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部

【中国哭墙】揭穿谎言,才有一线生机(7月5-6日)

编者按:7月5-6日,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149-50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0年7月5-6日 @静心而为:兄弟,又来看看你了,还好吧?那天路过了你工作的医院,在车里默默的给你鞠躬了。祝安好,我们都安好,所有人都安好! @智在闲云:文亮,有人说你不是吹哨人!但你是我心中的吹哨人! @李小锤同学:他们把你忘了。 @纵神之王宙斯:下班了过来看看李医生和评论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我一直与你们同在。 @王医生关注心脏:今天接诊了一名94岁老年急性心梗,急诊造影经导管溶栓后下台。可是,刚刚又接到电话,急诊科一名急性心梗请求会诊,我到了之后人已经不行了,才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太可怜了 @好正好好:hey 我有个好消息忘记跟你说了~ 我前两天晚上突然接到电话 大使馆包机回国有我! 很开心很激动哦 就是有点突然 只有三四天的准备时间 好多行李呀 退房呀 论文呀 毕业照呀 学校的手续什么的都没办呢 这两天又赶上周末 太仓促啦 累晕了 @Ran_xz75i:李医生,晚上好。我做了一个决定,如果高考过后我还在喜欢他,那就去像他表白。希望他可以等等我,等我努力,等我优秀,等我追上你。 @微荧照夜:假如这个世界堕入黑暗,吹灭最后一盏灯的,不仅仅是坏人的嚣张气焰,更是众多所谓好人的忍气吞声。大家一起鞭挞假丑恶,揭穿谎言,才有一线生机,周而复始的灾难才不会在我们这个民族史上一再重现。 @Iantianbaiyun:在权势面前,在利益面前,失明失聪失声是会传染的。 @Friedrich_chao:李医生,现在外部环境及其糟糕,内部环境更是坏透了,很揪心民族未来啊! @借你的慧眼:对于很多铁屋中沉睡的人而言幸福就是在虚幻的梦中窒息而亡,任何唤醒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愚昧最不可挽救的病症并不是容不得一点风骨与思想,而是驴子发自内心的认同了拉磨的生活,凡是不肯跟自己一道拉磨的必是外面有了新主子这类可笑的驴子,内心又往往有一丝自得的聪明懂得如何安全的表达爱g的热情 @忠义千秋7777777:我去了 好不容易晚上要休息会 还他妈通知要开会 当官的不开会能死啊 大爷的 全是垃圾废话 @走火_84815:看到苟晶被很多人骂,我想这是控制舆论的那帮人干的。 @爱吃狼的小小绵羊:文亮兄早!看了胡某评论苟晶事件,太无道德!马上高考了,希望不再有被偷走的人生 @mz淡香:李医生!要高考了,希望不再有那么多人被动的改变命运! @心沉醉:李医生,哥哥6月18日脑出血,做了手术,在ICU坚持了15天,还是停止了心跳,今天已入土为安!感恩亲人朋友和陌生人的帮助,愿天堂没有高血压! @我能明白清楚:为什么说的一些话他们要删除呢 @兴兴的马甲: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发声的机会,包括所谓的“坏人”。渣浪! @冉蕊蕊是我:想试着写小说,可是写好了发在豆瓣阅读上却没有人看。没有人反馈,也不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 喜欢看小说的朋友们能不能抽空去看看,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走写作这条路。小说的名字叫做《与你同行》,拜托拜托啦//@骄傲的橙橙子:有時間會去看看的,加油! @藍天2020否極泰來: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晚安李医生 @随缘_清净心:图片评论//@诺秘团子:#胡侃#  承认北京条约割让海参崴、九龙,勾结俄国势力,出卖中国领土,根据香港国安法,判十年至无期徒刑! @星辰大海都是你er:李医生,后天就要高考了,再然后就是中考了,今年这些事情真的要过去了,我们走到了这里,你留在了昨天,想到你还是会难过呀,我弟弟要中考了,这几个月,真心体会到了培养一个小孩有多难,想来曾经你的求学生涯应该也寄托了父母的很多期翼吧,想到这里更难过了,今年满是遗憾! @上岸打卡小花朵:李医生,晚上好啊!我今天报了武汉的公务员,还是想考回去。希望顺利一点。对了,武汉事考快了,我这个月也要回一下武汉的。要是稳定下来,我还是会去中心医院门口,给您和您的同事们鞠个躬的。最后,祝你的宝宝健康成长呀! @fwsgsu:李医生,他们被洗的太厉害了,真话被无知攻击//@fwsgsu:李医生,无数无知者成为帮凶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吗 @告别薇安57253:晚上好!李医生,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有睡觉。今天陪孩子参加期末考试,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做题,心里比她还要紧张。每一门考试结束后,我都会预估考试成绩。我知道她这次考的不好,但我想利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陪她一起把这学期的每门功课重新学一遍。虽然很累,但是为了我的孩子,一切都是值得的。//@庭树飞花66:中学小学,为什么要陪读,让她自己读就是了//@告别薇安57253:回复@庭树飞花66:哈哈!孩子自觉性有点低,没办法啊! @没戏没戏没戏没戏:以前看三体的时候,对于书中人类社会舆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反复和不合逻辑,一直无法理解,经历疫情后,真的能理解了 @清凉一夏369:【正能量这个词的来源】2010年9月16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向媒体公布宋山木涉嫌强奸罪,宋山木于1991年在深圳创立山木教育集团(山木培训),正能量这个词正是宋山木的独特创造,他接近奸污女员工的借口,就是帮助女员工消除”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女员工越漂亮越需要注入更多正能量! @快乐的小羊羊羊:评论怎么100万+看不到!都来和李医生汇报工作,社会……怎么不能公开! @欢喜着向前吧z:李医生,晚上好。今天加班的95年小女生崩溃的哭了,她大声抱怨着,全是数据,密密麻麻,对不上,每回都这样。其实。我也能知道繁琐,但是工作就是这个样子。要是前几年我做这个工作也会像她这样歇斯底里的哭泣委屈,但是现在的我不会了,我知道我需要这个工作,要努力把它做好。多么卑微的成年人了。 @鸭子和青蛙的爱:李医生,我这几天练车,练得我都怀疑自己能力了,尤其侧方位停好车,曲线行驶,被教练骂得都抬不起头了!哎!好难呀!别人练几次都特别好,我这几天方向盘左右有时都分不清! @雨林小白:医生说人都是害怕分离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即使不快乐也在苦苦坚持是吗? @冯冯89315:周末武汉一直下雨,长江涨水了。文亮,晚安哦。 @Joanne_4530:李医生,武汉暴雨一直下,有的地方内涝了,今年好多磨难。 @一个人的雨天呀:李医生,雨好大啊,您可以保佑天气晴朗吗?不然又要受灾了啊! @芜湖好网友:芜湖这里连续下一个礼拜雨了 @七七酱酱OAO:最近湖北的雨好大 @LLLLLeon2020:武汉大雨下了一夜了,现在还没停,昨天暴雨,今天暴雨,明天还有暴雨,后面还有几天雨势,这是天破了吗…今早五点武汉防汛连升两级,感觉全省也要升了,忧心。印象中98年家里连下大雨也就两三天,然后就那样了,今年这都暴雨几轮了吧……李医生,保佑下湖北,别在雪上加霜了 @今天想我没呀:后天就要高考了 即期待又焦虑 今天去看考场了 把自己的成绩放在那个学校 怎么着也考的上 可还是很怕  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的吧 希望后天大后天可以超常发挥吧 李医生保佑我考上吧 @王王王二啵:李叔叔,距我高考还有337天,说实话,挺焦虑,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没有适应能力,一个新环境我要好久才能熟悉,我真的挺喜欢长沙的,但害怕考不上,一直说着要努力,还是控制不住,人都会这么矛盾嘛?今天去买好了开学需要的东西,网课上了149天,开学在即,接下来希望我能超级顺利!好啦,晚安吧//@北城微光:温润岁月 执着善良 会有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加油 @Clearlove_明恋:李医生,您的死让我对自己这些年的人生信条有了动摇,你让我这三年来第一次产生了后悔学文而没有去学理做医生的念头,医生真的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啊。马上要高考了,希望我能正常发挥吧,我也不想去学中医,我的目标是学法,争取让这个社会变好一些,努力往上爬,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共勉! @垕生sukuar:李医生,后天高考了,满天繁星,你要成为其中一束光 @子小小璇:嘿,下午好呀…给你看看我家胖橘人家说,十个橘猫九个胖,还有一个特别胖,我严重怀疑自己家猫就是特别胖的那一个它9月28才满一岁,现在已经快12斤了…要给他减减肥吗? @要死要活的浪漫小混淡:李医生,后天我就要高考了,作为一名河南文科考生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否到达我的远方。希望您在那边平安,也希望我可以发挥出我二模三模的超常水平,希望全球早日战疫胜利,希望我八月能在烈日下畅快欢笑。 @杀死比尔的第八十九头大象:李医生 我要高考了 我要考到央美 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我会改变这个世界的 一切才刚刚开始 谢谢您做得一切 @借你的慧眼:读大学的目的,并不是挣钱多, 也并不是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更不是升官发财, 尽管可能你有含金量高的学历,可以作为敲门砖。 大学的意义是让人作为有独立思考的人。 是让不成熟的心灵变得成熟,...

网易号|字节跳动爆料:腾讯雇佣落马副部级官员

昨天我们公众号写了一篇《老干妈耍起流氓甩腾讯十条街》的文章,出发点很单纯,就是想说明老干妈和南山必胜客之间的纠纷只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活动,无关正义。结果很多朋友发消息给我,问我是不是收了腾讯的钱。   说实话,不仅没收钱,连他悬赏的老干妈也没分到一瓶。 另外,我们也不屑于收谁的钱来替谁说好话,更没道理收钱说别人坏话。   01   但是字节跳动的副总裁李亮就不一样了,作为腾讯在信息平台及短视频业务上的竞争对手,字节跳动从创业之初就开始和腾讯较劲。昨天老干妈事件中,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发了个微头条,质疑腾讯“基础事实都没调查清除,就可以直接启用公检法手段冻结对方1600万元,说明这家公司已经形成了用公检法打击一切不利于它的日常思维。” 这条信息很快被顶上了热搜,为了避免麻烦,李亮随后删除了这个头条。 但是腾讯公关总监张军不依不饶的喊话李亮,说对方“知识储备不足,记性还不好”,张军晒出了此前字节跳动申请冻结另一家公司财产的裁定书。意思是:“诉讼保全”是合法的手段。而且你字节跳动还不是干过一样的事。 这下李亮彻底被激怒,随即发文回应张军,自己表达的是“诉讼保全”的手段被腾讯滥用,同时曝光了腾讯为了能够滥用影响力,雇佣大量从政府部门离职的中高级官员,用以影响”高层话语权”,甚至“操纵内参”。 中x部局级干部,影响高层话语权的局级干部,干预办案,落马副部级高官,影响内参。 信息量大到足够被跨省追捕。   02   李亮和腾讯隔空打嘴炮不仅仅因为两家公司是竞争关系。李亮在入职字节跳动前,曾在360任公关总监。 2012年11月3日,腾讯强制在用户电脑中安装自家的安全防护软件“QQ电脑管家”。而360则发起反击,并曝光了腾讯QQ偷窥用户隐私。 经过诉讼等一系列博弈后,腾讯发布了一个公告,称自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宣布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用户必须卸载360软件才可登录QQ,强迫用户”二选一”。这场安全软件抢夺用户的较量被戏称为“3Q大战”。 然而,事件并不像网友讨论中的那样轻松有趣,据360CEO周鸿祎称,此事件中被迫卸载的360软件用户达到6000万。用户量对一个杀毒软件免费向用户提供的公司来说是致命的。 在工信部通信保障局和公安部的干涉下,两家公司达成和解,以360完败告终。 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在其微博中表示,“在没有有效司法约束的中国互联网丛林,需要一种像自然界所存在的制衡力量,来把垄断公司作恶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可以忍受的范围。360对腾讯的检测就是这样一种制衡,让腾讯知道不可以仗势为所欲为。” 谷歌中国的领军人物Keso曾对记者谈及马化腾在饭局中向他说过的3Q事件起因:腾讯当时意识到360是个威胁,如果不那么做,很可能会被360切断QQ的所有关系链。而“在腾讯公司看来周鸿祎就是犯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所以当时他们已经向深圳公安局报案了,深圳公安局派人到北京来要实施抓捕。但是要当地警方协查,就没有抓成……” 仅仅因业务上的竞争,腾讯当时已将找了公安对周鸿祎进行跨省追捕了! 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对李亮提到的腾讯从政府部门挖官员来任职的习惯是为什么了。因为有前政府官员的存在,腾讯协调公安跨省追捕已经容易的跟开个现场工作会一样方便。   03   腾讯公开招聘能够操纵内参、影响两会,并引导舆论的人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2018年5月31日,“六一”儿童节前夕,腾讯公司联合某机构发布调研报告,称网络游戏已经对青少年没有危害,对青少年危害最大的是短视频。 这份报告引起山东某中学岳老师的质疑。于是这个中学老师不自量力的在微博发了一篇名为《腾讯、共青团媒和XX部长为何一再为“网游”洗白》的文章。 这篇文章受到了马老板的关注,于2018年6月22日凌晨1点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谴责:“若不是这个纰漏,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黑公关是多么猖獗……本想一贯佛系忍忍就算了,但是时候挖根源了” 于是某地方办案机关接“上级交办线索”:“有人网上发贴,公然攻击共青团中央等国家机关及其他企业,从中牟利”。该地方办案机关安排大量警察,第二天跨省对岳老师实施抓捕。 岳老师肯定想不到针对青少年成长的有感而发,让自己成为了公安机关抓捕的对象。   04   Keso还提及了没有抓捕周鸿祎成功的原因:“是因为齐厅长,有人说只要齐向东和周鸿祎他们两口子没有闹翻,在北京你抓不到周鸿祎的。” 这个齐厅长当时任360总裁,曾经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也是第一个辞职到互联网公司任职的厅级干部。 原来不止腾讯,360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一样在政府部门挖人担任高管。除此之外仅2014-2016年三年期间,就有数十名中央各部门官员进入互联网企业任职。 像腾讯这样从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这些年已经成长到可以和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他们抓住发展的机遇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但是却逐渐成为巨大的商业怪兽,体量和影响力已经大到让地方政府都要小心保护的地步,因为它们已经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如果这些垄断企业再通过招募政府前高官来为自己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同时打压竞争对手。互联网企业很可能财阀化,而财阀化的后果,就是像韩国一样由企业来控制政府。 说回到腾讯为什么在老干妈事件中甚至都没有进行交涉就利用南山区法院对老干妈进行资产冻结? 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个人或组织、公司,在处理一个具体事务时,都会倾向于使用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而使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显然不是属于成本低,时间段,效率高的范畴。 腾讯直接通过法院来解决,只有一个原因:这是腾讯所能使用的综合成本最低的方式。比派两个人去贵州出差还低。 李亮这样撕破脸皮不死不休回怼的人可以再多一些,让公众可以意识到没有限制的企业将会成长为操控社会的巨兽。

加拿大和美国必读|程映虹: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言论,让人仿若回到19世纪

●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 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认为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丰富多元的文化。 ● 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中国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 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 我对儿子的主张向来是:你是自由人,你是社会人,咱俩彼此不干涉,各过各的。你爱谁是你的事,你需要我,我就帮助你,你不需要我躲远些。 谁知,我在新加坡,有一天吃饭。饭店里看到一个优秀的华裔男生,样貌儒雅,教养斯文,举止得体,身边竟然坐了个印度姑娘!要是灯开暗点,我都以为他对着夜空说话一般黑的印度姑娘! 我的心顿时疼了。 我坚定果断地对儿子说:“你记住:你以后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妈妈不能接受自家的孙子看起来像伸手能搓出灰一样的……没洗干净。尤其是满嘴说饶舌的鸟语。” 儿子说:“那白人呢?” 我想了想说:“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 这是一篇题为《身为中国人的子女是件很吓人的事情》文章中的话,作者六六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有《蜗居》和《双面胶》等)。这篇文章被广为转载,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思想学术类网站。当我看到这些话,尤其是“我的心顿时疼了”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作者有对自己也干涉儿子找对象,从而还是落入“中国父母”之窠臼的调侃。但文字中对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蔑视极其生动刻薄,加上对“优秀的华裔男生”的那种由衷的赞美,让人很难想象这其实是自我批判,而只会觉得是作者真实想法的表露。 当儿子问如果找个白人媳妇如何的时候,作者的反应是“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这话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印度人已经被从“亚洲人”中排除了出去,从上文看,就是因为肤色,所以作者心中的“亚洲人”是没有深肤色的。第二,白人可以,那是因为肤色不再是问题,但还是比中国女人略逊一筹,我想这是因为文化的隔阂,而不是说你找了一个比我们中国人在种族上低劣的媳妇。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现实中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正像你不能保证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犯罪念头和肮脏想法一样。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对批评他们对某些种族和族群有偏见的人说:你真虚伪,你心里不还是和我们一样?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让人做出高姿态来义正词严地反驳的说法,唯一可以反问的是:难道等你把想法付诸行动并受到我的批评后,你也会说:别假装正人君子,你难道也真的不想这么做吗? 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的公共讨论对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已经越来越重视和普及。这种政治正确性在多族群的国家尤其敏感。但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仍然在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广泛存在。在中国,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的泛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内容既涉及中外,也包括汉与非汉。 这种自我与他者和主流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歧视虽然在世界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中国在这方面比较特殊的是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共言说中也毫不掩饰他们有严重问题的种族观念,他们或者不知道这是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认为自己不过说了真话而已。 请看下面这一段: “种族歧视如果是制度法律上的那确实不应该,马丁·路德·金时代南方各州规定你黑人孕妇上车也得给白人小伙让座,这是肤色决定的。金追求平等。今天美国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种族歧视,而且政府政策向黑人倾斜就像中国给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人心里的东西是没法……来抚平的。 基本上一栋公寓大楼搬进去一个黑人白人就开始往外搬,最后一个楼全黑了……美国的SAT考试,相当于咱的高考,华裔百分之一百通过,亚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韩国就完蛋了(学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墨西哥挖地道过来的那帮,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学,只能满街追(听不清)去。马拉松冠军。只能干这个。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像摸着电门似的音乐一来他就转(学生笑)。他只能干这个。 你根本没见着他有什么科学家。你那个黑人里边赖斯,奥巴马,奥巴马也不纯黑,半黑,鲍威尔,那都是黑人中的另类,太少见了,他们能念到博士硕士太少见。有的黑人上了小学六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死不认二十六个字母,没给我遗传这学习基因……所以他通过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里的东西你没法来…… “你看非洲国家很明显,大陆给钱和大陆建交台湾给钱和台湾建交,寡廉鲜耻,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道义,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翻脸比翻书都快,心比脸都黑(学生笑)…… “所以你在美国这些地方看见黑人躲着走。敢惹他们的就是韩国人,辣椒吃多了脾气火爆,说是小黑崽子在韩国超市偷巧克力吃了,就一块钱,没有钱,老板娘“嘣”一枪把他毙了。”   这是北京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高中历史课上讲课的内容。这里不谈事实问题(例如各个族群SAT的“通过率”——SAT没有一个公认的通过率,只有分数的高低——和美国公寓大楼里黑人一住进去白人就搬走等等),就说评论。有关韩国老板娘杀死黑人小孩一事发生在洛杉矶,被杀者是一个15岁的黑人女孩,她拿了一瓶果汁没有付钱就往外走,被韩国裔的老板娘开枪打死。美国各个族群都有人从店里偷东西,学生犯事的特别多,其处理顶多是把家长叫来并留个记录。为了这事杀人?不要说是在课堂上,就是对黑人再有偏见的人在私下恐怕也难以用这样的口吻——“小黑崽子”和“‘嘣’一枪”——来谈论这样的惨案。 重要的是,这些话把“黑人”的种族特征抽出来,认为这是他们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国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都一样。而那些成功的黑人却是黑人中的“另类”,好像不再属于黑人。在全球范围内把黑人如此分类出来另眼相看,这是最“彻底”也是最“古典”的种族主义观点。此外,这些话里还有对韩国人和墨西哥人歧视性的评论,很明显背后有一个基于种族的等级秩序观念。 “不是一般的黑人” 袁先生对美国黑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北美很多华人对黑人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华人在谈到身边一些表现突出的黑人时会不经意说:“他/她不像一般的黑人”,正像袁先生把赖斯、鲍威尔和奥巴马等等说成是“黑人”的另类一样。 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和角度使得相当一些华人忽视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读书成绩好坏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世界上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把“学而优则仕”或“学而优则富”作为人生目标的。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黑人文化注重生活的即时当下性,并不总是用“将来”来规范和束缚现在,对生活的态度比较放松,黑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看重,寸土必争,黑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能力很强,黑人对自己族群那个悲惨的过去始终不能忘却,对于他们来说,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黑人学习语言的能力非常突出,等等。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在一个族群多元的社会里,没有哪一个族群能把所有的长处都给包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只是你的理解和追求,别人不一定非要像你一样拼命追求“上进”。更不用说黑人中产阶级也为数不少,黑人知识分子的思维和批判能力和别的族裔知识分子一样敏锐,他们当中既有对整个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开始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对自己族群存在问题的无情解剖,就像鲁迅和柏杨等人批判“国民性”一样入骨三分痛心疾首,甚至为此遭到自己族群中人的憎恨。 当然毋庸讳言,黑人族群的弱点和缺陷也很明显,但这种弱点和缺陷和他们的种族特征没有关系。就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来的黑人新移民的子女,一般要比美国本土的黑人学生用功,他们当中在品行方面发生问题的也要少得多。 袁先生的另外几个有关殖民主义和非西方文明的视频中也有一些说法,让人难以“下咽”。有关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评价,我听到的是“教材中评价广大印第安人遭受屠杀,但未开发地区被开发。这是什么概念?就像我们前面讲西方扩张,道理是一样的,历史的发展总要有人付出代价。如果印第安人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呆着的话,那那个地方也许还停留在史前文明时代。但今天印第安人在美国就像咱们的熊猫一样,属于珍稀频危保护动物。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交税,所有写着NO SMOKING的地方可以喷云吐雾的一定是印第安人,你别仗着你黄脸也在那儿喷就完蛋了。” 有一个视频谈到海地。海地是世界上第一个由黑奴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但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国家”,甚至有传言说海地人只得吃土。讲课人发挥说:海地“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红酒面包不要吃土去吧。联合国列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还有,“这话你得两说啊。我们中国确实受西方入侵带来深重灾难,我们现在客观上承认传来了文明,你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白人入侵前还是史前文明时代呢!” 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在白人入侵前绝不是“史前文明”。我想,一个历史教师是完全知道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和松海、刚果和马里这些名字的,我相信讲课人在教授这些内容时毫无疑问会说他们都是富有成就的人类文明。但为什么当把它们和“白人”放到一起时就忘掉了这些,它们就从“文明”退到“史前”去了呢?能不能用“历史发展的代价”来评价非西方民族遭受的灾难呢?对今天一些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原因的探讨,能不能延伸到对它们当年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重新评价呢?世界上独立后正常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不是更多吗? 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几年前读到的一篇流传很广的谈论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受歧视的网文,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在非洲工作过多年。那篇文章在客观陈述中国人在非洲遭受的不公对待时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观点,和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一些观点甚至说法非常相似,例如也用“鸟语”来形容非洲当地语言,认为非洲在白人到来前没有文明,暗示非洲人的动物性,说“黑人争取独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他们殖民。” 不过,那位作者后来很快在另外的文章中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遭受歧视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 我在这里重提旧事,只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上述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对黑人和其他一些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说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应该说不是很罕见的,而且这不是一些零碎的看法,而是涉及对整个非西方世界和人类文明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评价。这些言论在中国的公共言说甚至学校课堂上公开传播,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和批判,甚至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 和这些具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和倾向的言论相比,中国知识界更为常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种族的自大。而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种言说特别反映在很多通俗历史作品和通俗历史讨论中。通俗历史作品和讨论有很多形式,是今天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从历史讲座到历史小说、影视作品和网络讨论,对当今中国人的历史观有不小的影响。 任何人都可以谈论历史,起码他们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从历史中抽象出某种法则、规律、模式或范型,对人类历史和文明做宏观的划分而夸夸其谈。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通俗历史讨论中存在的问题。网络上那些业余历史学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等等大而化之的讨论比比皆是。但以下言论却不是出于他们之口: “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界性的,一种是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 我认为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综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因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户,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的位置。”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很多人从不把易先生当作一个值得一提的学者,正如这个演讲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但我觉得单凭他听众的广大,就不能对这些宏大叙事掉以轻心,尤其是在“北大”。我在一篇网文中说:易先生“这里谈的究竟是历史,是文明,还是江湖世界的排座次,是考科举,是奥运会的奖牌数,是GDP,还是股市?排不上第一等级的文明怎么可以统统归入‘综合排名’?第三世界近百个国家又怎么可以被打入‘散户’?‘大鳄’云云,难道意味着其他的都是小鱼小虾吗?所谓‘唱主角’,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是独白权—戏台上的主角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一个国家文科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用权力话语、江湖话语和股市话语来定义和排列“世界文明”,而所谓“中华文明的位置”就由这三套话语的坐标来界定并据此要求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担当”——我很想知道在座的“北大”那些中国学者和学生中有没有人质疑。在座的如有外国学生和学者,尤其是那些来自被易先生归入“综合排名”或者等而下之——“散户”——的又有何感想。 把全人类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念(当然结合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来分类,自说自话地建立一个优劣高低的等级秩序,据此来给中国定位,把很多被自己看成是等而下之的民族甚至整个地区排除出人类文明的概念或者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这一套货色是从晚清时候在中国知识界就有相当影响的。从康梁严谭陈天华到孙中山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话语影响之下,今天汉语中很多对黑人、各地土著和印度人的蔑视性用词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而这个影响在“赶超”、“自强”、“雪耻”、“球籍”尤其是“崛起”等等话语下从未得到认真清算。 中国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样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体上——还不如自己“先进”的非西方兄弟,现在甚至连日本和俄国也包括进去了。这种看不起常常表现在谈论国际问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忽视甚至排斥。 今天中国有关“文明”的讨论越来越多,既有专业学者,也有普罗大众,但很多人都是把这个讨论作为论证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讲台。很多学者嘴里的世界其实就是西方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其实就是“中西”的比较而非“中外”的比较。西方几乎是中国唯一的参照系。很久以前中国“领先”,后来被西方赶超,受西方的欺负,现在中国崛起,“大国”几乎成了中国的自称。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大国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东方”,而这个“东方”甚至“亚洲”常常又成了“中国”的代称。 难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国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户。 上文所引的那些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中国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更进一步说,这种受众文化和今天中国从主流舆论到大众媒体中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优越论,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如何突出等等话语的熏陶分不开的。总之是“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这些文字放在中文语境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如果按照它们的原意翻译成外文,其骨子里的自我优越恐怕会让别人感到又回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是古典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再版。 (本文作者程映虹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哲学社|什么是左翼:从方方的反对者们说起

  作者 / Yanagishita 排版 / fei, 亦源 作者序:本文写作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如期发出。如今,方方及其日记已经从社交媒体的热点中淡出,整个关于疫情的讨论也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至少在表象上,正逐渐从过去半年内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霾中走出,但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舆论中,社会的割裂都并没有因这种表面上的「恢复常态」而弥合,只是我们的注意力从一些事转移到另一些事上罢了。这篇文章原意是回应当时正处于风口浪尖的方方这一热点,虽然如今已经不再有许多人仍执着在这一议题上争辩,但只要社会问题、社会裂痕依然存在,这篇文章致力于剖析的主题就永远不会过时:疫情中形形色色的舆论漩涡中的人物、大洋彼岸的弗洛伊德、历史上中外的那些政治事件与人物,在每一个主题上舆论的撕裂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更深层的社会割裂、与面对这种社会割裂时的幼稚病。 方方日记是中国作家方方于2020年1月至3月间,在新浪微博撰写的武汉疫情记录,以日记形式记载。4月,美国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将该日记编辑成书,以《Wuhan Diary》(武汉日记)之名,用英语及德语等语言在不同国家发行。 立场是重要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谬误在于恰恰是「主义」定义了什么是问题、要研究哪些问题、对问题要做些什么;但立场又时常为某种癔症提供了温床,让一句「屁股歪了」便可以抹杀一切讨论。在今天重新发表此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幼稚病依然大行其道;方方的热点已经过去了并不会使本文失去价值,或许读者反而能因已经脱离了那时的舆论环境而更能冷静地反思刚刚经历的过去半年。必须要重申:我们无法逃避政治(虽然我们短时间内也无法解决深层的社会割裂)。本文或许并未给标题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也绝非为某个立场提供了一篇檄文,关键在于分析社会争议及其舆论反应的这一过程:在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仍然充满倒错、而人们却不自知时,分析就是批判。   我是「极左分子」吗?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 …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整个舆论空间正在因方方的一纸日记而撕裂,与之一并而来的是我们诸多政治语汇在大量、日常的使用后被彻底重新定义了。 四月份的中文互联网上,结束一段友谊甚至无需像一二月时那样、对疫情进行长篇大论的探讨后才能给对方扣上「公知」「愤青」「小粉红」等现在看来已经有所保留的帽子,而只需要问一句:「你支持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吗?」紧接着再引用些「极左」「WG 余孽」或「恨国党」「递枪」一类更一针见血的词汇。有时这些词汇更是一种通过自嘲而反过来对最初抛出这些帽子的人的嘲讽——这些语境下,当有人说「我就是极左」「我们就是红卫兵」时,Ta大有可能是在表达对方方的不屑。   政治语汇正围绕着几个个人重新产生定义,而前所未有的是这些个人与真正的政治权威相差甚远:二月六号(或者七号)去世的李医生、其采访在无数种语言中转化为行为艺术的艾医生、刚刚谈及的方作家……支持他们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大都会被贴上「公知」「自由派」乃至「恨国党」的标签,而反对他们的人则已经被方方在日记中公开地抨击为「极左分子」了,这种语言似乎回到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时的用法了,「右」便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左」便要与 WG 和政治整风扯上关联。 可是这种语言准确地描述了使用者试图借之抨击的对象了吗?稍作考证便不难发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方方的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中,对「左」「右」语言的使用都充斥着似是而非的地方:在第六十篇日记中,方方将她抨击的「极左」定义为「改革最大的阻力」,但真诚地认为方方抨击国家不妥、一心维护体制的反对者们中,应当也不乏拥护当今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受益于改革、支持国家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人;而在另一方,同情方方、为她说话的支持者中,也有许多人自我认同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即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拥护新一代领导核心和深化改革的人能自称「左」、赞同「996」「清除地段人口」等「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做出必要牺牲」行为的人也能自称「左」、怀疑改革开放成果并希望回到大国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人能自称「左」、对以上都不赞同而认为权威和国家终将消亡的人中也有不少自称为「左」——《国际歌》的歌词,可公然反对国家、反对法律、反对税收呢。 在一些圈子中对方方及其反对者的讨论已经十分丰富了,有不少评论指出,那些自嘲为「极左」的、抨击方方及其代表的「公知」、乃至痛骂翻译日记的白睿文的群体,实际上是披着爱国左翼外衣的「右翼保守派民族主义」,而同情方方、或者说反对方方的反对者的一方则是「右翼自由派」与「真正的左翼」因对民族主义共同的警惕和反感而组成的。这种分析抓住了当代国内语境下左右话语的复杂和迷惑性,但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定义了左翼?或者说,什么定义了右翼?反思 WG 的伤痛文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右翼自由派,也并非赞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要被开除出左翼;这里缺乏的仍然是一种尺度,而非基于自身立场的价值判断。 所以,当我们谈论「左」与「右」时,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从法国大革命时同情旧制度的贵族教士坐在右侧、反对旧制度的第三等级坐在左侧这一古老的故事说起,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双方都被不断赋予着新的含义,只有实证的描述才能在当代总结双方。左翼并非一个单纯理论的问题,因为其含义必须在动态的社会中去寻找;它也并非一个如萝卜白菜般由个人选择的问题,因为在个人的宣称并不总是同他们实际表现出的倾向吻合。要回答什么是左翼这个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对此一个不会有错的回答是,这取决于语境,因为一切语言脱离了语境便毫无意义。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言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左」,所指的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改革开放政策的国内保守派;当代欧美语境下的「左翼」,总体上指的是支持福利国家经济模式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同情环保、平权等后物质诉求的英国工党、美国民主党、德国社民党等社会民主政党;在冷战期间动荡的第三世界国家,「左」则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等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的跨国剥削。 但到实际中,我们又会发现「语境」的含义无所不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宗教,乃至学术、艺术甚至私生活等领域,都可能产生左与右的争论。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扇镜子」、却崇尚上帝和基督教道德的托尔斯泰是左派吗?曾加入又退出了法国共产党、远离政治但又处处不忘权力的福柯是左派吗?揭露苏联整个古拉格制度、但又不断抨击欧美自由主义的索尔仁尼琴是左派吗?另一方面,胡主编、张教授们为自己辩护的逻辑能否让他们算入左派、还是「伪装的右派」呢?自认为左派的粉红爱国群体的观点正是基于中国仍在发展中、仍与西方竞争的语境,他们的宣称成立吗?诉诸语境是一个正确的回答,但这并不能解决我们刚刚提出的问题。 寻找定义:检验常见的左右对立 在诉诸语境之外,有一种更常见、但也更清晰的方式去判断左右,那就是政治坐标系测试。从多年以前的北大未名坐标系测试、到最近的YAVT测试,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流行起来一种新的政治坐标系测试。这类测试本身通过一系列数值试图将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意识形态光谱量化便削弱了其准确性,但它们蕴含的「通过一系列二选一的判断题便能归纳政治立场”的逻辑却时常被潜移默化地认可;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坐标系测试的结果总是令人略感疑惑——我明明觉着我和朋友政治观点相左,但为何测试的结果却相差无几?我明明是大家公认的左派,但为何测试却并不认可?这一逻辑的根本表现是,将「左」与「右」归纳到一组(或几组)相互对立的观念上,指认其中一方为左、另一方便为右了,例如这一常见的作者不明的「名言」: 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仍是左派,就是没有大脑。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左派意味着「良心的直觉」「年轻的激进」,而右派意味着「理性的思考」「成熟的稳重」——倘若考察这句话的来源和演变就会发现,这组对立根本站不住脚:最早使用类似句式的,是19世纪末法国政坛流传开的版本,其中「左派」原本是「共和派」、而「右派」原本是「保皇党」,用于讥讽当时拥护新生的第三共和国、反对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复辟的共和主义者们都是些狂热的、未经世事的激进青年,而将保皇党刻画成了高雅的、理性思辨的成熟绅士。这一句式后来还被用于「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和「保守派」——想必不断化用这句话去嘲讽政治对手的人们也心知肚明,青年终将变老、「法国的激进派」在某一天也可能同「德国的警察」站到一起,他们用这句话嘲讽和鼓吹的立场也总需要与时俱进。 「良心」与「大脑」总是对立的吗?这种对立暗含的逻辑将「大脑」所代表的理性同违背良心的利己算计画上等号,但在许多人身上我们却看到「大脑」为如何更好地践行「良心」找到了更妥当的方式。年轻与年老总是对立的吗?1919年已到中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同罢课的学生们站在一起、1968年时年过半百的萨特和波伏娃却和学生们手挽着手走上巴黎的街头。让我们看看看政治现实吧:欧美的许多左翼社会民主政党,支持者群体同时涵盖了拥护后物质理念的年轻人和大学生、以及从这些左翼政党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受益最多的中老年人——不少年老的人们经过理性的算计,仍然选择了和激进的年轻人站在同一阵营中。   与之类似的常用于概括左右的对立还包括: 「左」支持平等、「右」支持自由——诉诸了抽象价值的假两难困境使人更难辨别其谬误。每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他人的自由应当是多数人的共识,不平等的“自由”本身就是建立在他人的不自由之上;倘若自由不能平等地被每个人拥有,自由也便成了一种特权。 「左」支持集体主义、「右」支持个人主义——与平等和自由类似,集体与个人的对立也是因诉诸抽象价值而难以被识别的假两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人健康、全面的发展与集体健康、全面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所谓「集体」本身就是由许多个体构成的,将两个概念认作是相互对立的无疑是荒谬的。 「左」支持社会变革、「右」支持维持现状——这组相对的动态时常与事实相反。为什么我们会将诉诸民粹主义、发动不满群众冲击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建制,试图扭转既有的移民、环保、财政、外交等政策的那些欧美政客称为「极右翼」呢? 「左」支持国家干预、「右」支持自由市场——以经济政策作为区分标准无疑掩盖了其他一切领域的差异。无论是半个世纪前英国两党的「战后共识」、还是21世纪诸多社会党或社民党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欧美国家之中,都仍然存在着左与右的分化。 「左」意味着苏联与中国、「右」意味着西方世界——这种划分本身便是东方主义的想象、欧美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产物。在某些西方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时采取了比「东方」更保障工人利益、更促进人民政治参与的政策,而「东方」的某些货币和金融政策往往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更保守、更货币主义。 在以上种种尝试概括左右、但却无法成功描述政治光谱的对立之外,还有两种对理解政治更没有实际帮助的范式:一种选取了本应连贯的政治光谱之上若干彼此孤立的点,去试图为每个叫得上名字的政治理念绘制一幅速写并定义其左右;另一种则干脆把为政治理念辩护的整个顺序颠倒过来,先确定政治光谱上自身立场的所在之处、再从这里出发去定义光谱剩下的部分。前者逃避了这一事实,即绘制速写、定义立场必须总是要有某种参考系,却又悄悄地将预设的立场放置在整幅图景的某处以作参考,后者则堂而皇之地宣布自己就是那个神圣而永远正确的参照物;前者试图以呈现离散变量来掩盖左与右的对立,后者则干脆声明这种对立不复存在。 还有一种术语为「马蹄铁理论 (Horseshoe Theory)」的常见刻板印象,即认为政治光谱的左与右离温和的中间越远、便会愈发接近,而极左翼和极右翼更是相似大于不同——即便日常话语中我们很少见到这一术语,但这种偏见在许多对政治冷漠者的印象中十分常见:「极端分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实差不多」。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过度简化了左右翼的区分,用两者某些行动上的相似之处——例如都反对自由资本主义、都进行大众动员——掩盖两者理论、动机和目的上的本质差异。例如在21世纪的欧美,社会主义者和另类右翼都反对当今全球化的模式,但左翼的动机是要求一个更公正、更平等、并非仅让跨国资产阶级收益而巩固跨国剥削的新型全球化,而右翼的动机是保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乃至于维护本国的「文化纯净」。 基于上述对几类谬误的反驳,我们此时可以就如何定义左右得到两点小结:(1)「左」与「右」的含义取决于语境,一切定义首先要肯定其历史性;(2)不能指望以静态、概括性的概念抓住「左」与「右」的一切,一个动态、具体的操作性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更有助于理解这组对立。因此,下文将首先检验左与右的历史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操作定义如何可能。 光谱的历史性:左与右的历史语境 1898年,埃米尔·左拉在公开发表的一封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中愤懑地写道: 至于我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和他们没有恩怨或仇恨。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种实体,只是社会上各种坏事的化身。我在此采取的行动,只是透过革命性的方法来催促真理和正义的爆发。 这封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引爆了整个法国右翼的愤怒,涌上巴黎街头的民族主义者叫嚣着要逮捕乃至处死左拉,一贯保守的法国军方则将左拉告上了法庭。但这一切正中左拉的下怀:他所计划的正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整个右翼的怒火吸引到自己身上,以重新燃起全法国社会对被法国政府和军方试图压下去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裁决为叛国罪、流放到恶魔岛并剥夺军衔,指控是他将几项法国的军事情报出卖给了德国。然而整个审判十分草率,证据并不充分,法国情报机关获得的叛徒的字迹和德雷福斯的并不符合;在德雷福斯家人冒着被捕风险的努力下,真相一步步水落石出,但试图「维护国家尊严」的军方和法国政府也开始了行动: 1896年,新任法国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乔治·皮卡尔中校发现,将军事情报泄露给德国的内鬼似乎另有人在,他通过种种蛛丝马迹认定,另一名总参谋部成员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更有可能是那个出卖情报的叛徒。但是军方出于「维护军队尊严和国家安全」,认为倘若重审德雷福斯一案、便势必使本就因天主教和保王党传统而备受怀疑的法国军队在社会上名声扫地,给皮卡尔中校施加了巨大压力令其沉默,并将他调到法国殖民地突尼斯、事实上地放逐了。但皮卡尔调查此事的备忘录渐渐为政界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所知,法国舆论逐渐分化为「德雷福斯派 (Dreyfusard)」和反德雷福斯派两方,前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并揭露整个军队和政府中存在的不公,而后者则混杂了维护军队和国家尊严的民族主义与反对德雷福斯本人的反犹主义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军方最终被迫开庭审理真正出卖了情报的埃斯特哈齐,但他最终却被判处无罪,某些军方保守派甚至继续试图伪造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据。 左拉的控诉成为了整起事件的转折点。当时的左拉已经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坛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怒于法庭对埃斯特哈齐的无罪判决和整个军方与政府中的不公,在整理了多方证据之后,他将对战争部、总参谋部、法庭等的一切指控全数写在了那封给总统的公开信里,发表在《震旦报 (L’Aurore)》上,而出版这份报纸、并给左拉的公开信取了「我控诉…!」这一标题的,就是后来成为法国总理、领导法国取得大战胜利并出席巴黎和会的乔治·克列孟梭。一众左翼知识分子随即签署联名信、要求重申德雷福斯和埃斯特哈齐一案(值得一提的是,署名者中包含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等人)。但右翼政客和知识分子马上开始了对德雷福斯派的攻击,法国政府以煽动和诽谤的罪名起诉了左拉,右翼舆论则宣称德雷福斯派「没有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因为在他们看来,让法国政府向身为犹太人的德雷福斯低头、承认法国军队在整个事件中的过错和不公,就等同于破坏国家尊严、损害军队声誉进而动摇「民族利益」。 对针对自己的起诉早有准备的左拉和他的朋友们,借法庭审理自己的机会,将大量他们搜集整理的证明德雷福斯的清白、埃斯特哈齐的罪状和法国军队的迫害的材料公之于众,让德雷福斯事件真正成为了广受公众关注的「事件」。左拉被裁决为有罪,并因此逃亡英国避难,但整个法国的左右两翼都已经被动员起来了,德雷福斯派的左翼攻击法国政府与军方的黑暗,反德雷福斯派的右翼则举行了大量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示威乃至暴动,法国的政党格局也因此洗牌——1898年大选中,左右翼分别依照支持德雷福斯与否结成了政治联盟,胜选的反德雷福斯联盟中自称拥护共和国的进步共和党人竟然与保王党成为了盟友,而法国反犹太联盟首次赢得了二十多个席位。最终,一个上诉法庭开始重审德雷福斯一案,他仍被判处有罪、但量刑获得减轻,又在政府的提议下接受了不再上诉的条件以获得总统的赦免;直到1902年大选中「左翼联盟 (Bloc des Gauches) 」胜出,德雷福斯才逐步被平反昭雪,但此时左拉已经被右翼分子谋害、与世长辞了。 德雷福斯事件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了法国的左翼与右翼——或者说,围绕着一个人和一起事件刷新了法国政治的历史语境。在此之前,自1870-75年的政体之争起,法国左右翼间最清晰的界限就是是否支持共和国,拥护议会共和政体的即为左派、希望复辟君主制的即为右派。但在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扩大后的首次大选中,反对德雷福斯一派的共和主义者与同样反对德雷福斯的保王党结成了同盟、即便双方在政体问题上仍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支持德雷福斯的共和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则与更左翼的社会主义者结成了同盟、双方都要求对保守和反动的法国政治建制进行改革。1902年大选的「左翼联盟」直接使用了左 (Gauches) 的字眼,来彰显这个温和共和派、激进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因支持德雷福斯和反对天主教保守传统而凝聚在一起的同盟,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激进党的共和国」:反德雷福斯派鼓吹反犹主义、天主教传统的保守价值和军队与教会的建制,左翼联盟政府就进行了一系列反对教权、反对旧社会结构的改革,直到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为法国持续至今的世俗国家传统定调、给了天主教和保王党人沉重一击。 在支持德雷福斯的左派全面主导法国政治后,随之而来的是奇特的「左翼挤出」现象:温和共和派、激进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因支持德雷福斯而自称为政坛的左翼,但政治的发展、新政党和新派别的成立却慢慢将它们挤向中间乃至右翼;原本为左翼提供了鲜明标准的德雷福斯事件,被更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上的对立取代了。在经济政策上更偏国家干预与国有化的激进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壮大将温和共和派挤向了中右翼,演变为日后法国温和右翼最主要的政党民主共和联盟;激进党人内部的分裂让激进社会党人把被称作「独立激进党人」人的激进党右翼挤到了中间;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社会主义者挤向了中间的温和左翼。于是到了间战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法国政坛上几乎每一个主流政党都会宣称自己属于「左翼、因为它们大都支持德雷福斯而拥护共和国,但在国有化和财政政策、社会福利、农业经济、同梵蒂冈的关系、对德国和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等方面,这种广义上的「左翼」内部又再一次产生了左与右的分化,拥护国有化、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工人福利、在大萧条时希望法郎贬值的便是「左翼」中的左翼,鼓吹私人工商业、支持维护小农和中产阶级利益、希望维护法郎币值稳定的即成了「左翼」中的右翼。 在这一事例中我们看到,左与右的历史语境是极富动态、因政治和社会议题随时可能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的;左翼与右翼区分的直接来源往往是在具体议题与政策上的立场分化,这种区分可以是围绕着通常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如先前讨论的是否支持变革、是否支持国家干预等),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同样也可以围绕着个人展开——一如本文开头的方方一事。支持、同情方方(连同李医生等其他争议人物)与否可以作为重新划分国内语境下左与右的依据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依此划分的双方在其他重大经济、社会、文化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上便会有多少共识,而这种围绕着个人的政治光谱左右划分除了有助于为我们在茶余饭后找到谈资之外、并非是定义政治立场的严肃标准,因为从德雷福斯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仅在某一特定争议问题上宣称自己属于左翼(或者光谱上某一位置)的人并不见得就真的拥有如此的立场。需要重复的是,「左」「右」的划分是主观的、动态的、依赖于语境的,这种划分并不能说明双方、以及其中一方的内部在具体问题上拥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公开宣称自己支持共和国和共和主义、因而属于左翼的不少人,实际上却处处反对旨在提高工人福利的经济改革、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他们反倒被广泛地视为右派也就不奇怪了。 光谱的语言:左与右的参考系 方方就像是当代中国的德雷福斯,让我们谈论左右的话语围绕着她重新塑造了,她自己及她的支持者、反对者们对政治语汇的使用(或滥用)让这种话语变得混乱,反对者乐于标榜自己的“左翼”身份、而支持者则变成了「自由派」。但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总结,当左或右的名头作为一种对自己的宣称或对他人的指控时,并不一定能在涉及具体政治观点的领域中区分立场;纵使反对方方者们总是自称为左翼和拥护社会主义,这却改变不了在与他们相反的一方中有不少人甚至更贴近于通常对左翼的定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对对方方的攻击的理论基础。 这种政治话语的混乱并非新鲜事。中文互联网某些特定圈子中时常谈论的「工业党”「复杂中国论」、乃至于在国际事务上对「白左」的污名化,都是这种混乱的产物;拥护或抵制996与加班的、支持或反对环保主义和性别平权的、赞同或不赞同言论与维稳体制的,都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证明自己为什么属于左翼、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种种政治话语的参考系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陷入了混乱,也因此让公共领域中对左与右的划分遭受了接连不断的倒错:   1966至1976年的运动围绕着该运动本身及其领袖,将认同与不认同的两方划分为左右。认同运动的一方即为左翼,意味着它同时拥护领袖个人的权威、集体「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氛围及其背后的国家和集体主义想象;而反对运动的一方被划为右派,内涵是反对国家、反对马恩列斯毛的意识形态、崇尚个人自由而拒绝集体主义。随后八十年代的政治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文化上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更是给这种划分定调并进一步细化,被打上引号的「左」意味着回到1976年之前的老路、没有认清「实事求是」的真理,而无需打引号即可随意批判的右意味着自由化、西方价值观与反对社会主义体制,官方话语下真正「正统」的无需打引号的左则必须同时拒绝两者、而坚决拥护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政治上集中、稳定的领导体制——尽管打引号的「左」可能仅是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不平等现象,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派」中同样也不乏爱国、拥护社会主义体制并希望深化改革开放以维护这一体制的知识分子,但官方和「正统的左」通过其政治上的绝对垄断将双方的话语权都剥夺了、并几乎逐出了政治参与。可以看出,最早一边同「右派」斗争、一边又开除别人「左籍」的并非一些民间的左翼人士,开了对「极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各打五十大板之先河的也并非所谓「温和保守派」或伤痕文学云云,官方为两者开了头。 于是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方方的反对者们用以自嘲的「极左」一词,恰恰来自于他们所自称拥护的国家体制的官方话语:是官方话语最早为「极左」、或打引号的「左倾」赋予了同情 WG、通过极端手段来「践行」意识形态的内涵。作为一组相对概念的左右,在谈论时总是需要某种参考系来映衬出两者的位置;但当这种参考系本身就陷于混乱和悖论时,在此基础上的政治话语也自然就总是充满矛盾了。 一方面,官方意识形态本身便包含了许多倒错: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反差,再到明明属于核心价值观、却已经在某些网站中被列为为「敏感词」的若干词语,这种倒错贯穿了世易时移,一直存续着。或许民族主义叙事还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一定程度上相容,但对996和超时工作的辩护、「人民富豪」的命名、强征强拆等问题与「工农联盟」「中国梦」的官方叙事相左,应该已被多数人认同。 另一方面,官方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意味着,这种充满内在张力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日常政治话语唯一可用的参考系。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政府之外的众多在野党、工会、政治和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非官方媒体等「连结机关」为民众提供了众多参与政治的途径,共同构成了日常生活中谈论左右的参考系。例如在美国,倘若一位自认为拥有左翼思想的年轻人认为主流民主党代表了建制和精英的利益,那么Ta可以选择伯尔尼·桑德斯;倘若Ta拒绝政党政治,那么还有工会联合会和各类左翼社团;倘若Ta认为工会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驯化,那么还有雅各宾 (Jacobin) 等激进杂志;倘若Ta想要拒绝一切权威,那无论是去中心化组织的ANTIFA、还是知识界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圈子都仍提供了选择——以上的种种为从温和到激进的美国左翼都提供了实际、具体的参照物,不难指出一位热衷参与政治者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在中国,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能够选择参与的有:微博、知乎、豆瓣、微信、QQ、贴吧。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上述的混乱和倒错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剧,而第二个十年结束时,混乱、倒错与政治垄断都达到了顶峰。对冷战期间国际范围内左翼运动的研究指出,「左翼无限可分」的状况倘若不是在拥有实际权力时内部斗争的产物,便总是出现在那些来自左翼的政治参与受到限制乃至打压的地方,例如冷战期间因两极格局而镇压左翼运动、竭力阻止青年学生参加政治的日本和西德,因为它们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源、即可供招募吸收的同情左翼者受到极度限制,出于一种竞争资源的策略考量,左翼不同派系间便会更清晰地勾勒出彼此间的区别、以有针对性地动员本就有限的同情左翼者的支持或参与。在今天的国内语境下,政治参与的垄断不仅在左翼、而是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都制造了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而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倒错则进一步使这些碎片式的左与右的派系经常难以宣称自己在光谱上所处的位置、也难以被公众正确地认识到其政治坐标,最终仅有一种鲜明的、却不必担心受到政治垄断打击的政治立场脱颖而出,在互联网充分普及、而非仅给了特定群体发生渠道的时代中成功夺取了网络舆论的话语权,那就是赞同体制、赞同国家机器及其一切行为、纵使官方意识形态混乱也总是紧紧拥护这种混乱的那一派人,我们通常以某种颜色代称。   左翼作为一种解放的立场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总结:第一,左与右的概念总是围绕着具体议题而动态地存在,既无法在理论层面为其找到绝对不变的标准、也并非由主观的宣称本身决定;第二,识别左与右的立场需要一种由社会现实构成的参考系,但这种考察必须首先认清参考系——即现实政治——的内在混乱、矛盾和倒错。 正如上文所言,我们必须为左翼找到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而非仅写在书本上的操作性定义,通过描述与某一对象的互动来定义这种动态的立场,这个对象即是上文已经多次提及的「建制 (The Establishment)」。狭义上的建制指代在某一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或精英圈子,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对社会系统性地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乃至控制;但这里我们取用其广义的定义,即社会中一切支配性的、稳定的结构的总和,这包含了政治精英圈子(如执政党的领导层、美国政治的「铁三角」、军方)、经济结构(如东欧国家的寡头、欧美的金融界、整体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阶层和规范(如阶层固化、父权制、具有强制力的「传统习俗」)、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某些国家的天主教伦理、官方的意识形态垄断、主导性的价值观)。换言之在国内语境下,狭义的建制仅包含了所谓「赵家人」和马云、任正非等商界精英,但此处着重讨论的广义的建制则包括整个政治决策与选拔体制、经济各部门国有或私人的大垄断集团、逐渐稳定的阶层固化和城乡二元结构、服务于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教育体制、主流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等。 左翼也是一种人道的立场,它反对建制的根本目的便是要追求人从建制中的解放——建制,即那些主导社会的结构、体系、机制,总是不断尝试着为自己辩护、将自身存在的意义从推动公共利益偷梁换柱为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并想方设法消灭那些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力量。某些学术流派认为国家和法律是公意的体现、维护社会规范的强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论道社会中的反对派即是动摇社会规范的恶人。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国家和法律有其具体的承载者,而这些承载者并不总是严格遵照社会的公意行事、甚至时常它们行使支配地位的目的就是巩固其支配地位本身,另一方面它们又会不断或主动、或无意地将人异化,使人们淡忘人民的国家,而相信国家的人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两位忧心忡忡的社会学之父都对这种谎谬提出了警告:前者抨击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人的异化,而后者则担忧追求效率和理性的现代官僚制把人们关进铁笼。 欧美对20世纪社会运动的研究提出了基于微观-个人与能动性、中观-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宏观-社会环境与宏观理念的三个层面的分析范式,以理解社会运动的形成、演化及与社会的互动。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相对于建制的立场或与建制的关系、在这三个层面上回答「左翼是什么」这一问题: 在个人能动性的层面上,左翼倾向个人对建制的拒绝与反叛,而拒绝建制对个人的规训和系统性压迫。同情冉·阿让与宋公明并非出于宗教伦理的慈悲为怀或替天行道的江湖精神,而是首先因为对他们所生存的压迫性的、不公的社会感到愤怒,才会产生对这种社会之下那些悲惨、却又敢于反抗的个人的同情。左翼为平等和社会正义而斗争正是这一逻辑的结果:「自由」「富裕」「秩序」「荣誉」等一切美好的词汇倘若仅为部分人享有,那么总会有另一部分人为这种特权承受代价。 在组织与结构的层面上,左翼倾向对现有建制的结构性批判和改造,而拒绝维持现状。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承受的剥削,因而推动社会保障和工人福利的改革;环保主义反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当代经济模式,因而要求朝着更环境友好的方向改造社会;女权主义反对父权制在从政治经济权利到话语与社会规范上的种种支配,因而呼吁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为彻底地批判现存建制的结构并要求改造社会。——直到系统性压迫终结之前,左翼总是批判并希望改造建制的。 在环境和宏观理念的层面上,左翼将人本身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而拒绝以抽象的、与人并无直接关联的价值替代人的第一性。自人类社会形成之初起,便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神圣、先验、不可侵犯的伦理和意识形态,超越了人本身的地位并让人为之牺牲:宗教伦理、礼乐宗法、对民族与国家的狂热、反犹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个人崇拜、社会达尔文主义、红色恐慌、市场万能的信仰、商品拜物教、优胜劣汰的奋斗哲学…… 因此左翼追求人的解放,便是要使人从这一切抽象的价值中脱身、摆脱由这些先验价值指挥的社会结构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则将更进一步,要求彻底终结人类劳动的异化与社会关系的物化、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左翼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将人——连同人的解放——放在第一位,而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仅能是暂时的手段和妥协。 而左翼在以上三个层面中任意一个上的对立面,都可以归结为右翼;而倘若自称为左翼的某人在实践中在一个或几个层面上到了左翼的反面,那同样也可以归为右倾乃至同右翼合流。从埃德蒙·伯克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即便偶尔为社会进步说几句好话、又鼓吹某种实用主义而批判「用抽象主导行动」的左翼,但却永远无法摆脱一种对传统、权威与秩序的更加先验的神圣信仰,因此毫无疑问地处于右翼;认可为了「生产力”的进步便可以牺牲部分群体和社会正义的所谓「工业党」、与鼓吹「把饼做大」「入关」的那些人,则忽视了一切进步和利益倘若不能被所有人平等地分享、则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既有建制的压迫和对劳动成果的剥削,因而也实际上处在右翼;至于为了抽象的民族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地攻击「敌人」、乃至伙同不完善的公权力滥用举报的极端粉红,则是为了维护建制而迫害个人,同样处在右翼。 更具迷惑性的是同样扛起反建制大旗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他们要求消灭腐败、终结精英的统治、惩戒那些行政系统中的坏分子并推行对「大众」有利的政策,甚至在某些语境下他们还自称属于左翼、属于社会主义的阵营——这时就需要仔细审视他们的立场与诉求了:这些人反对的仅仅是那些精英但腐化的个人、还是整个不断再生产并选拔出这些腐败精英的体制?这些人的叙事中,能够带来改变和拯救的是某个高高在上的暂时奸臣蒙住双眼的圣明权威或神圣的民族/国家大义、还是对既有的建制与一切先验神话的系统性批判和改造?这些人在提出诉求、要求实行利于「人民群众」的政策时,是否已经先入为主地将一部分人排除出了「人民群众」的行列(例如特定阶级、少数族裔、边缘群体)?这样的拷问也是检验同样模糊的「民粹主义」的标尺。 左翼是一种解放性的实践立场——即便这一立场在实践中总是充满矛盾和坎坷,但这正是因为它对人的解放的不懈追求——这是对标题中的那个问题最简短、最直接的回应。在社会中压迫性的、剥削性的成分被彻底推翻之前,左翼的立场就总会反对建制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形式,因此它是解放性的;在那些成分连同种种社会问题被彻底解决之前,袖手旁观、逃避针对现实议题的研究和行动就等于对建制的妥协,因而它又是一种实践的立场。即便本文的讨论并非严谨的学术作品,但面对混乱而满是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公共领域的政治话语时,我们仍应当努力找到一种对左翼和右翼这组集模糊、宏大、争议与主观于一身的政治术语的阐释,而本文正希望让这种讨论从一些专业或娱乐的小圈子中逐步走出——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下总是无法逃避谈论政治、更无法逃避政治本身的。/

凯迪 | 24名待录考生档案遭篡改终至集体被顶替事件 | 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某日,刚刚退休不久的南京市民仇先生因为某种需要,前往市档案馆查询一下自己的人事档案(2017年初,南京市档案馆已采用数字处理技术对馆藏人事档案进行了数字处理,普通公民若出于证明等需要,都可自行前往查阅)。查阅过程中,仇先生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1977年参加高考时的考生档案有多处明显的篡改剪贴痕迹。仇先生的《考生报名登记表》报考志愿栏被一张纸条粘贴覆盖,这张后贴上去的纸条,试图恢复原先填写的内容,但粗糙的复原留下了多处错漏。纸条内容显示,他的第一志愿院校“南京工学院”被改写成“南工”;第三志愿专业“建筑学”被改写成“建筑”。此外,考生档案中《选拔学生登记表》第4页,留有纸条粘贴痕迹。档案中凡涉及报考志愿的内容,都被覆盖或留下覆盖痕迹。档案目录中材料入档日期,本该形成于1978年1月的《选拔学生登记表》,却显示为1978年6月入档。由眼前的一幕,联想到多年前单位同事间一直纷纷扬扬流传的有关与仇先生同一批高考“因政审原因”落榜后被招工进单位的共24名同事是“被人将考生档案掉包,进而被顶替”的传言(由于没有真凭实据,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不免让仇先生引起了警觉。仇先生将发现的问题通知了正陆续退休的另外与他有着相同经历的同事。随后,这些同事查档后也发现,档案中1977年考生材料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剪贴,甚至抽取缺失等破坏,当年的传言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发现问题后,仇先生开始了艰难的调查。调查涉及江苏省档案馆、扬州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东南大学档案馆、南京市社保中心、中央档案馆、扬州市教育局、扬州市考试院等。随着调查的深入,一起发生在江苏省1977级高校招生中的一桩有组织有计划篡改考生档案、人为制造考生落榜、大面积掉包顶替的恶劣事件浮出水面。 (1)77高考,风云突变 1977年国家全面恢复高考,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系统内领导干部子女多年来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的路被堵死。为了子女前程,指挥部打算以石油勘探系统缺乏技术人员为由,请南京工学院(现为南京东南大学,以下简称南工)随77级招收的新生一道,为其培养一批学员。若指挥部仅以此方式让其干部子女进入南工,其实只需与南工签订一份“委培”协议即可,但他们如果要让其子女像统招生一样拿着毕业证书走出校门,就要签订一份“代培”协议。“委培”、“代培”仅一字之差,但生源完全不同。“委培”生生源来自委托单位,而“代培”生生源则来自应届考生。应届考生具有高考身份和高考成绩,而毕业证书的取得不能缺少这两样要素。怎么办,应届考生资格哪里来? (2)一盘很大的棋 试试向省计委发出申请。他们计划的第一步是借为石油系统培养技术人员名义,抢在各院校尚未录取时,向省计委打报告,申请择优录取30名参加1977年高考的插队知青考生,采用“先招工后入学”方式,请南京工学院按四年制本科代培。第二步,在得到批复并将获批考生招入指挥部新成立的下属单位石油物探研究大队(以下简称物研队)后,再偷梁换柱,改用领导干部子女冒用获批考生77级考生身份进入南工。最后第三步,在南工配合下,找寻时机,将顶替者转为统招生,洗白毕业。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重大国策,他们低估了与这项国策配套出台的各项政策。按照政策,省计委在批准指挥部代培申请的同时,特别规定代培生生源只能是落榜生。同样,按照政策,南京工学院在同意为指挥部代培的文件中规定,所招代培生必须满足“本届高校招生要求”,且“学习结束后不发毕业证书”。按理说,话都说到这份上,该死心了吧? (3)天下事难不倒“英雄汉” 在某些领导眼里,干部子女高校镀金高于一切。他们费尽心机,怀着走一步算一步的侥幸心理,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地将黑手伸向了已过分数线的待录考生。他们要实施的计划是:第一步,通过某种途径,抢在各院校录取工作尚未开始,待录考生的档案资料还在招生办时,先行下手,拿走30名插队知青的档案。这事什么人才能做?细思极恐啊。他们也不是高校,会以什么名义拿走这些档案呢?因为国家政策的严密,他们只得“出奇兵”了。他们采用了你我都想象不出来的最下三滥的方式,对考生档案做涂改、剪贴、抽取处理,使这些考生材料或无法投档、或无法应录,最终作为废表从而被剔除在外,事后直到1978年6月才再悄悄恢复涂改等重新入档,因此便留下了仇先生等同事们所看见的原始档案惨不忍睹的怪模样。最终他们顺利地通过扬州地区招生办拿到了30名“作废的”合格待录考生档案。人神共愤啊!第二步,要将待录考生“变成”落榜生,引诱他们上钩。这事就简单了,他们将招工的时间一拖再拖,待全国的招生工作都已经结束,30名考生都“心已成灰”了,然后冒出来,挥动橄榄枝,对这30名“被落榜”考生进行招工面试。面试时用考生档案卷宗作为落榜证明,欺骗考生说是政审原因落榜了,结果30名考生中有24人受骗。虽然1977级考生被招至物研队只有24人,但这没有影响他们30人高校镀金计划的实施,因为指挥部手上有30名“被落榜”考生档案。最终,指挥部、物研队实际将29名干部子女作为顶替者,送入南工代培。从1977级考生中招工24人后,指挥部、省招办没有忘记销毁记录24人去向的《录取新生名册》。当年无论院校录取新生,还是企事业单位录用落榜生,都要在各地招办填制这种名册。扬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可查到当年扬州地区待录考生的去向信息,唯独这30名被改档案考生,没有留下任何去向信息。 (4)政审谎言 为了使事情变得合理些,他们臆造出一个“因政审原因落榜”的借口。他们利用当年高考政审中的一份材料,即每个考生档案卷宗里都有一份记载主要社会关系主要问题的《政治审查表》。这份审查表连同县级政审结论,要求于1978年1月27日前完成。地级政审则在这份审查表和县级政审结论基础上,要求于1978年1月30日之前作出。明知被拦截下来的考生全都政审合格,他们顾不上《政治审查表》形成在先、政审结论形成在后的逻辑关系,跳开考生的政审结论,从《政治审查表》中挑碴找刺,找寻借口。他们不去对照高考政审政策,想当然地罗列了各种政审不合格理由,甚至找出了诸如“其母自‘一打三反’以来就没再参加居委会工作”等落榜理由。在当年实际落地的招生政审政策面前,这些落榜理由荒唐得不能再荒唐。 (5)掉包顶替 “被落榜”的30名考生成了省计委批文中的获批代培生,其中24人被招工到物研队后,他们便开始了掉包顶替操作。他们将系统内30名领导干部子女作为顶替者,盗用获批考生档案材料中高考身份、高考成绩等信息,对顶替者档案造假,使得最终有29名干部子女进入南工代培。在能查阅到的招生文件、办事批文、拟文原稿、交办通知、情况简报、遣返处置、学籍管理、职称评定等相关资料和相关活动中,所有事实都指向:指挥部、物研队在顶替者档案中一一对应冒用了获批考生的19 7 7级考生身份,并盗用了对应考生的考试成绩。指挥部将这29名顶替者作为省计委批准的代培生送入南工代培。南京工学院从内部配合,采用“按77级招生,随78级入学”策略,用77级批文,77级考生信息,按77级新生招录。并且,他们还为顶替者特别设计了入学方式:与77级新生同期办理好入学手续(包括户口转移)后,并不与77级新生同时入校,让29名顶替者呆在校外集中补习,这就避开了77级新生入学的身份核对。半年后29名顶替者随78级新生一同入学。由于之前已经办好了77级入学手续,属于已入校学生,只需再办理一次户口转移手续,而无需办理78级入学手续,这就又避开了78级新生入学身份核对。在南工配合下,29名干部子女悄无声息地顶替了“被落榜”的1977级考生,完成了掉包。 (6)洗白毕业 这29名顶替者进入南工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等文件相继出台。在全面恢复高考后,国家开始大力整顿高校秩序。国务院国发(78)146号文更是明确要求各院校遣返所有变相工农兵学员,包括遣返任何形式的代培生。教育部甚至专门针对指挥部的代培生,电话通知江苏省教育局,严令要求“根据国务院(1978) 146号文精神一律退回”。一边是中央连续不断出台的整顿政策,一边是指挥部、物研队与南工、省教育系统之间的“协议”,最后,协议战胜了政策:先由南工按中央文件要求向代培生发出遣返函,接着省教育局给相关院校发出带两个不同方案的通知。最后,南工公然将计划外“代培生”改为统招生性质的“扩招生”。与此同时,慑于高校整顿的高压态势,为避免夜长梦多,指挥部忍痛同意南工将原计划四年制本科改为二年制专修科。就这样,经改换班级、重编学号,2 9名顶替者在逃避遣返的同时,竟然借机换了马甲,“摘帽”洗白。两年后,南京工学院为29名顶替者制作了毕业证书,再次对29人人事档案造假。虽然这29人有冒用的入学考试经历,有冒用的考试成绩,但南京工学院为防止掉包顶替事件败露,最终还是不敢保留这29人毕业证书的发放记录。在东南大学文书档案中,这29人虽然每人都有两个学籍编号,但毕业证书发放记录中根本就没有这29份毕业证书的证书号段。 被篡改、破坏档案部分实例(因涉及个人隐私,无法列出全部涉案材料),考生档案被篡改、破坏的主要形式包括:(1)《考生报名登记表》被抽取;(2)报考志愿被粘贴覆盖;(3)政审结论用废表替代;(4)地级政审结论被裁掉;(5)《选拔学生登记表〉招生结束后入档;(6)报考志愿被涂改、粘贴、再粘贴。

炎黄春秋 | “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 | 中国数字时代

CDT编者按: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王铁群,文章原标题《中共抗战时期的民主主张与实践》,发表于《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曾被认为代表中共体制内自由派的声音,刊载历史记述及评论性文章,作者主要为中共元老、体制内学者和作家。2016年7月,杜导正、胡德华、徐庆等管理层被撤换,《炎黄春秋》发表停刊声明。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确定了把中国建成“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发展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毛泽东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高举民主政治大旗,坚决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产生了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共分3个部分:“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在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正式拉开了中共延安时期反专制争民主斗争的大幕,树起了反专制争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中共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思想主要有: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新华日报》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英美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指出:“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础,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根源。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当时也崇尚美国的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同上)中国共产党曾经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华日报》这方面的文章很多。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新华日报》都要发表文章纪念。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往往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是积极宣传和学习的,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缺乏民主的国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也强调中国没有民主。他说:“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19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周恩来:《“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1944年3月12日)那么,中共领袖认为在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同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页)一党专政是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决不会“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发出的庄严的历史承诺! (四)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 独裁专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实现民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这是中共媒体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党专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1944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郁敏的文章《强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 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五)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利”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制度,努力向国民党政权争民主并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的政治改革,而且以身作则,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上积极探索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认真实践民主政治的原则。中共民主政治的实践主要表现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和建立三三制政权方面。早在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就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制定颁布了选举条例。对选举,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非常重视,许多地方成立选举委员会、选举训练班,认真组织,积极培训。各边区都印行了大量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印了100余种报刊,像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据地还组织了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他们走村串街,宣传选举的重要性,如晋察冀边区的戏剧《选村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选举的重要性。在抗日根据地,大多数选民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在乡村选举中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中国人富于智慧,人们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投票方式。村选比较普遍的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此外还有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举胳臂等。其实选举的关键不在于选举的技术问题,而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选举是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根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人,占80.4%;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人,占84.5%;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以上。(宋金寿等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243-244页)通过选举,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选举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边区农民通过投豆子、举胳膊,选举出了他们满意的官员。这种广泛的民主选举活动,对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三三制”原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即根据地政权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从1940年试行,到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中共许多领导人都强调实行“三三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共一党专政。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那么,中共如何实现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呢?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的领导,是靠“占1/3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如果说服无效,“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可见,中共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强制性的。由于实行了“三三制”,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天”成了蓝蓝的天。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考察过根据地的中外人士大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千难万险,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正是因为那里有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环境。1940年前后,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后来的历史果真被他言中。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人们的民主政治觉悟,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现在探求中共胜利的原因,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动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走了蒋家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胜利。中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动作用。

古醉金迷 |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大道就是人生应走的路,英国是全世界现代化的老祖宗……歌词的开始是皇后大道西,就是英国,来到东方就变成皇后大道东,即是香港,由大道东到大道中,就是中国,希望皇后大道的现代化可以由香港去到中国。” ——罗大佑对部分歌词的解说 罗大佑说歌曲灵感源自于他外出购物时看到的路标,写好基本旋律后,只填了「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一句,并用作电影《吉星拱照》的插曲。 后来罗大佑正式製作歌曲,邀请林振强和潘源良填词但没用上。林夕经黄霑介绍给罗大佑,是第三位接活的词人,他后来受访时,表示歌词不是「表达意见,而是反映情况」,又不想强行向听众灌输政治讯息,所以用「嬉笑怒骂的形式来表达」;亦视之为「快的儿歌」,用「小孩的眼光」来写;并按著罗大佑提供的意念(包括「皇后大道东」、「硬币」等象徵),花了四小时把词填好,为罗大佑所採纳,林夕亦自此成为音乐工厂的御用填词人。 罗大佑刚在香港创办音乐工厂,旗下缺乏歌手,唯有向其他唱片公司借人,最后相中飞图这家小公司的蒋志光。 歌曲整个製作过程由写曲起至混音,共花了四年半,并于1990年底派台,后来成为音乐工厂首张专辑的主打歌。 几个名词解释: 皇后大道:香港市区主干道,为香港开埠后第一条建筑的市中心街道。 皇后大道西:临近英属香港政府所在地政府山,代指英国 皇后大道东:指英殖民时的香港 皇后大道中:中国 人民如潮涌:表面指皇后大道繁华热闹的情景,代指香港移民潮 贵族朋友/漂亮朋友: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硬币背后:港圆后面的伊丽莎白二世头像 知己:伊丽莎白二世、英国政府 伟大同志:不解释 楼花:房产预售许可证,代指楼市 换换名字:如天津「维多利亚道」改为「解放北路」、「花园街」改为「山东路」 正义朋友:中国 批准马匹一周跑两天:赛马会由女皇特准后,在香港举行,对赛马传统,伟人承诺「97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 大国公民:英国公民 祇须身有钱:投资移民有资产限制 城巴、路线:1967年后,港英政府认为「白牌车」(非法载客的车辆)可以改善交通,遂未取缔之,而是发出运营牌照,是香港现代小巴的雏形。 林夕称写《皇后大道东》时没任何「包袱」(自我审查的需要)。在1991年《铿锵集》的《香港,我的爱人》中,他表示香港回归后也许再没有自由的创作环境写这些题材,「所以现在先写,但特别希望将来的人还记得」 2007年,林夕说此曲早年在中国大陆是禁歌,卡啦ok场所不准唱,后来才解禁 2019年6月16日晚上,罗大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2.0—青春无悔追梦版》中,唱完这首歌之后,言谈中至少强调了3次「有些事情真的不能那麽急」。 2019年6月20日,中国大陆网民发现《皇后大道东》被全网下架,原因不明。 部分歌词: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东上为何无皇宫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涌 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 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 面上没有表情却汇聚成就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 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人间思想笔记 | 她崩溃了,你们可以骂她了 | 中国数字时代

7月2日,北京石景山万达广场,一位女子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崩溃大哭。电话那头是中日友好医院,通话内容是告知她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在她崩溃大哭之后,周围的人纷纷躲得远远的,却没有忘记打开摄像头,记录下她的狼狈和不堪。 很快,相关视频传到网上,她的一举一动成为网友热议的对象。同情的声音很少,谩骂是主流。 有人说: “我知道这么说很不近人情,对一个今天刚阳性的女性非常缺乏同情心,但仍忍不住想说:中午在石景山万达接到确诊电话后,无所顾忌地在公共场所嚎啕大哭的谢某某,无论她自己有多么离奇的遭遇和痛苦,都请有关部门调查一下她是否北京户籍,如无北京户口最好病愈后限期离京,她不适合在北京工作与生活。” 我读了好几遍,都理解不了这段话的逻辑。在公共场所嚎啕大哭就不配在北京工作生活吗? 这跟她有没有北京户口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北京户口的人有资格在石景山万达嚎啕大哭? 有人说:“检测结果没出来,就出门瞎溜达……在家里等一两天能死啊……哀嚎咳得喘不上气,身边经过好几个没戴口罩的人,包括小朋友!她哭,整个商场的商户不更该哭?” 有人甚至开始心疼她后来在商场外坐的那块石头。 总之,人们认为她不该哭,更不该嚎啕大哭,不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像机器人一样自行关机,等待维修人员把她拖走。她崩溃,那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就是自绝于人民。 一个石头都比她重要。 我不了解她为什么崩溃,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知核酸结果阳性之后是有可能崩溃的,她或许把新冠病毒想得太厉害,或许经历过其他不容易的事,核酸阳性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传言说,她在电话里说自己刚被家暴刚离婚又被通知阳性。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她崩溃大哭就很容易解释了。 我知道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哪怕对门邻居,都可能一百年没说过话,何况是商场里遇到的陌生人。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嚎啕大哭的时候,难道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同情吗?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指责和谩骂呢? 事情很快有了新进展,但情况对这名女子更加不利了,反而是第一时间骂她的人觉得自己骂对了,庆幸自己幸亏没有圣母心泛滥。 北京市疾控中心回应称,该女子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6月14日曾到新发地市场关卡处短时停留……其在居家隔离期间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 好一个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继续骂,狠狠地骂。 “还他妈有脸哭,害了多少人”“看接电话的情绪反应就知道性格了”“这女人太可恶了”“严惩吧” 总之,她不仅阳性活该,而且挨骂活该,正义群众骂得还不够狠,不够解气。 可是没有几个人认真体会通报中的这段话—— “6月5日从重庆返京,14日层到新发地市场短时停留,15日核酸检测阴性,16日凌晨因先兆性流产,转运至丰台妇幼保健院,当日诊疗后由转车接到驻地居家隔离。18日出现发热等症状,由120转运到医院就诊,19日核酸检测阴性,治疗后继续居家隔离。居家隔离期间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24-27日,先后到石景山妇幼保健院、朝阳医院西院区等就诊,28日到海淀区永泰东里,29日解除居家隔离管理,30日到石景山区民政局,当日下午参加社区核酸检测,7月1日核酸检测阴性,当日又去中日友好医院核酸检测,7月2日到万达官场购物,先后进入木北造型理发店、某女装店、内衣店、味千拉面餐厅就餐,12时接到中日友好医院电话通知,核酸检测阳性” 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关键词:核酸检测阴性、先兆性流产、解除隔离。 先兆性流产在先;多次核酸检测阴性是事实;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基本是为了就诊。她去商场是在解除居家隔离之后。 “30日到石景山区民政局”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印证了之前“被家暴”“离婚”的传言。 假如一个怀孕的女性,接连遭遇家暴、离婚、新冠病毒的打击,那么她崩溃了,嚎啕大哭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知道,多次破坏门磁报警器外出依然是她的硬伤,她违反规则了嘛,甚至有人迫不及待地把她说成是违法犯罪分子。 可我还是想说,即使她违规了违法了,一个接连遭遇厄运的人就不值得同情了吗?就因为当众嚎啕大哭,她就要被剥夺做人的资格吗? 哪怕她敏感、脆弱,不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那么她就活该挨骂吗? 从理性角度而言,她即便为了外出就诊,也有更好地选择。但我们不是她,不知道她当时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 她需要承担破坏规则的法律责任,但是在法律之外,我们还要对这样一个不幸的人施加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攻击吗?意义何在呢? 平心而论,我们都没有崩溃过吗?夫妻吵架时,几个人没有歇斯底里的时候?体检结果异常时,谁没有莫名恐惧过? 我们的嚎啕大哭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仅此而已。人心都是肉做的,谁又比谁坚强多少呢。 疫情常态化,要求我们以平常心对待新冠病毒,千万不能把防疫搞成猎巫行动。 我们对安全的追求,不应该转化成为其他个体的敌意。对于违规者,让规则去说话就好了,何必每个人都急着去倾泻怒火。 看着网络上那些恨不能食肉寝皮般的谩骂,我真觉得这世界太冷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圣母之心”了呢?如果有起码的同情心就是圣母婊,那么你们可以骂我圣母婊了。

押沙龙yashl|在苟晶事件里,这才是房间里的大象啊

01 我前几天写过一篇跟苟晶相关的文章苟晶、陈春秀,还有那些坏人,都在和我们赛跑,现在苟晶事件的调查结果出来了。网上有人说翻转了,我不觉得有什么翻转。 最早看到新闻,我也觉得苟晶可能有不尽不实的地方,但基本面应该是真的,那就是班主任确实让女儿顶替了她。 而这个基本面并没有被推翻。 调查结果指出她夸大了事实,苟晶的高考成绩远远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好。 为什么她要这么夸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说我没有想法。她可能是为了让事件引起注意,也可能是对自我美化的记忆偏差,也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炒作。 那种可能性是真的?我当然有个人判断,但我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只能说:不知道。 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 根据以往的社会经验,推测别人的动机,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力,这也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儿。 但难的是对自己的猜测保持克制。 我上篇文章里截屏一位网友骂苟晶是骗子的言论,那是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 我很厌恶这个人的言论。我认为那是恶毒。 现在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我还是很厌恶这个人的言论。我还是认为那是恶毒。 他可能认为那是聪明。 不,那就是恶毒。 现在我依旧不能断定苟晶是个蓄意的骗子。但即便进一步的事实证明她确实是个骗子,一个人在调查结果出现之前就认定苟晶是个骗子,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他,还是理都不会理。 这就像一个老太太过马路,一个踉跄摔倒了。 有人说:好可怜啊,我这就去扶! 有人说:我觉得有点可疑,再等等看,说不定一会儿她自己就爬起来了。 这两种人都没问题。 但是有一种人说:又没人绊她,怎么会摔倒?这个老太太就是骗子!谁搭理她谁是傻逼!我鄙视! 这种人你千万不要理他,尽量离他远点儿。 哪怕过了几分钟,那个老太太过一会儿真爬起来拍拍屁股,悻悻不平地走远了,这种人你还是不要理他。 因为这种人脑子里从没有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猜错了,那个老太太真死在眼前,怎么办? 02 真正让我吃惊的不是苟晶并非学霸,而是另一件事儿。 以前好多人都说苟晶第二年参加的是假高考,“因为学籍档案只有一个”。班主任的女儿已经顶替她了,她就没有学籍了,所以参加的只能是假高考。好多人还说对这个细节“细思极恐”。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苟晶有学籍,因为学籍档案也能造假。 一个普通班主任,靠个人关系,就能造出全套的假名字,假身份证,假户籍,假档案,假学籍。 我当然没有天真到认为这些东西不能造假。 但我觉得这毕竟是很大的事儿,得有极大权势的人才能操作得过来。谁能想到一个普通班主任就能搞定的小事儿? 那么,当时冒名顶替的事情,得泛滥到什么程度? 当年又得有多少受害者? 上周那篇文章里,我收到了很多留言。不少人给我现身说法举例子,说自己被顶替了,或者周围的朋友被顶替了。条数太多了,很多都没放出来。 一篇并不火的文章下面,就有这么多类似留言。那当年受害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实在是难以想象。 而这种事情往深里想,会更觉得可怕。 当年靠人情关系就能做这样的操作,那受害者仅仅是那些被高考被冒名顶替的人么? 碰到其他的事情,难道就不会这么做么? 这仅仅是高考的问题么? 03 整个苟晶事件里,这才是房间里的大象啊。 这难道不是比一个学农自称学霸,要可怕得多么?  

西木的江湖 | 无知的点赞,海参崴是被抢走的!

一向对俄罗斯这个北边的国家没什么好感,甚至隐隐还有些恶感,没别的,就是觉得这个国家不仅野蛮,而且无耻,也是近代以来,对咱们伤害最大的国家之一。 而就在昨天,这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居然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发了一则文字,内容称“今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这边称‘海参崴’)建城160周年纪念日。 并且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始于1860年,并特别注明俄罗斯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文含义是“统治东方”。 稍微了解一点历史,而且怀有爱国之心的人,看到这种文字,恐怕都要血脉喷张,一脸怒气了。 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一直以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直到中俄《尼布楚条约》仍明文规定隶属于清朝吉林将军管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趁火打劫,以武力胁迫与清廷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强行把侵占中国的领土。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清廷求和心切,请求沙俄驻华公使出面调停,但无耻的俄国人,非但没有帮忙调停,反而趁机逼迫签订条件更为严苛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予俄。 海参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俄国人侵吞的,而历史上,俄国侵占并最终被承认的中国领土面积数以百万平方公里计。 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曾对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数的伤害,光在侵占海参崴的过程中,就造成了近20万中国人的死亡。由于当时的清廷示弱,这几乎是一边倒的屠杀,据载,当时尸横遍野,几乎染红了整个乌苏里江。 如今,在中文平台上高调官宣纪念这段侵略史,不说是刻意地挑衅,至少也是对中国人的感情的极大侮辱和不珍重,难怪会引发众多网友的愤慨。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在这条微博的下方,居然有12万多的点赞,要知道,俄罗斯大使馆的官方微博的粉丝也不过只有32万。 我无意于去宣扬战狼式的攻击,但想不通的是,这个时候,那些战狼式的小红粉呢?怎么不高喊“还我河山,虽远必诛”了? 还有这点赞的12万多人,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无知的愚蠢呢?还是真的五行里缺个爹,做出这等没骨气的事情来呢? 俄罗斯是历史上侵占中国领土最多、实质上伤害最大的国家,而且这些领土有些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比如海参崴,由于靠近中国,因此形成潜在的实际威胁。 而且这个国家向来是无情无义,自私的很,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有啥情义和底线可言。这么多年来,与中国的关系也都是利用的多而帮助的少,缺乏基本的真实情感和善意。 就是号称两国关系最好的现在,这个国家也是如此。最近这段时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和印度之间在闹别扭,弄不好还可能有军事摩擦,可是就这会,俄罗斯居然给印度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还立刻组织,从俄罗斯开始向印度运输。 这算不算是在中国背后捅刀的行为呢?事实上,在历史上,这种在中国背后捅刀子的事情,这个国家干得还真不少。 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抢劫、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对中国平民犯下滔天罪行,相比日寇入侵时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军的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让东北群众十分恐慌。“老毛子”四处强暴妇女的行为,至今还让一些老东北人记忆犹新。 就连苏联红军的好战友、中国红军的重要将领、共产党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亦未能幸免,他遭苏联红军拦路抢劫后,再被杀死。可耻的是,东北至今仍矗立着若干苏联红军纪念碑。 苏军对东北的伤害有多大?可以来看一些数据和记载: 1.抗战胜利时,东北三省的工业规模位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的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0%。但短短半年时间,苏联就将东北三省的重要工业设备和物资全部掠走,致使沈阳90%的工厂无设备、东北70%的铁路无机车。——参考《跌荡一百年》 2.据统计,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亿4千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亿6千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3.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4.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 ——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所以,我一直都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会将这样一个国家视为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个值得崇拜和敬重的国家?甚至还天天变着戏法地去吹捧和维护。 海参崴的历史,中学时就学过,如果不是他们的脑袋也像司马南一样被电梯门给夹了,我也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了。     © 大号冲塔 for 中国数字时代, get_post_time('Y'). | Permalink | No comment | Add to del.icio.us Post tags: 俄罗斯,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海参崴 Feed enhanced by Better Feed from 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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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theLivings丨33岁辞职的公务员:我算是误入歧途了

大家都那样,你为什么不?要什么价值和尊严,有什么意义?正直有什么意义?诚实有什么意义?良知有什么意义?既然毫无意义——你为什么不? 1 2017年认识陆平原时,我困在区委办已有五六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混日子,或许不久后我就能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尽管我对这个职业深恶痛绝,并尽力抗拒被同化,但我认为自己努力付出过——或许就是毫无价值地浪费掉青春。虽不敢自夸工作出色,但看到那些比我还混、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才华(后来我认识到,才华不应被限定,拍马屁有酒量能钻营其实也是种才华)的人都升职了,内心颇有些不平。况且升职的好处显而易见。老实说,我当时对此有点着迷。 此外,这时我和王悦歆吃尽了两地奔波的苦头,可多年的安逸使我完全丧失了辞职的勇气,她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放弃大城市的种种梦想,来到这里与我过想象中安稳的生活。 鉴于此前有领导说过乐意为王悦歆在县企里找份工作,那天早晨我便带着她的简历去找领导。走出办公室时我就在质疑自己的决定,上楼梯时我开始难过,快走到那个领导门口时我已经把自己鄙视到尘埃里。我把简历折成一团揣进兜里,转身跑下楼梯——打算下午上班时再做决定。 当天中午在餐厅吃过饭,和陆平原去台球厅时,我将面临的人生抉择和盘托出,请他提供建议。其时陆平原刚进区委不久,他在区委办面向全区公开选拔文秘人员的考试中,中得所谓榜首,据说材料写得极好,理论水平极高,预备让他做新任区委书记的秘书。 不过自从上任区委书记被“双规”后,新书记迟迟未能上任。陆平原来到区委办大半年,只能做些整理档案、协助会务的零碎工作,于是他便很有些空闲来我的办公室同我聊天,午餐时我俩经常坐同个桌子,饭后偶尔会绕着院子散步或去台球厅打台球,由此渐渐熟络起来。我觉得就算抛开我并未见识过的材料和理论水平,他也非常适合这个圈子——他毕业于名校,研究生学历,行政管理专业,谦虚好学,处事圆融周正,待人彬彬有礼,且性格和外貌又非常讨喜,这样的年轻人在所谓的官场,通常都混得风生水起。 自然,我说的是通常。因为我当时忽略了一件事,他既能同我走得很近,聊得来,这就不是个好兆头。由于我的特立独行,区委办大多数人都与我走得很远——也就是说,我在那里没有朋友。因而需要有人指点迷津,只能找陆平原。尽管此前我们谈论的都是哲学、电影、文学之类的空泛话题,但我相信他,因为他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同于我熟识的老古董们。 他听后,只问了我一句:“给你个副科你快乐吗?” 那绝对是我人生中醍醐灌顶的时刻之一。陆平原鼓励我的话,与我此前在幽暗岁月中不断激励自己的话如出一辙,那就是人应当遵从内心,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过你想过的生活。那一刻,我便暂时断了让王悦歆回到小城的念头——既然我只能在这个行当混着,就先别拉她下水,至于我何时能上岸,我也不知道。 然而,随后的事,倒有点出乎意料。 陆平原劝导我时,向我坦白心迹,说他也厌倦在区委办工作,最近正打算申请离职,且厌倦的理由十分清奇:“这工作很没价值,不想在这里浪费人生。” 比如整理档案,只需把文件材料归类后装进档案盒以待上级检查,但那些东西十有八九都不会被打开,摆在那里就代表这项工作完成了——至于实际工作成效,可能就在档案盒中某份文件第三页第六段,只有三句话,但为了修饰它,有人必须得殚精竭虑地写上三百句将它包围起来; 比如开会,为个领导桌签的摆放顺序能讨论半天,开完会,安排完工作,干活吧,不行,还得就此项工作召开些落实会、动员会、推进会、协调会等等; 再说材料,上司为“锻炼”他,偶尔安排他写点讲话稿,有什么好写?会议有方案,有任务表,为什么非得“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且这些个意见,多半是秘书搜肠刮肚大半夜拼凑起来的空话、套话,还讲得唾沫横飞,叫下面的人昏昏欲睡听上老半天。 “为什么要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在这些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事情上?就算别人能容忍被浪费,我也不能。” 我没料到他温文的外表下竟然潜藏着颗愤世嫉俗的心。他提到的这些工作,每个初进区委办的“小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我听过有人抱怨苦和累的,却从没听过抱怨工作没价值的,包括我,甚至还为自己干得不错而沾沾自喜过呢。 再说,什么是有价值的工作?有价值的事通常有价格,怎么会轮到他。我想他就是因为没能受到重用,单纯发牢骚而已。 我低估了他。 2 没过多久,陆平原真的找了区委办主任,直截了当申请离职。 这可是本地有史以来第一遭。全区所有单位中,区委办处于金字塔尖,号称培养年轻干部的摇篮,只要人不是太差太混,进来就算把正科捉在手里了。在乡镇,很多人干到退休,用尽心机,副科依然有如虚幻的云朵和不可捕捉的风。 不知多少人花钱托关系往进来钻,你居然想出去?领导让陆平原好好考虑,他表示去意已决。尽管如此,领导还是给了他半个月“冷静期”,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这件事很快就成为区委办的热门话题。这倒怨不得专爱探人隐私的顺风耳和八卦嘴们,只怨陆平原心性坦荡,换种说法就是——没有城府,别人问他因何离职,他也不找个人家爱听的理由,几乎毫不隐瞒,直叙其因。于是乎,冷笑者有之,讥讽者有之,视为笑柄等着看笑话者有之。 至于我,由于他几天就做了我几年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心里酸溜溜的。 “冷静期”内我俩见面时,陆平原愁眉苦脸,全没了离开时天高海阔的豪情。他在坦白心迹时亦向我透露,他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商人——不是那种纯为赚钱的商人,而是既有文化素养又有社会担当的商人,或许就是所谓的“儒商”(但愿我的理解是对的)。他说,这是受父亲的影响。 陆平原的父亲是本地人口中的“老牌高中生”,70年代毕业回乡后当了民办教师,很有商业头脑,教书农忙外,想方设法赚钱补贴家用,很快带领赤贫的家庭步入小康;陆平原四五岁时,他父亲开办了全镇第一家商店;他十多岁时,也就是90年代末,他父亲在邻近的几个煤矿入股近20万元,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 陆平原在父亲创造的优渥家境中度过童年,无忧无虑,不思读书,每天除了玩儿,不知道还能干什么。12岁那年,家中迎来更大的惊喜——整整当了23年民办教师的父亲通过了转正考试,即将成为无数民办教师梦寐以求的公派教师。然而悲喜往往就在瞬间转换,喜悦的神色还未从家人的脸上退去,陆平原的父亲就殁于一场至今无法说明原由的车祸——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公路边,摩托车摔在身旁,不知是外人肇事还是自己跌倒。人被发现时已口不能言,于送医途中离世。对于蒸蒸日上的家庭,这有如灭顶,投资的钱几乎全打了水漂,更因生计无人操持,家境自此每况愈下。 父亲离世,家道中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及弥漫在家中挥之不散的悲戚,促使陆平原开始发奋读书。在他艰难的成长岁月中,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振兴家庭,是支撑着他的最重要信念。 当初他硕士毕业后回乡,没想过去哪个单位上班,唯一的心愿便是创业。只是囿于本地固有观念,又耐不住亲友喋喋不休的规劝,随大流参加了区里举办的事业单位招考,上线,被分配到乡镇,为此关掉了已在盈利的培训公司。 在乡镇的半年,他多在“包扶村”工作,做调查搞统计,打交道的都是老百姓,于田间地头睹得众生百相,感觉既充实又快乐——初到乡镇产生的新鲜感,让他忘记了所谓理想初心,生出想在这条道上走下去的野心。于是区委办公开选拔秘书时,他不免跃跃欲试,加之领导劝诫,亲友鼓励,都说那是仕途捷径,他就昏头昏脑地参加了。 结果——结果是这段时光成功地让他记起了理想初心。 陆平原父亲殁后,母亲未改嫁,凭着丈夫留下的商店将4个孩子抚养成人。母亲得知陆平原想从区委办离职去经商,整日哭哭啼啼,又是威胁断绝母子关系,又觉得他被恶灵附身,非要带他到庙里烧香祈禳。亲戚们也是抨击加劝导,甚而稍有沾亲带故者,也来谆谆善诱。家中每日电闪雷鸣,炮火阵阵,他一时有点吃不消,动摇了。 如果说全区有谁能深解其中苦,似乎就是我。 此前,我已同父母艰难争斗了六七年,解释、讲理、乞求、嚷仗摔门、踢桌冷战,不知用上多少手段,依旧不能使他们铁板一块的官本位思维有丝毫松动。亲友们固然全非势利,但在这个连办身份证都需要提前打招呼的地方,你能浸淫其间谋个一官半职,对他们自然并非坏事。 人们眼见耳听都是权力的好处,什么价值和意义,岂不是天方夜谭!如果你非不肯走这条人人艳羡的康庄大道,准备对抗周遭社会,最好能有强健的精神和不屈的灵魂,否则稍不留神儿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去——所以,除了把前一阵他鼓励我的话全数奉还,我确是爱莫能助。我知道,这件事只有他强硬地战斗到底,方有胜算的可能。 “冷静期”还未结束,陆平原就难抵重重压力,吃了回头草(我起初认为是他软弱,后来认识到他只是比我更爱家人),受了群嘲,不过依然受领导重用,没多久就被安排做新任组织部长的秘书。 而后,区文史馆启动编纂志书的项目,我被调用当了编辑,从此埋首于区情区志区故,再未做过副科级干部的梦,也彻底断了让王悦歆回到小城的念想。 3 2017年冬,陆平原的女儿出生。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奶粉钱都是好大一笔开支。全家四口还挤在租来的小房间里,当务之急是筹划购置一所为妻儿遮风挡雨的房子。可他亲友无靠,凡事只能自己想办法。现实最能杀死理想,我认为当好秘书、安心仕途就是他的康庄大道,再说,按照本地行情,做官或许也是门“生意”,何必舍近求远。 春节过后,大概二三月光景,有天中午他打电话过来,声音闷闷不乐,说想约我出去聊聊。自从他当了秘书,我俩便很少见面。服务领导是份非常重要也非常繁忙的工作,我的许多同事,一旦当了秘书,脸上就平添了份神秘感,举止变得分外稳重得体,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自然就不能同我这样口无遮拦的人玩儿了。 天刚降过大雪,街道撒了化雪盐,黑乎乎脏兮兮的。陆平原满身寒气地坐进我的车里,脸上又是熟悉的晦暗神色。显然,他又遇到了问题。 新任组织部长,学历极高,也是秘书出身,先在市委写材料,后提拔到市委组织部任某科室主任,很快又调来区里。按照惯例,他下到区里就是镀镀金,很快要回去的。部长面貌文雅,总笑眯眯的,待人亲切和蔼,不耍一点官架子,完全不同于区里的那帮老派官僚。陆平原刚成为他秘书时,对他评价也极高。可没多久,他就领教了何为官威。 部长既是写材料出身,对材料自然抠得严,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能反复改上三四遍。于是陆平原加班熬夜写材料成了常态——不过这也倒罢了,毕竟就是在词句上下点儿功夫。其实,端茶倒水拎包开车门也是小事,就算打理部长大人的生活,安排行程、购买车票机票、登房退房,逢着部长家人生日或过节帮着订购礼物等等,忍一忍也能干下去。陆平原知道自己算“二次进宫”,再搞出点幺蛾子,在单位里就真的没法混下去了。 然而,所有忍气吞声都在部长大人叫他去清扫醉酒后吐得脏污的被褥时变得忍无可忍……得!他又开始要求尊严了。 官本位思维严重的地方,官僚习气自然不差,上下级关系往往就被有些官僚演变成主仆关系。本地人至今把给领导当秘书叫做“伺候”,从中就能窥见其中奥妙。 “你是遇到特殊人了,我看他肯定待不长,你忍上两三年,把他送走就行了。”我劝。 “怎么忍?现在跟我说话完全是呼来喝去,一旦有什么不顺意,就冲我发脾气耍威风!” “你当初进区委办,没听说过这些吗?” “倒是有所耳闻。可我以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那些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是你不仅得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还得从内心都变成那样的人。” 我说过陆平原性格讨喜,是因为他总是宽容友善地对待别人,从不发脾气,更不用恶劣粗暴的话语伤害别人,即使发牢骚或对某事深有不满,依旧语气温和,最多就是面上稍有不平之色。可这次,他脸色气得发白,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我现在每天连单位都不想去,想到自己那副奴才样子,内心里明明就不想干、不想做,还要强颜欢笑,真是太窝囊了!有时我跟孩子在一起,猛然想起这些事,我就浑身冒汗——如果让孩子知道我在做这种事,他们会怎么想?” 这是想站着就把官升了把财发了,要知道他嘴里的奴才,不知还有多少人争着要做呢!多少有骨气有才华的人进到此门中,最后不是乖乖低了头?不忍气吞声怎么办?换领导?想都别想,只听说过领导换秘书,没听说秘书要求换领导。难道他要故技重施? “不。上次我还想用乡镇做个缓冲,现在我决定了,我要辞职!”他忿忿地说,“不过要辞也不是在这里。上次的事至今风波未平,成了人家的笑柄。我这次就算争口气,也要考到其它地方辞职。” 他说这话时,我们已驶出城区,来到平阔的北方郊野。放眼看去,远处的人家,近处的田地,荒草、树木和这条笔直的公路,全覆在厚厚的白雪下,经晴朗阳光照耀,发着闪闪银光。这洁净的令人有点神迷的景象终于使他从沮丧中抽身出来,停止了抱怨。我暗自松了口气,赶紧掉转车头回到城里,请他吃了碗热气腾腾的烩面(这很有帮助,他晦暗的脸上泛起了光泽),随后便像送瘟神似的把他送回了家。 我当然没把他赌咒发誓考到其它地方辞职的话放在心上,只当那是一时气话。 4 2018年8月份,陆平原说他要参加省考,我随声附和以表支持,心里却想,哪有那么容易——他报考的是市委政研室,那岗位尽管条件和门槛很高,可考生仍有上百人之多。 两个月后,他以笔试高于第二名近20分的成绩过线,面试亦有惊无险,顺利被录取。也就是说,他去了那位组织部长曾经工作过的单位。 我能说什么?对于这些会考试的家伙们,生活就是这般“朴实无华且枯燥”。 我认为他当时多少有点飘飘然,因为听到的都是赞美和道贺。就连那位组织部长,也以前辈身份向他传授经验,说政研室能如何锻炼提升年轻人,以及在提拔中占有何等优势,云云。于是,陆平原对我的说辞就不再是“到那里辞职”,而是“先去试一试”。此后,无论他打电话过来,还是我打电话过去,无论中午12点,还是晚间10点,问他在干什么,答复都很统一:“写材料。” 这是我能预料到的。陆平原吃了部长大人的亏,报考时特意选择这个侧重理论研究的岗位。他的愿望满足得很彻底,政研室职能虽多,可终究是“耍笔杆子”的地方,工作重心就是研读各种政策、精神、口号、理论,然后调查、分析、阐释、预测、评估等等,说白了,依旧是寻章摘句,跟那些空洞的文字较劲。 前两个月,我听他状态还不错,觉得他终于“上道儿了”。半年后,他声音里渐渐露出些倦怠和消沉来。没等到2019年夏天,他的耐心和信心便彻底消耗殆尽,又把辞职提上了日程。 我知道一个人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以及感到人生被浪费时的痛苦,因为我曾切身感受过。可是,如果说上次辞职时我是他唯一的支持者,那么这次,我也站到反对的人群里去了。 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他是裸辞,等于直接断了后路。老娘那里如何交待倒是小问题,单就不领那点工资如何维持生计,都立刻成了问题。他32岁了,在单位耗了四五年,武功几乎全废,辞职后能干什么?拖着两个孩子去大城市谋生?没有任何可能。可留在区里,除了政府和国企,哪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岗位?不少毕业于985、211的大学生回乡后,为每月两千多元的“公益性岗位”都要争破头,他可是省公务员! 再说他心心念念的“经商”,当年他那培训公司还算独门的生意,如今本地雨后春笋般冒出十几家,他势必要另寻门路,什么门路,全然不知。随着交往日深,我觉得比之于精神,他的身体更为柔弱——吹吹车载空调就能头疼脑热,吃点凉的酸的就要胃疼闹肚子。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非得逆流而行?就算那份工作真的如他所言,不可忍受且意义全无,又有什么大不了,熬上两三年,等到提拔时换个工作岗位不就完了嘛,为什么非得走辞职这条路? 陆平原消沉倦怠的情绪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上司找他谈话,他又很坦诚,直言自身所感所思,表露出辞职的意思。上司以为他大概是加班太多,工作太累,在闹情绪,承诺下一年就给他“解决正科”;又疑心他长时间与妻儿分居两地,不能忍受奔波之苦,表示愿意帮忙将他的妻子调到市里。能开出如此诱人的条件,说明上司很赏识他,也说明他在写材料上的确有两把刷子。 或许是顾虑到我所担忧的种种现实问题,或许为上司青眼有加打动,陆平原不再频繁地提辞职了。只是在其后两三次见面中,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情绪越来越消沉。到后来,看到他的来电,我就头疼,因为电话那头的牢骚越来越多,诉起苦来越来越像祥林嫂,似乎就要陷入抑郁。我本不是个积极的人,自然更难承受这些消极的输入。可我又没办法不听,因为我是这座小城里他唯一可以信任和倾诉的对象,难兄难弟,只能互相拯救。 有次我和王悦歆在一起时,陆平原又打来电话,又是长长的牢骚,挂掉电话后,我叹了口气。王悦歆问是谁的电话,我便跟她讲了陆平原的事。那时王悦歆正被她的“大城市”虐得死去活来,她的住处离公司太远,每天上班先坐路过的班车,再换乘地铁,最后搭公交,一趟就得耗掉近2个小时。下班后依然如此。她这般疲于奔命已有2年,可依然不打算跟我回到小县城。 她本可以像我那样过安稳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她在省城工作了2年,2011年24岁时,她考了老家县城的村官,并被分配到她家附近的小镇。她住在家里,每天早晨搭公交车去镇政府,下午返回,每趟不到半小时,生活被母亲照顾得很好。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她果断地选择了辞职,因为她感受到了与陆平原同样的痛苦,“我感觉自己瞬间从文明世界掉进蛮荒世界,不可能在那种丛林法则里生存”。 王悦歆是个行动派,所以,听到陆平原的事儿,立马说:“如果你确实感受到强烈的痛苦,那就立刻去解决你的痛苦。你和陆平原之所以同样如此矛盾和痛苦,就是因为你们总是瞻前顾后,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而人生不可能两全其美。作为成年人,你只需清楚自己所作选择的后果和代价,对此负责即可,没必要想太多,更不要被未知吓倒,因为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我又被她借机上了一课。 5 临近2020年春节,我到市里办事,恰逢周五,跟陆平原说好坐他的车返回区里。他原想下午过单位磨蹭会儿打个招呼就开溜,不幸的是刚进门就接到份材料,于是连带着我也不幸起来。 我的事情上午即已办结,百无聊赖地在寒冷的街道上溜达到下午下班,和两个朋友吃饭,聊天,玩儿,耗到晚上10点,陆平原还在连声说抱歉——周末头脑空空地陪孩子玩会儿是他最后盼头儿了,他不想连这点时光都被材料毁掉。 后来我只能到他办公室里等他。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一个并不宽敞的房间,进门左手靠墙摆着长条沙发和茶几,饮水机蹲在墙角,两个所有办公室都能见到的那种褐红色木头资料柜,靠墙戳着一个,另一个权当帘幕遮挡靠窗的单人床。所剩不多的空间,分出4个小格子,他拘身于其中一个,就着惨白的灯光,满脸油渍地盯着电脑屏幕。他的痛苦我瞬间感同身受——长年累月坐在这种地方,干这些破事,就算不抑郁,恐怕也得心理变态。 我躺那张还算舒服的长条沙发上(单人床的被褥皱皱巴巴的)看了会儿手机,眯了过去。 陆平原叫醒我时已是凌晨,我们的车驶出黑漆漆的院子,驶入冷清清的街道,他瘫在副驾座椅里,失神地望着黑夜中的什么,一言不发。我们找了家寒夜里依然孤独坚守的小店,吃了点东西,离开市区,驶上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他很快就睡了过去,瘦小的身躯缩在座椅里,发出浓重的鼾声。我的同情心多少恢复了点,可又想想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不是终日忙忙碌碌,实则就如同推空磨的驴子?至少他熬上几年,还有希望换个光鲜点的工作岗位。 我停在服务区上厕所时,他醒了。 “你也看到了,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换做你,你能干下去吗?”回到车上时他说。 “给个正科我就干。” “快算了!你留在区委办不照样能混个正科。” “我是真的不合适。”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也不合适啊!”他说,“我就有点奇怪,你为什么会觉得我适合干这种工作?” “你学历这么高,性格这么好,又受领导待见。我这倒不是吹捧你,我就是觉得你留在那里,安安稳稳混到老,混个处长什么的,没必要非得出来。” “弄个处长又能如何?为一个你不想要的东西耗上几十年人生,你认为值得吗?有意义吗?”即使他用的是反问句,还是连连发问,语气听起来却像在跟我商量似的。 “谁知道呢,等你尝试后才知道,说不定你坐到那个位子上,人人都对你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又给你开车门又给你端水杯,想你所想,急你所急,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立刻就觉得有意思了。” “这就说明你还不了解我。”他大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随他们去吧。反正我在这条路上的尝试已经结束了。我已经跟领导明确表态要辞职了,他也同意了。这段时间就是过渡,等着他们抽调人来接替我。” “什么?!”我吃惊得差点把车开翻,“你什么时候提的?” “上个星期。” “你就不能从上次的事情中吸取点经验教训吗?为什么要这么冲动?难道你不能让他给你调整个工作岗位吗?” “算了吧,到哪儿不一样。我不是没有努力过,老实说,当秘书那会儿,怎么察言观色、揣测领导的意图甚至跟领导吃饭坐哪个位置、怎么敬酒,我都下功夫研究过。先前来到市上,我也想好好干,上面新发布的报纸,文件,政策,我也下功夫研究过。所以,我尝试过了,努力过了,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不管茅草屋还是黄金殿,适合你才行,不是吗?” “我知道你理论水平高,道理讲得很好,可问题只有一个——你辞职后怎么办?生活都是问题啊!” “这段时间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以前有很多顾虑,怕生活不好,怕人家说你,笑话你。现在想想,其实你就是别人生活里的调味剂,人家嘴上说说,也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关心你到底过得怎么样?我妈最多就是伤心上一段时间,亲戚就更别说了。真要过一辈子的,是老婆和孩子,我觉得只要对得起他们,我问心无愧。现在辞职不拿这五六千块,他们不过是暂时生活的困难点。我还是会重新适应社会,去做点生意养家糊口。我不相信还能把我饿死。” 我根本懒得搭他的话,只能长叹一声。 “我一直在想我爸,他那么年轻就去世……其实人生的事谁能说得清楚,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做点想做的事。我想就算我混得不好,没有给我的孩子创造出更好的环境,可我觉得,我至少能给他们一个积极的,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敢于追求梦想的父亲的形象。你认为呢?” 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是做好所有准备,决心走上最艰难的路了。我没任何理由劝阻他,只是替他感到惋惜,感到委屈。 “你知道,你想通了这些,我很高兴。我觉得以后你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可是我有时总这么想,如果你将来到什么岗位上,总好过那些没有一点原则的人,总还能做点好事。” “哎呦!你说得我脸皮都烫了。”他笑了,“你也了解现状,我们的上任区委书记,看他的出身和履历,走到那个位置有多不容易?再看看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那样,结果呢?” 我不知是被深夜阵阵袭来睡意影响,还是被他的话语感染,情绪有点莫名躁动:“那就像他们那样啊,弯个腰,说点违心话,做点违心事,有什么问题呢?自命高洁有什么用呢?像我们这样没名没姓的人,谁会在乎你做过什么?你这样除了让自己被排挤,被嘲讽,让自己痛苦,有什么意义……”我没说出余下的那些话,因为车驶进了隧道,轮胎碾到白色实线后发出巨大声响,淹没了我的声音,也使我清醒过来。 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字眼,不正是我的亲友们质问我时说的吗——大家都那样,你为什么不?要什么价值和尊严,有什么意义?正直有什么意义?诚实有什么意义?良知有什么意义?既然毫无意义——你为什么不? 不,陆平原的态度比我更为坚决,不就是不。 2020年夏季来临时,他办理了辞职手续。 The post 人间theLivings丨33岁辞职的公务员:我算是误入歧途了 appeared first on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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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邓超减肥要她作陪 孙俪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大纪元2020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又淳报导)大陆明星夫妇邓超孙俪常在微博搞笑斗嘴秀恩爱。29日,孙俪晒出邓超参加某颁奖活动的照片,并透露邓超此前因为太胖,要她陪着一起减肥,让本来很瘦的她甜蜜自嘲顾影自怜。 被安排担任主持人的邓超,在28日的活动中以一身白色西装帅气登场,眼尖的网友感到很惊讶,因为邓超似乎与平常很不一样,仔细一看,原来是邓超瘦了许多。 孙俪29日在微博晒出邓超的照片时解释:“邓超之前太胖了他要减肥,他要我帮助他。原本已经很瘦的我为了鼓励他,也跟着一起减肥。他瘦了5公斤,我瘦了2公斤。”并甜蜜自嘲:“我觉得我好可怜……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呢?” 稍早前录制综艺节目的邓超,脸部发福十分明显,连头上戴的帽子都显得有点小了,引来许多网友猜测节目组伙食太好。而孙俪29日在微博贴出两张对比照,明显看出邓超瘦了不少,许多网友感慨,邓超瘦身的背后,孙俪功不可没,同时好奇孙俪让邓超想瘦就瘦究竟有什么秘笈。 被邓超称为“养生达人”的孙俪,曾分享自己一天的午餐照。照片中有两碗食物:一小碗黑米饭,一碗青菜蛋花汤。极其清淡朴实的菜色,让网友非常惊讶,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孙俪的好身材当然也不是一天练成的。她不只在饮食上重视养生、日常生活相当自律,而且在运动健身上毫不松懈。她平时勤练瑜珈、上健身房,即便产后也没放松对自己身材的要求。而在紧张拍戏时,她总会充分运用时间锻练身体,早晨刷牙时会习惯性地将腿放在洗漱台上,边刷牙边压腿。 此次,面对孙俪对邓超发问“他胖,为什么我要跟着减肥”,网友纷纷留言“因为爱情”,并笑说“你更瘦就可以吃更多蛋糕了”。 责任编辑:韩玉

吉林大学生曝食堂饭菜质量差 遭餐厅主任呛声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近日,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南岭校区,有学生在微信群中吐槽四餐厅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异物,四年来菜谱从来不变。对此,四餐厅主任在群中声称,学生父母是让他们来学习的,并不是让他们来欣赏美食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回复纷纷表达不满。 据上传到网络的图片显示,吉林大学学生在微信群中表示,四餐厅的饭菜昂贵且质量差。饭菜中还有橡皮筋、塑料绳等异物。有图片显示,学生在米粉内吃出了头发,在炒菜里吃到了橡皮筋、塑料绳。 有网民曝光了学校餐厅服务交流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在群中,学生吐槽四餐厅的菜谱四年来从来不变,都吃腻了。对于学生的不满,餐厅主任只回了四个字——吃饱就行。 群内学生就其言论进行调侃,该餐厅主任称:“我想你的父母是让你好好学习来的,并不是让你欣赏美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任务。” 这样的答复令学生感到很不满,他们反问:“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孩子吃好呢?” 11月27日,吉林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事正在调查,他们会改善饭菜质量。 此事也在网上引起民众热议。他们表示:“餐厅主任的父母教他上班是来敷衍了事,被指出来还呛别人的?” “那父母也没说要去学校吃皮筋和塑料绳啊。” “父母花钱也不是让孩子买猪食吃。” “一般来说搞餐饮的通常都情商过人,这位餐厅主任反呛消费者,是因为他有垄断权,所以压根不在乎学生的意见。” “管餐厅的都是关系户,里面的油水大家都懂吧!” 责任编辑:徐亦扬

王家新丨背影:悼LM

诗人老木,胡敏摄 梅朵按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 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老木1989年来到法国,在巴黎一直生活到2016年; 2015年回家乡萍乡,2020年11月27日,因病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谨此登载诗人王家新老师纪念老木的诗歌《背景》,和他的一篇旧文《火车站,小姐姐……》,以示对离世诗人的哀悼和纪念。 老木离去后的背影,2018年3月3日,北京世纪城。胡敏摄。 背影 ——悼LM 王家新 这次你真的走了, 当年我要劝你的话,此刻 也许是永远 咽了下去。 但我觉得你还在那里走,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北京世纪城。 那是2018年3月初, 饭后,春寒陡峭中, 我们望着你臃肿的黑色背影, 肩后拖着(而不是飘着) 一长截红色围巾, (没有人告诉你系反了吗?) 从灰色的大街上离去—— 不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 革命家和先锋派诗人, 而像是一个村干部, 一个秃顶的小包工头, (不是你曾崇拜的凡高, 更不是疯了的荷尓德林) 你要去找谁呢? 海子早走了(那时是你第一个 来告诉我的消息),一禾 也接着走了。 你还想掀起一次“新诗潮”吗? 不,那一页永远翻了过去。 未名湖早已结冰。 而我们所在的高楼林立的世纪城 当年曾是一片乱坟地。 我担心的,是你的那一长截 长尾巴似的红色围巾, (那也许是巴黎的礼物——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 引导人民”的巴黎……) 如果你路过一个游乐场 或卡夫卡的布拉格, 向绝食艺人投掷石子的顽童, 会不会猛地从你的背后 喧笑着把它拖拽起? 不,在这个无奇不有的时代, 没有人会对此在意。“我看见 我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杰出?不;“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 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是,曾是; 但走着走着,就成了同一个人。 我们中的诗人西川 曾在巴黎寻你不遇而哭, 一旦见面却又无话可说。 你是不是也渴望成为悲剧英雄, 演完之后才发现它是喜剧? 总之,你回来了,像是从一个 比地球更苍凉的外星球上回来了, 老友们见面,我们也只是 从你仅存的几根拉喳胡须上 才认出了你。 我们拥抱,拘谨地拥抱。 我们交换一点温暖。 而你咧开嘴笑了,满足地 痴呆地笑了…… (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到心酸, 甚至想跑到一个乱坟地里哭一场?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想不出。我们只是 劝你多吃,多吃……) 走了,这次你真的走了, 不是从仓惶中的首都机场, 也不是从归国后的家乡, 而是从那样一条灰街—— 身后拖着一长截系反了的红色围巾, 脚步踉跄,像是怀揣着 一笔什么糊涂账。 而我只能努力来记住这一切—— 那不单是你的,也似乎是 一个时代的最后背影。 2020,11,28-29 2018年3月3日,老木由归国二年多后的家乡江西萍乡来北京与唐晓渡、西川、王家新相聚。胡敏摄。 火车站,小姐姐……                   王家新 “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在一起回忆”                                              ——阿赫玛托娃 1989年3月下旬,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最早把这一消息传给我的是老木,当时他在文联大楼的文艺报上班,我在他们楼下的诗刊社上班。老木一贯风风火火的,遇到这事更显得火急火燎,他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劈头盖脑地告诉了我这一噩耗后,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他的人影已不见了——大概去筹备追悼会或其它什么活动去了。   而我楞在那里!怎么会呢?不可能吧?就在大半个月前,海子还来过这里,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迹象!唯一的迹象是他在同我的谈话中,谈到了他春节回老家安庆期间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但在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的这个“发现”,直到后来我在他的遗作《黑夜的献诗》中读到这样的令我颤栗不已的诗句: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也许正是在那一刹那,我才如梦初醒般地理解了海子的死。我知道了一个写出如此诗篇的人必死无疑,因为他已径直抵达到生与死的黑暗本原,因为他竟敢用一种神示的语言歌唱,因为——他已创造了一种可以让他去死的死!   然而,我却不愿轻易说出这一切。海子的壮烈的死,在我看来,也使一切的言说显得苍白。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推却了陈东东的约稿,他将在《倾向》第2期出一个纪念专辑;而在更早,不知怎的,我甚至没有去参加海子的追悼会。我知道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不可理喻的一切。我在内心里如此执拗,就是不愿相信海子及后来骆一禾的死——正如我不敢相信那一年在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一样!   那是在4月初,海子死后还不到一周。我在家里闷着,但又坐立不安。我似乎也隐隐感到了一禾所说的雷霆(他在整理海子遗作期间写下的诗:“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但又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雷声。就在这种茫茫然中,我一再想到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多多,想骑车去新街口附近他的家去(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中还很少有电话),想告诉他这一消息,想和他在一起谈论,或者干脆在一起沉默——在沉默中默默分担这像雷霆和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一切!   是的,在那时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多多。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相互间却有一种难得的默契。他经常一个人到我家来,一谈就谈到很晚(当时的《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诗歌专辑,他还特意请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可以说我热爱多多,不仅喜爱他的诗,还赞赏他的人本身。说来话长,在那时的北京诗人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早有公论,然而对他的人,许多人却敬而远之——他的傲气,他的暴烈和偏激,让许多人都受不了。传说有一次他和一个老朋友发火时,在人家的阳台上掂起一把自行车说扔就扔了下去!然而很怪,对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一次在一个聚会上,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接着还念了一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然后傲气十足地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可以说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多多!   当然,多多的生活中还有着另一面,那就是独自面对命运的黑暗并与它痛苦搏斗的一面。记得有一次在我家,当他看到我的刚过五岁的叫他“多多叔叔”的儿子(顺便说一句,多多特别喜欢孩子,在他临出国前还不忘要我选一幅他的画送给我的爱画画的儿子),颇动情地问我“家新你知道吗,我也曾有个女儿……”我当然知道,因为“多多”这个笔名就是他的早夭的小女儿的名字!但我一直没有问及此事,怕触及到他的隐痛和创伤,也不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让死亡在他那里活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一直在以内在的暴力抵御着外在的暴力。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的诗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多。他自己一直为死亡所纠缠,他的性格那样暴烈,他在孤独和痛苦中承受的又是那么多,我怎能把这样的消息传递给他?!   我就这样压下了去找多多的念头。但是,我没有骑车到多多那里,他却到我这里来了!时间是4月初的一个深晚。那时我和我的家人住在西单白庙胡同的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夜里11点左右,我听到屋外一个熟悉的叫我的声音,开门一看,正是多多!他在院子里那棵黑乎乎的大枣树下放好自行车,然后像地下党人似的紧张而神秘地走进屋来,还没有坐下,就这样问“家新,我听说海子自杀的事了!是不是因为我呵?”声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惶惑和不安,我心里一震,嘴上一面赶紧说“不,不”,一面安顿他坐下,并赶紧找杯子沏茶。   我当然明白多多说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头年在我家举行的“幸存者”活动。“幸存者”是80年代后期由芒克、唐晓渡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的俱乐部,多多和我都是它的首批成员(虽然多多和我都对“幸存者”这个名字有异议),海子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那一次,轮到在我家举行活动,去了二三十人,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坐,人们只好站着或靠着;屋子里唯一的单身沙发,人们留给了多多,多多当仁不让地在那里坐了下来,并点起烟,一付大师的派头。那么,怎么开始?像往常那样“侃”诗?静默了二三分钟,也没有人挑头,“那就念诗吧”,有人提议。这一次,海子自告奋勇地打头。他先念了一首,没什么反响,“我再念一首吧”,接着念了一首新写的比较长的和草原有关的诗。这一首节奏更为缓慢,在我的印象中,只能算是海子的中等水平的诗(我想我还是比较了解海子的诗的)。这之后,依然没有什么反响,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多多说话了:“海子,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们打磕睡呢?”就是这句话,使多多后来深深地内疚不安。但了解八十年代诗歌圈子的人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是这样在一起谈诗的,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矜持和顾虑。多多这样一说,气氛有点活跃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七嘴八舌地提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像后来所传说的那样把海子的诗“贬得一无是处”。人们也并不是有眼不识天才。如果当时海子念的是像《黑夜的献诗》这样的诗,我想说不定多多会一下子站起来拥抱住这位“兄弟”的!多多就是这样一种性情。我了解他对诗的那种动物般的敏锐直觉,更知道他对诗的那种赤子般的热爱(这里仅举一例:多多出国前一直在中国农民报编副刊,一次他很兴奋地对我谈到一个农村作者寄来的诗稿《我是田野的儿子》:“写得好哇,就跟我写的一样!他妈的,我也是田野的儿子呵!”)海子可能在当时受到刺激,但我想他并不会因此而对多多和其他诗人有什么看法,或改变他一直对多多所抱的崇敬之情。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和海子的自杀联系起来,我更是不能同意。那晚人散后,因太晚不能赶回昌平,海子就住在我家。一同留下的还有另一个朋友,他们一人睡在长沙发上,一人睡在折叠床上。我记得在睡前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海子是有点怏怏不乐,但我想他是在想他自己的诗。他并没有说任何人的不好。他不是那种人。在这方面,他永远单纯得像一个孩子。   话再回到4月初那天晚上。多多在屋子里坐下后,我关了大灯,开了书桌上的台灯。我的妻子和孩子已在里屋睡了,只有我们俩在外屋低声聊着。夜色的深邃和宁静并不能使人平静。我们都被海子的死深深地震撼了,“家新,今年一定有大事发生,你等着吧,一定有大事发生!”多多在谈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大地震前的小动物一样躁动不安(后来发生的一切才使我理解了他那惊人的预感)。一会儿,话题又回到海子的死上。这一次,多多不解地、若有所思地问我:“家新,你说怪不怪,这两天我翻海子的诗,他写过死亡,写到过火车站、小姐姐,哎,我也写过这些呀!我这样写过:小姐姐向火车站走来……”而我抑制着内心的颤栗听着。后来我曾想从海子和多多的诗中找到有关的诗篇,但又作罢,还有必要去找吗?死亡一直就在那里!在童年的铁锈斑斑的火车站上,在“小姐姐”那贫困而清澈的眼睛里,更在我们自身生命中那不可理喻的冲动里……是到了让死亡来造就一位诗人的时候了!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近年来我自己也曾经历的那种几乎要“越界”的精神危机和冲动,我这样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   一时间多多无语,我亦无语,在十多年前的那个愈来愈深重的夜里。     二个月后,多多去了英国。当我闻知这个消息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四、五个月后,西川在到我家的路上、在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人,他对那个人说他梦到了海子和一禾,他们一起要他到他们那里去。待他到我家后,我大吃一惊:数月不见,西川一下子变苍老了,配上那付他穿了多年的浮士德式的破旧的蓝色长工作衫,像是刚从地狱里出来似的!     三年后,当我在伦敦的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再次见到多多时,我更是不敢相信:多多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而在这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也即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仿佛是从寒冬里刚刚出来,当我经过北京西北郊一片荒废的园林,当我看到一群燕子飞来,在潮润的草地上盘旋并欢快地鸣叫时(是在那里寻找蠕动的小虫子吧),我不由自主的站住了。这就是梦幻般的春天吗?是的,然而生命的复苏却使一种巨大的荒凉感重又涌上了我的喉咙——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历的苦难青春,想起那曾笼罩住我们不放的死亡,想到我们生命中的暴力和荒凉……我想起这一切,流下了眼泪。于是回来后我写下了一首诗:         车站,这废弃的         被出让给空旷的,仍留着一缕         火车远去的气息         车轮移动,铁轨渐渐生锈         但是死亡曾在这儿碰撞         生命太渴望了,以至于一列车厢         与另一列之间         在呼喊一场剧烈的枪战         这就如同一个时代,动词们         相继开走,它卸下的名词         一堆堆生锈,而形容词         是在铁轨间疯长的野草……   就这样,我写下了我的哀悼和纪念。现在,当我回想这一切时,已是2001年7月14日。昨夜彻夜的狂欢似乎仍未平息,连我也受到感染。我衷心为这个国家祝福,更为广场上那些因申奥成功而狂欢的青年祝福——是的,七年后的中国将属于他们,七年后的他们正是登上所谓“历史舞台”并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苦难”这个词,为什么不狂欢呢。但同时,就在我这样想时,我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寂寞。的确,一切全变了,这已是一个和十多年前甚至三四年前都不大一样的时代。然而苦难并没有变为一种记忆,因为没有人记忆。于是,恰恰就在电视中传来的举国狂欢中,我感到一切正离我远去。我再次想起了海子——死亡已使舞者和那最后的舞蹈化为一体,使他永远定格在永恒的25岁;想起了多多——他现在仍乔居在欧洲的某一个国家,带着一头白发,眺望那已看不见的黑暗田野;想起了新街口马相胡同、前门西河沿街、西单白庙胡同这些我曾居住过的、现在恐怕已逐一从新版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的地名。是的,一切已不存在或将不存在,一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化为一支挽歌。唯有不灭的记忆仍留在心中,唯有那不灭的记忆仍在寻找着流离失所的人们。想到这里,我再一次找出多多的近作《四合院》,它写得是多么好呵。我读着它,惊叹于诗人语言天才的再度迸发,同时,又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一位游子的家国之思,为那“撞开过几代家门的橡实”,为那些在神话的庇护下“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姐妹,也为那一阵为我们所熟悉的“扣错衣襟的冷”……是的,无尽的文化乡愁、多少年的爱与恨、一种刻骨的生命之忆,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名叫多多的诗人:         把晚年的父亲轻轻抱上膝头        ...

无锡村民房屋被偷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 强拆 | 暴力强拆

【大纪元2020年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熙采访报导)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从今年8月开始,大量村民的合法房屋被偷拆、强拆,无任何公告手续,无补偿安置。社区和街道互推责任,无人承认偷拆房屋,村民无处说理。 人在医院 房屋被偷拆了 11月24日,居住尤渡村251号的吴建文还在医院住院,房屋就被偷拆了,他的妻子也在医院陪他,因天冷那天刚好回家拿衣服,看见大批穿迷彩服的人在拆房,还在问:“这么多人又要强拆谁家了?”没想到拆的是她家。 她刚进家门就给拆迁的人拖出来了,皮夹子放在冰箱上没拿,要求拿一下不准,银行卡、身份证、钞票都在里边。她哭得不行。 吴建文告诉大纪元记者,“我人还在医院里把家里房子拆掉了,什么手续都没有。拆房征地要做什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找我们协商,没得谈。” “9月30日,街道还带人来我家量土地坪数,我不让量,他们就把我押在门口。因为年纪大了,受不了精神刺激,从那时我就不舒服住进医院了。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不管你的死活。 “大概是村里来拆的,但是都不认识。报了警,但是警员当时不会来的,他们是一伙的,派出所到我家只要10分钟,按道理15分至20分就要来了,他要过了半小时,房子拆掉了才会来的。来了也说是政府行为就走了。 “从8月开始就在拆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拆?我村总共有近300户,拆了200多户了。我看不对劲,他想怎样就怎样的,再下去我肯定要吃亏的。所以,我就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吴建文旁边栋的房屋也同一天被拆,是尤洪兴的家,据尤洪兴儿媳说,村书记约好25号去谈,但24号就被夷为平地了。 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村251号,吴建文的家。(受访者提供)吴建文还在住院,家就被偷拆了。(受访者提供) 二栋房被强拆  一家十口人流落街上 吴胜法位于尤渡里235号的房屋,8月7日被强拆后,11月18日下午,位于尤渡里389号的房屋也被拆了。温馨的家夷为平地,让全家十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吴胜法妻子告诉大纪元记者,“第一栋房强拆根本没跟我们谈,一点手续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发什么。” “那天街道拆迁办领导带着100多人强拆我们房子,当时我们都在家,强行把我们押出来,东西都压在里面。 “第二栋房是11月18日来拆的,这次有来谈过二次,但没谈拢,我想应该还会再来谈的,没有,过了3天就来把房子拆掉了。 “他们9月30日,几十个人穿着迷彩服冲到我家里,把我打一顿,那天我女儿没上班请家在家,我孙女读幼儿园感冒也在家,吃过饭她母女俩躺在床上,这时我在楼上听到有敲门声音,还没走到楼下,他们已经撬开门冲进来了。 “我说,你们冲进我家干什么?你们这是私闯民宅,他们不说话,四五个人过来就把我抬到房间里摔在地板上,我女儿和小孩看了吓哭了。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到我家门上贴一张纸,说我家是危房。我的房子是别墅房,他说是危房。因为上面盖的是广宁街道的章,我就到街道去问他们,为什么说我家是危房?他说,你家就是危房。 “过几天街道来找我们谈,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给他讲了我们家具体的困难和需求。我丈夫说,我们家这么多人,一定要安置好我们的。 “他说,不是看人安排的,也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你们要,就从老房子弄一套过来。这次还没谈好。过二天就来把我们房子拆掉了。现在是权大于法,没办法呀! “房子都被强拆了,那天我们全家都到街道里去住了一个晚上,隔天早上来了好多保安、保防来强行把我拉到拆迁办。后来听他们说,现在先安排你们去115101住,我去一看,都是毛坯房,一样东西都没有,只有大门有门,里面房间、卫浴都没有门,里面全是灰。 “27日,我们实在没地方住,到社区去,社区又叫我们到街道去,街道又把我们赶出来。我们家有二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7岁,一个老母亲80多岁,怎么生活啊,我们现在住在外面,没理可讲啊! “我到社区,社区说没拆我们房子,要我们去找街道,街道要我们找社区。来的都是穿迷彩服的,还带着电击棍,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来拆的。” 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 无锡市锡山区的陶国芬,目前已经搜集无锡地区村民被非法强拆、强征的资料近百笔,准备在网上投诉无锡市委书记黄钦。她表示,“无锡市在黄钦和市长杜小刚的领导下,无锡市的强拆工作做得是炉火纯青、无所不用其极。” 陶国芬还表示,“广益街道书记邓曙军、尤渡村书记马建,无视法律,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巧立名目、造假、横行不法、违法行政强行抢夺百姓财产,有权就可以无法无天强抢百姓财产?谈何文明城市,土匪城市还差不多吧!” 责任编辑:高静 #