城市谋生?没有任何可能。可留在区里,除了政府和国企,哪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岗位?不少毕业于985、211的大学生回乡后,为每月两千多元的“公益性岗位”都要争破头,他可是省公务员! 再说他心心念念的“经商”,当年他那培训公司还算独门的生意,如今本地雨后春笋般冒出十几家,他势必要另寻门路,什么门路,全然不知。随着交往日深,我觉得比之于精神,他的身体更为柔弱——吹吹车载空调就能头疼脑热,吃点凉的酸的就要胃疼闹肚子。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非得逆流而行?就算那份工作真的如他所言,不可忍受且意义全无,又有什么大不了,熬上两三年,等到提拔时换个工作岗位不就完了嘛,为什么非得走辞职这条路? 陆平原消沉倦怠的情绪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上司找他谈话,他又很坦诚,直言自身所感所思,表露出辞职的意思。上司以为他大概是加班太多,工作太累,在闹情绪,承诺下一年就给他“解决正科”;又疑心他长时间与妻儿分居两地,不能忍受奔波之苦,表示愿意帮忙将他的妻子调到市里。能开出如此诱人的条件,说明上司很赏识他,也说明他在写材料上的确有两把刷子。 或许是顾虑到我所担忧的种种现实问题,或许为上司青眼有加打动,陆平原不再频繁地提辞职了。只是在其后两三次见面中,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消沉。到后来,看到他的来电,我就头疼,因为电话那头的牢骚越来越多,诉起苦来越来越像祥林嫂,似乎就要陷入抑郁。我本不是个积极的人,自然更难承受这些消极的输入。可我又没办法不听,因为我是这座小城里他唯一可以信任和倾诉的对象,难兄难弟,只能互相拯救。 有次我和王悦歆在一起时,陆平原又打来电话,又是长长的牢骚,挂掉电话后,我叹了口气。王悦歆问是谁的电话,我便跟她讲了陆平原的事。那时王悦歆正被她的“大城市”虐得死去活来,她的住处离公司太远,每天上班先坐路过的班车,再换乘地铁,最后搭公交,一趟就得耗掉近2个小时。下班后依然如此。她这般疲于奔命已有2年,可依然不打算跟我回到小县城。 她本可以像我那样过安稳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她在省城工作了2年,2011年24岁时,她考了老家县城的村官,并被分配到她家附近的小镇。她住在家里,每天早晨搭公交车去镇政府,下午返回,每趟不到半小时,生活被母亲照顾得很好。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她果断地选择了辞职,因为她感受到了与陆平原同样的痛苦,“我感觉自己瞬间从文明世界掉进蛮荒世界,不可能在那种丛林法则里生存”。 王悦歆是个行动派,所以,听到陆平原的事儿,立马说:“如果你确实感受到强烈的痛苦,那就立刻去解决你的痛苦。你和陆平原之所以同样如此矛盾和痛苦,就是因为你们总是瞻前顾后,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而人生不可能两全其美。作为成年人,你只需清楚自己所作选择的后果和代价,对此负责即可,没必要想太多,更不要被未知吓倒,因为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我又被她借机上了一课。 5 临近2020年春节,我到市里办事,恰逢周五,跟陆平原说好坐他的车返回区里。他原想下午过单位磨蹭会儿打个招呼就开溜,不幸的是刚进门就接到份材料,于是连带着我也不幸起来。 我的事情上午即已办结,百无聊赖地在寒冷的街道上溜达到下午下班,和两个朋友吃饭,聊天,玩儿,耗到晚上10点,陆平原还在连声说抱歉——周末头脑空空地陪孩子玩会儿是他最后盼头儿了,他不想连这点时光都被材料毁掉。 后来我只能到他办公室里等他。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一个并不宽敞的房间,进门左手靠墙摆着长条沙发和茶几,饮水机蹲在墙角,两个所有办公室都能见到的那种褐红色木头资料柜,靠墙戳着一个,另一个权当帘幕遮挡靠窗的单人床。所剩不多的空间,分出4个小格子,他拘身于其中一个,就着惨白的灯光,满脸油渍地盯着电脑屏幕。他的痛苦我瞬间感同身受——长年累月坐在这种地方,干这些破事,就算不抑郁,恐怕也得心理变态。 我躺那张还算舒服的长条沙发上(单人床的被褥皱皱巴巴的)看了会儿手机,眯了过去。 陆平原叫醒我时已是凌晨,我们的车驶出黑漆漆的院子,驶入冷清清的街道,他瘫在副驾座椅里,失神地望着黑夜中的什么,一言不发。我们找了家寒夜里依然孤独坚守的小店,吃了点东西,离开市区,驶上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他很快就睡了过去,瘦小的身躯缩在座椅里,发出浓重的鼾声。我的同情心多少恢复了点,可又想想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不是终日忙忙碌碌,实则就如同推空磨的驴子?至少他熬上几年,还有希望换个光鲜点的工作岗位。 我停在服务区上厕所时,他醒了。 “你也看到了,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换做你,你能干下去吗?”回到车上时他说。 “给个正科我就干。” “快算了!你留在区委办不照样能混个正科。” “我是真的不合适。”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也不合适啊!”他说,“我就有点奇怪,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适合干这种工作?” “你学历这么高,性格这么好,又受领导待见。我这倒不是吹捧你,我就是觉得你留在那里,安安稳稳混到老,混个处长什么的,没必要非得出来。” “弄个处长又能如何?为一个你不想要的东西耗上几十年人生,你认为值得吗?有意义吗?”即使他用的是反问句,还是连连发问,语气听起来却像在跟我商量似的。 “谁知道呢,等你尝试后才知道,说不定你坐到那个位子上,人人都对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又给你开车门又给你端水杯,想你所想,急你所急,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立刻就觉得有意思了。” “这就说明你还不了解我。”他大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随他们去吧。反正我在这条路上的尝试已经结束了。我已经跟领导明确表态要辞职了,他也同意了。这段时间就是过渡,等着他们抽调人来接替我。” “什么?!”我吃惊得差点把车开翻,“你什么时候提的?” “上个星期。” “你就不能从上次的事情中吸取点经验教训吗?为什么要这么冲动?难道你不能让他给你调整个工作岗位吗?” “算了吧,到哪儿不一样。我不是没有努力过,老实说,当秘书那会儿,怎么察言观色、揣测领导的意图甚至跟领导吃饭坐哪个位置、怎么敬酒,我都下功夫研究过。先前来到市上,我也想好好干,上面新发布的报纸,文件,政策,我也下功夫研究过。所以,我尝试过了,努力过了,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不管茅草屋还是黄金殿,适合你才行,不是吗?” “我知道你理论水平高,道理讲得很好,可问题只有一个——你辞职后怎么办?生活都是问题啊!” “这段时间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前有很多顾虑,怕生活不好,怕人家说你,笑话你。现在想想,其实你就是别人生活里的调味剂,人家嘴上说说,也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关心你到底过得怎么样?我妈最多就是伤心上一段时间,亲戚就更别说了。真要过一辈子的,是老婆和孩子,我觉得只要对得起他们,我问心无愧。现在辞职不拿这五六千块,他们不过是暂时生活的困难点。我还是会重新适应社会,去做点生意养家糊口。我不相信还能把我饿死。” 我根本懒得搭他的话,只能长叹一声。 “我一直在想我爸,他那么年轻就去世……其实人生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做点想做的事。我想就算我混得不好,没有给我的孩子创造出更好的环境,可我觉得,我至少能给他们一个积极的,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敢于追求梦想的父亲的形象。你认为呢?” 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是做好所有准备,决心走上最艰难的路了。我没任何理由劝阻他,只是替他感到惋惜,感到委屈。 “你知道,你想通了这些,我很高兴。我觉得以后你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可是我有时总这么想,如果你将来到什么岗位上,总好过那些没有一点原则的人,总还能做点好事。” “哎呦!你说得我脸皮都烫了。”他笑了,“你也了解现状,我们的上任区委书记,看他的出身和履历,走到那个位置有多不容易?再看看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那样,结果呢?” 我不知是被深夜阵阵袭来睡意影响,还是被他的话语感染,情绪有点莫名躁动:“那就像他们那样啊,弯个腰,说点违心话,做点违心事,有什么问题呢?自命高洁有什么用呢?像我们这样没名没姓的人,谁会在乎你做过什么?你这样除了让自己被排挤,被嘲讽,让自己痛苦,有什么意义……”我没说出余下的那些话,因为车驶进了隧道,轮胎碾到白色实线后发出巨大声响,淹没了我的声音,也使我清醒过来。 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字眼,不正是我的亲友们质问我时说的吗——大家都那样,你为什么不?要什么价值和尊严,有什么意义?正直有什么意义?诚实有什么意义?良知有什么意义?既然毫无意义——你为什么不? 不,陆平原的态度比我更为坚决,不就是不。 2020年夏季来临时,他办理了辞职手续。 The post 人间theLivings丨33岁辞职的公务员:我算是误入歧途了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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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邓超减肥要她作陪 孙俪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大纪元2020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又淳报导)大陆明星夫妇邓超孙俪常在微博搞笑斗嘴秀恩爱。29日,孙俪晒出邓超参加某颁奖活动的照片,并透露邓超此前因为太胖,要她陪着一起减肥,让本来很瘦的她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被安排担任主持人的邓超,在28日的活动中以一身白色西装帅气登场,眼尖的网友感到很惊讶,因为邓超似乎与平常很不一样,仔细一看,原来是邓超瘦了许多。 孙俪29日在微博晒出邓超的照片时解释:“邓超之前太胖了他要减肥,他要我帮助他。原本已经很瘦的我为了鼓励他,也跟着一起减肥。他瘦了5公斤,我瘦了2公斤。”并甜蜜自嘲:“我觉得我好可怜……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呢?” 稍早前录制综艺节目的邓超,脸部发福十分明显,连头上戴的帽子都显得有点小了,引来许多网友猜测节目组伙食太好。而孙俪29日在微博贴出两张对比照,明显看出邓超瘦了不少,许多网友感慨,邓超瘦身的背后,孙俪功不可没,同时好奇孙俪让邓超想瘦就瘦究竟有什么秘笈。 被邓超称为“养生达人”的孙俪,曾分享自己一天的午餐照。照片中有两碗食物:一小碗黑米饭,一碗青菜蛋花汤。极其清淡朴实的菜色,让网友非常惊讶,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孙俪的好身材当然也不是一天练成的。她不只在饮食上重视养生、日常生活相当自律,而且在运动健身上毫不松懈。她平时勤练瑜珈、上健身房,即便产后也没放松对自己身材的要求。而在紧张拍戏时,她总会充分运用时间锻练身体,早晨刷牙时会习惯性地将腿放在洗漱台上,边刷牙边压腿。 此次,面对孙俪对邓超发问“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网友纷纷留言“因为爱情”,并笑说“你更瘦就可以吃更多蛋糕了”。 责任编辑:韩玉

吉林大学生曝食堂饭菜质量差 遭餐厅主任呛声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有学生在微信群中吐槽四餐厅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异物,四年来菜谱从来不变。对此,四餐厅主任在群中声称,学生父母是让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让他们来欣赏美食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回复纷纷表达不满。 据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吉林大学学生在微信群中表示,四餐厅的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橡皮筋、塑料绳等异物。有图片显示,学生在米粉内吃出了头发,在炒菜里吃到了橡皮筋、塑料绳。 有网民曝光了学校餐厅服务交流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在群中,学生吐槽四餐厅的菜谱四年来从来不变,都吃腻了。对于学生的不满,餐厅主任只回了四个字——吃饱就行。 群内学生就其言论进行调侃,该餐厅主任称:“我想你的父母是让你好好学习来的,并不是让你欣赏美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这样的答复令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反问:“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吃好呢?” 11月27日,吉林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他们会改善饭菜质量。 此事也在网上引起民众热议。他们表示:“餐厅主任的父母教他上班是来敷衍了事,被指出来还呛别人的?” “那父母也没说要去学校吃皮筋和塑料绳啊。” “父母花钱也不是让孩子买猪食吃。” “一般来说搞餐饮的通常都情商过人,这位餐厅主任反呛消费者,是因为他有垄断权,所以压根不在乎学生的意见。” “管餐厅的都是关系户,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吧!” 责任编辑:徐亦扬

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

无锡村民房屋被偷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 强拆 | 暴力强拆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从今年8月开始,大量村民的合法房屋被偷拆、强拆,无任何公告手续,无补偿安置。社区和街道互推责任,无人承认偷拆房屋,村民无处说理。 人在医院 房屋被偷拆了 11月24日,居住尤渡村251号的吴建文还在医院住院,房屋就被偷拆了,他的妻子也在医院陪他,因天冷那天刚好回家拿衣服,看见大批穿迷彩服的人在拆房,还在问:“这么多人又要强拆谁家了?”没想到拆的是她家。 她刚进家门就给拆迁的人拖出来了,皮夹子放在冰箱上没拿,要求拿一下不准,银行卡、身份证、钞票都在里边。她哭得不行。 吴建文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人还在医院里把家里房子拆掉了,什么手续都没有。拆房征地要做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找我们协商,没得谈。” “9月30日,街道还带人来我家量土地坪数,我不让量,他们就把我押在门口。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了精神刺激,从那时我就不舒服住进医院了。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你的死活。 “大概是村里来拆的,但是都不认识。报了警,但是警员当时不会来的,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到我家只要10分钟,按道理15分至20分就要来了,他要过了半小时,房子拆掉了才会来的。来了也说是政府行为就走了。 “从8月开始就在拆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拆?我村总共有近300户,拆了200多户了。我看不对劲,他想怎样就怎样的,再下去我肯定要吃亏的。所以,我就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吴建文旁边栋的房屋也同一天被拆,是尤洪兴的家,据尤洪兴儿媳说,村书记约好25号去谈,但24号就被夷为平地了。 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受访者提供)吴建文还在住院,家就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 二栋房被强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吴胜法位于尤渡里235号的房屋,8月7日被强拆后,11月18日下午,位于尤渡里389号的房屋也被拆了。温馨的家夷为平地,让全家十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吴胜法妻子告诉大纪元记者,“第一栋房强拆根本没跟我们谈,一点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发什么。” “那天街道拆迁办领导带着100多人强拆我们房子,当时我们都在家,强行把我们押出来,东西都压在里面。 “第二栋房是11月18日来拆的,这次有来谈过二次,但没谈拢,我想应该还会再来谈的,没有,过了3天就来把房子拆掉了。 “他们9月30日,几十个人穿着迷彩服冲到我家里,把我打一顿,那天我女儿没上班请家在家,我孙女读幼儿园感冒也在家,吃过饭她母女俩躺在床上,这时我在楼上听到有敲门声音,还没走到楼下,他们已经撬开门冲进来了。 “我说,你们冲进我家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们不说话,四五个人过来就把我抬到房间里摔在地板上,我女儿和小孩看了吓哭了。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到我家门上贴一张纸,说我家是危房。我的房子是别墅房,他说是危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广宁街道的章,我就到街道去问他们,为什么说我家是危房?他说,你家就是危房。 “过几天街道来找我们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给他讲了我们家具体的困难和需求。我丈夫说,我们家这么多人,一定要安置好我们的。 “他说,不是看人安排的,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你们要,就从老房子弄一套过来。这次还没谈好。过二天就来把我们房子拆掉了。现在是权大于法,没办法呀! “房子都被强拆了,那天我们全家都到街道里去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了好多保安、保防来强行把我拉到拆迁办。后来听他们说,现在先安排你们去115101住,我去一看,都是毛坯房,一样东西都没有,只有大门有门,里面房间、卫浴都没有门,里面全是灰。 “27日,我们实在没地方住,到社区去,社区又叫我们到街道去,街道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家有二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7岁,一个老母亲80多岁,怎么生活啊,我们现在住在外面,没理可讲啊! “我到社区,社区说没拆我们房子,要我们去找街道,街道要我们找社区。来的都是穿迷彩服的,还带着电击棍,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来拆的。” 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 无锡市锡山区的陶国芬,目前已经搜集无锡地区村民被非法强拆、强征的资料近百笔,准备在网上投诉无锡市委书记黄钦。她表示,“无锡市在黄钦和市长杜小刚的领导下,无锡市的强拆工作做得是炉火纯青、无所不用其极。” 陶国芬还表示,“广益街道书记邓曙军、尤渡村书记马建,无视法律,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巧立名目、造假、横行不法、违法行政强行抢夺百姓财产,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土匪城市还差不多吧!”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